七十年代白纬兄妹插队落户的淮北农村（十八）招生与招工

白纬

18. 招生与招工

文革中的大学、中专招生

1969年冬，绝大部分上海知青都回上海探亲。

等到他们返乡后，立即听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春节前，上海复旦大学到安徽来招生，上海招生老师直接下到县里，由公社领导推荐，人数很少。

白纬所在的公社里，有一位上海知青居然没有返沪，他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直接找到上海的招生老师。结果他被招到复旦大学去了！

你若说此人并非特意留在农村过年，而是在无意之中成为这个幸运儿的，那就是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

只是不清楚他的家族是如何获得这个绝密的内部消息罢了！

而且连李平火这帮上海知青“贵族”，因为自己家族资源的欠缺，也错过了这个绝好的机会！因为即使像李平火这样决心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展身手”的人，也不太可能拒绝进入上海复旦大学、衣锦还乡的机会！而且即使李平火所谋甚大，看不上复旦大学，那么他们知青组的人也绝对不会错过的！

事后想起来，那位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的上海知青，不光是家族资源雄厚，他的运气也算是“爆棚”了！

注：现在能够检索到的所有资料都显示，1970年招收的是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人数41870人，1970年9月入学；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42400人，1971年初入学，统称70级工农兵学员或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学员）。

其实最早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试点，应该在1970年春节前，当时上海复旦大学到地方来招生，招生老师直接下到县里，人数很少。

白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听同事君某（同济大学七三级工农兵大学生）说，上海复旦大于1970年的那次招生，是恢复高校招生的试点，他们读了一年就离校了。

现在在百度上也找不到有关1970年春节前上海复旦大学招生的任何信息，看来这次试点的范围确实非常小、且低调。

一个最大的可能是：当时从上海发家的张春桥、姚文元等，得知了中央考虑恢复大学招生的信息，抢先在上海复旦大学搞招生试点。后来因为中央下发的文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中发［1970］46号）中，并未给上海复旦大学的试点“站台”，这个试点就缺少正统性，因此只得悄然偃旗息鼓了。

由百度可知，1973年以前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还有过两次（1970年与1972年），白纬插队的地方都未听说过，原因不明。或者是阜南县没有分到那两次招生的名额，或者是那两次招生名额很少，在县里就被分光了。

1973年大学招生，上海知青都集中到公社去参加预试。

当时参加预试的还有七、八位合肥知青，他们多半是“老三届”高中生。还有一些本地回乡知青。

考试题目很容易，白纬都没看懂其中按高中知识出的题目，居然考了全公社第二名。第一名是本地回乡知青（公社中学教师），不过她中途多次离开考场。

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白纬兄妹都没有获得去县里参加考试的资格。

不过，白纬最迷惑不解的一点就是：那些合肥“老三届”高中生知青，为什么会考不过自己？难道合肥中学高中生的水平，还比不上白纬这个上海二流中学毕业的初中生？

这一年公社被录取的全是合肥知青，他们都是干部子弟。

有一位合肥男知青，听说他原先一个人呆在生产队里，就住在一间屋子里，卧室与厨房都在一起；他放牛时，用手捧牛粪放进粪筐，背回来当肥料，生活十分艰苦。他父亲被“解放”后，他当年立即被推荐上了大学。

1973年还爆出了“张铁生白卷”事件，于是此后 的大学招生就变成“推荐工农兵学员”了。

是年，白纬妹妹插队落户公社的上海知青周小玲与江小薇，被推荐为阜南县师范学校二年制中师班（“工农兵中专”）学员。

1974年的“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白纬连大队这一关都过不去。

1975年的“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白纬到公社参加口试，再写一篇大批判文章。没通过。

是年，白纬插队落户大队的上海知青黄益红（党员，大队团委书记），被推荐为阜南县师范学校二年制中师班（“工农兵中专”）学员。

1976年的“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白纬因为超过25岁而不符合当年的规定，连参加推荐的资格都没有了。

感想：1976年断绝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机会时，白纬当然有点伤心，但是很奇怪的是，反倒有一种如释重任的解脱感觉，因为靴子终于落地了！自己家族的这一辈子女，永远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再也不用花费钱财、精力去寻求这种遥不可及的机会了！

文革中的农村招工

过年期间，在县炼油厂工作的李殿成、李广发回家过年。他俩请大队副书记李广春兄弟吃饭，还请了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去作陪。

席间，上海知青牛清山向李殿成请教，问他觉得我们下乡知青要多久才能上调到厂里去当工人？

李殿成说：“这儿自从五八年招收了几万农村人进城当工人、六二年几乎全部回农村后，再也没有大规模招收工人了。文革开始后，也没有听说咱们地区有大规模建设工厂的消息。现在苏修又在北边大闹，国家形势就这样了。因此我觉得这几年大规模招工的可能性很小。”

