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长城

编者的话 　　母亲孙碧琏2018年去世，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了。 她生前曾给我们讲述过自己的经历，现在仍清晰的留在我的脑海中。 历史不靠杜撰，是人一步步走出来。往事如烟，烟尘中隐藏着每个人的印迹，不管是顺境还逆境，都是真实的故事，都是历史的精采回放。 我将这些回忆用《美篇》方式整理出来留给后辈，算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吧。 夏日的北戴河，清风习习，浪逐海滩，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月光下，85岁的老人正娓娓讲述着往日的故事…… 是怀念？是控诉？还是反思？孩子们很难从他饱经沧桑的表情中分辨出来。对于我们，故事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但它毕竟是一段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让它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吧。 85岁时的母亲孙碧琏 我1946年2月参军，当时只有15岁，到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办的通信学校学习，是办校的第一期学员。主要学习电台的使用和报务。 那时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大举向东北进攻。我们一边打仗一边学习，随时要做好转移的准备。学习了大约八九个月才毕业。 通校只有两个女学员，快毕业时在校的一位教员见到曾在冀中军区一道工作的我爸说，快把你姑娘领走吧，学校有老师和学生正在打你女儿的主意呢。我爸说：“ 这还了得，她还小怎么能就接触到这事”，他提醒我要集中精力学习，别分心。 结业后，我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河江军区，在齐齐哈尔当电台报务员。 母亲和舅舅姐弟俩参军时与姥爷合影。 我父亲孙继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从事电报局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他不愿当亡国奴，毅然携全家离开沈阳到天津电报局当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也沦陷，他又只身辗转到武汉，因对当时政府消极抗日政策不满以及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毅然决定北上，经历千辛万苦去到了延安，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很快成为技术学习骨干。 我姥爷孙继述。 这是姥爷离开天津南下武汉时与母亲和舅舅留影。 我妈是沈阳郊区的农家姑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媒婆策划，女家长辈带着女儿到城里一家店铺让孙家长辈偷着瞧，看好了以后，两家长辈就给儿女定下了这门亲。 父亲15岁时结婚，母亲比父亲大一岁。父亲说成亲那天因心里没底忐忑不安，进洞房后掀开头盖布，只觉眼前一亮，哎呀！长的还挺漂亮。 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又是大专学历，一直在邮电系统工作。天津被日本鬼子占领后，他又一次辞去工作南下，他对我母亲说：“绝不在鬼子手下做事。这次走不赶走日本侵略军，绝不回家！” 这是我姥姥 一家人在天津合影。 父亲告诉我：他1939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因过去一直干电信工作，又有文化，曾被分配当过电台专职培训教员，负责教学通讯方面的技术课程。 抗大结束后，大部分学员分配到东战队打游击，我也一道去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延安整风，受极左思潮影响，整风扩大化，不少从国统区来的人都遭了殃，我曾在国统区当过报务员，当时若不是下部队去打游击，肯定是躲不过这一劫。 整风要人人过关，证明清白还必须要有真凭实证，我到哪里去找？参加革命除家人外无人知晓，谁又能证明我的清白呢？ 1962年母亲带我妹回沈阳看望姥爷姥姥，身边的两位是我二姨三姨。 姥爷姥姥晚年的照片 1940年夏季，妈妈带着9岁的我和5岁的弟弟从沈阳出发去延安寻找一年前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军队的父亲。 路途遥远，途中要经过日本占领区和汪伪封锁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真是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谁知办事处已经取消了。 西安离延安有800多公里山路，没有交通工具，还要经过封锁线，妈妈拖儿带女怎么去得了？ 延安去不成了，爸爸也没有找到，只好又回沈阳。 母亲四十年代的照片 姥姥带母亲舅舅启程前往延安之前的照片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蒋介石对东北的政策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而共产党的政策是：争锋相对，寸土必争。 父亲1945年9月被中央军委三局派到东北。任北满军区司令部三科副科长，后又被任命为西满邮电管理局局长。之后跟随东北野战军接收东北地区的电信电报机构，招收日伪时期遗留的电信旧部，培训通信专门人员，全力保障战时和战后的电信工作。 从这时起我们全家才有机会团聚，我经常可以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 正好东总开办通信学校，在我的积极要求下，父亲送我去学习，成了第一期通校学员。 母亲在四野东北期间的留影 辽沈战役时的东北战场。 父亲那时是部队接管地方的军代表，东北每解放一个城市他就接管一个城市。当时东北的战局发展很快，父亲工作十分忙碌。 恰巧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北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认识我爸，是他叫我回沈阳家里先调养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延吉，属于西满军区。在部队办邮电训练班，我担任学习班管理干事。 47年8月在延吉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部队要培养俄文翻译，我又被选派到哈尔滨俄文学校学习了一年多，只能算个初级阶段吧，如今除了几句口头语外其他都还给老毛子了。 母亲在东总通信学校培训时的照片。 一次父亲散步时，遇到东北抗日联军总部的人，名叫向阳，父亲和他是老熟人，在冀中军区时就是战友，闲聊中，得知父亲的女儿也在军队，而且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总部作战科副科长阎仲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为人正派，年轻英俊，何不把女儿嫁给他？”父亲也认识阎仲川，印象不错，决定撮合。 那天见面，你爸爸身着缴获的美式军大衣，两道浓眉，双眼炯炯有神。嘿，还真像长辈说的，你爸的确长的仪表堂堂。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父亲阎仲川照片。 拍摄于哈尔滨双城。 和你爸定亲后，我们各自都努力做着自己的工作。 你爸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工作。当时战事频发，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个接一个的打，工作十分繁忙，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 在东北时，我在哈尔滨，你爸在双城，还可以见上几面。待到平津战役时见面的机会就没有了，有的只是彼此的思念和牵挂。 我们相约：等解放了全中国，打败了蒋家王朝再结婚。 父亲拍摄于北京颐和园门口 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 我和你爸结婚是49年2月6日，当时，东北全境解放，平津战役也已结束了，北平刚和平解放。全国全军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正等待党中央一声令下，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一天我突然接到总部电报，叫我赶到北平（后更名为北京）有急事，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给我举办婚礼，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 婚礼是在北平四野总部的会议室举行，证婚人是罗荣桓，婚礼主持人是刘亚楼，总部的许多人都参加了，婚礼办的简单而热闹。 阎仲川、孙碧琏结婚照。 父亲和母亲婚后到河北定兴县阎家探望爷爷及家人。 婚后不久，你爸爸在前线打仗，我也随四野南下来到了武汉。这时候的我三个孩子在身边，一年一个，根本无法脱身工作。好在当时部队是实行供给制，生了孩子公家可以给雇请保姆和奶妈，这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要知道我生你们时不下奶，你们是奶妈喂养和奶粉喂大的。当时奶粉可是个稀罕物，我记得是上海的“光明奶粉”，偶尔也可以见到美国进口的“雀巢”。 起名时乱了方寸，老大生在长江边，起名“长江”。老二沿用老大名字中的“长”字，起名“长城”。本想老三是个女的，谁知又是男的，“长”字接不上了，只好取了个“长明”。（长明灯？哈哈） 生活在武汉 1953年四野改为中南军区后，南下到了广州，此时全国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军队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裁军，大批军队干部和士兵转业复员到地方，充实地方社会主义建设。我就是这时离开军队的，被分配到广州市交通银行，在银行党支部担任组织委员。 记得转业费是200元，现在看不算大数，可当时这个