上海知青听到李殿成的分析之后，都感到十分沮丧了。

然而，1970年阜南县化肥厂与阜阳棉纺厂就招收了不少插队落户城市知青，

而且可能由于当地各级干部还不太习惯“开后门”，因此上海知青被招工的不少，家庭成份较好的基本上都离开农村了。

当然，也可能是对口支援的上海与安徽地方政府达成有某种协议，因为阜南县化肥厂的对口支援单位就是上海，那些阜南县化肥厂的的青年职工就是在上海接受培训的。

此后陆续还有几批招工，但是，此时当地各级干部子弟上去的就比较多了。

这也与剩下的城市知青一般都是家庭成份较差的有关，于是就给各级干部留下较大的操作余地。

1970年招工时，白纬兄妹所在的公社解散，白纬与妹妹插队的的两个大队分属张寨公社与赵集公社。

当时大队的推荐意见是看各人的表现，因此白纬兄妹同时被推荐上去。但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都被退了下来。

白纬当时在张寨公社得到这个消息后，回来的路上只感觉到头脑是浑浑噩噩的，只能哼唱盖勒特作词、贝多芬作曲的《仰望苍空》：“仰望苍空，啊尘世多么可怜，宇宙间的神道多么威严···”，来缓和这个沉重的打击。

回村后，大队民兵营长李广春与生产队长李广龙多次找到白纬，询问他的家庭成份究竟是什么？白纬回答说是“职员”，李广春等当然弄不明白这个成分算是什么？白纬告诉他们：“职员”勉强可以相当于“中农”。当然，他没有提到自己祖父是基督教牧师的情况，只说可能自己的档案出了点问题。

村里流言四起，老乡们对白纬的态度一时冷淡了下来。

知青点的另两位知青也颇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因为他俩没有被推荐上去。

此后招工、招生的推荐权在公社，出身好的知青陆续离开农村，出身不好的知青只有靠送礼、“肉体换”、以及靠“背叛家庭、划清界限”来“博出位”。于是本地回乡知青（干部子弟）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送给干部的礼物最好是当地紧缺的自行车、缝纫机等轻工业品，白纬家庭没有这个资源；“肉体换”或“背叛家庭、划清界限”又做不到。于是只能靠苦干来“熬”日子了。

感想：“张铁生白卷”事件见报后，白纬当时的想法是：他写在考卷背面的话中有很多是假话，因为即使张某没有进行复习，也不可能什么都考不出二交白卷，否则张某的中学就白读了；既然张某说当时有两个星期的复习时间就够了，那为何他晚上不复习？因此张铁生所谓的“没有时间”一说是鬼话！

作为个人，张铁生交白卷其实就是一次“搏出位”的冒险，令人佩服！因为他在当时的“绝境”中，至少敢冒险，这说明他确实有着相当高的智商，以及置之死地的精神！

相比之下 ，白纬兄妹以及家族确实属于在当年社会上很无能的一类：

本来兄妹一起插队在一个地方，就是很少见的。刚下乡的一段时间，他们碰到公社与大队干部，人家总是喜欢问：“你们是亲兄妹吗？”不过打量了一番后，就说：“你们长得太像了，当然是亲兄妹。”

这里面有一个特殊背景，就是上海知青刚下乡不久，就有些上海知青“混混”与上海女知青“赖三”同居了。老乡一问，他们就推说是兄妹。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于是老乡对上海知青的“兄妹”之说就开始怀疑。

可以说刚下乡时，大队、公社干部对白纬兄妹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刚开始的招工，对于没有直接看到知青档案的大队干部来说，主要还是看个人表现。因此白纬兄妹会被同时推荐上去。只不过由于家庭成分缘故被刷了下来。

后来的招工、招生就需要“上下其手”了：比如上海知青们都听说赵集公社书记不收礼物，但是他妻子收。

还有就是“肉体换”、“背叛反动家庭秀”等套路。

可惜白纬兄妹完全不愿“肉体换”，也排斥“背叛反动家庭秀”的精神分裂型套路。

白纬家族也完全没有门路拿到当年最好的礼物：自行车、缝纫机等紧俏轻工业产品；更拿不出紧俏的拖拉机、柴油机及其配件等工业品了。

白纬父亲是冷库专家，可是当年知识分子还属于臭豆腐：“闻闻是臭的，吃吃是香的。”

1973年，阜阳地区有一家单位的冷库出现问题，曾委托上海有关部门请白纬父亲去解决问题。

可惜一到那儿，当地官员就立即向白纬父亲声明：“不可能帮助解决你子女的招工！”

于是，白纬父亲这场单程一千三百余里的奔波，换来的唯一好处就是，阜阳的有关单位派出一辆吉普车，送白纬父亲到他子女插队落户的大李村，去看望白纬兄妹。

当天由于那辆吉普车急于赶回阜阳，因此没有在白纬知青点吃午饭，而是由白纬妹妹她们大队部招待。这也算是给大队干部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就是白纬兄妹家庭不是完全没有根基的。

1973年白纬父亲看望子女，在大李村知青屋前拍下的 照片

               附一：“张铁生白卷事件”

        张铁生是辽宁兴城人，出生于1950年，在高中毕业后，18岁的张铁生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兴城县白塔公社，成为了一名知青。被推举为第四生产队的队长。

        1973年，张铁生在白塔公社已经待了5年了。在这一年的高考前，村里的领导干部决定推荐他去参加当年的高考。

        语文数学还好说，张铁生老老实实地作答。但随后的理化科目考试时，张铁生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这些题目该怎么解答。

        第二天考试，他还迟到了20分钟。情急之下，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老师也认识他，就没有多说什么，还给他发了考卷。

整张试卷，他居然就会三道选择题。

         他的语文考了38分，数学61分，但理化科目6分。

        张铁生坐在考场上，看着周围考生们奋笔疾书的样子，心中升起了几分无奈和不甘。在几经犹豫后，张铁生拿起笔，在试卷的背面写下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

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

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

        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

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这件事引起各大媒体的注意，当时《辽宁日报》还写了一篇专栏，在报纸上刊登了张铁林的信。一个成绩如此一般的学生，为何引起媒体的关注呢？

        当时辽宁日报的编辑说：“张铁林的物理化这几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不久后，《人民日报》又转载了考生张铁生的信，并且还标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随后，全国各地的媒体报刊都纷纷转载张铁生的信。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开始格外关注这个“白卷英雄”。从此，张铁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四人帮也对张铁生的行为赞口不绝。

        得到各级领导的关照，张铁生成功被保送进大学，就读于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

            附二：文革中工农兵大学生概况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此后的1966年到1969年，我国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被停止了达四年之久。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

    1970年6月20日，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中发［1970］46号），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先从北大、清华试点，后来其他高校也开始相继招生。招生办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推荐保送办法。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人们把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大中专学生），1970年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其中录取在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又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学制三年和三年半。

    1970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41，870人，1970年9月入学；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42，400人，1971年初入学，统称70级工农兵学员或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学员）。

    1973年进行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全国高考。着重增加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文化考试采取开卷形式考试。考试后由于张铁生的一封信，考试成绩就作为参考，基本上按1972年的推荐制招生。

    1970年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0年9月-1971年3月入学，招收学员9万人。

   1971年，没有招生，原因待查。

    1972年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3万人。

    1973年第三届工农兵大学生，1973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5.3万人。

    1974年第四届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6.5万人。

    1975年第五届工农兵大学生，1975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9万人。

    1976年第六届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3月入学。招收学员21.7万人。学制三年半的1980年8月毕业，所以，工农兵大学生在校时间是1970年至1980年共十年整。

    从1970年至1976年，我国共招收六届（因为1971年没有招生）大专、中专、技校生（工农兵学员）约有2300万人，另说有2880万工农兵学员。其中大专院校的学生又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有94万人，约占工农兵学员的三十分之一，所以：工农兵大学生只是工农兵学员的一部分！

    感想：文革中还招收了二千多万工农兵中专、技校生，文革后这一点极少见报道，就连网文七十年代文也没有涉及到这一题材。

    阜南县师范学校二年制中师班就属于“工农兵中专”。当年缺少家族资源的上海知青，如果能够被推荐当上“工农兵学员”，一般都进了这所学校。

    网络上只检索到三份“工农兵中专”毕业生的文章：

           附录三：1972-74：工农兵中专学员（数数 2016-05-17）

    为参加上面所说的中考，我在县城父亲处住了一个晚上。就在那天晚上，我在父亲那里看到了中专招生的文件。

    我们兄妹三人是农村户口。

    经过“文革”前期几年的风风雨雨，我父亲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所在的那一派却在此时期明显地占了上风。以这一派为基础，整个保定地区实现了各派“大联合”，建立起那早已被打烂的各级政权——革命委员会。我父亲在县一级组织中的威信和地位也逐渐上升，直到后来在县革委会中任副主任。他一直分管经济工作，包括财贸、计委等。有了这样的保证，只要我符合招生的基本条件，第一有农村户口，第二是初中毕业，第三成绩合格，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附录四：1972年中专生　夏晓凯

    夏晓凯 1968年12月随学校67届初中毕业生下放至湖南省沅江县南大乡平湖村当知青，1972年入湖南省株洲卫生学校两年制医士专业学习。

　　　附录五：1973年中专生　老马识途

老马识途，1970年下放到安徽省阜南县插队落户。 1973年入安徽省气象学校两年制气象专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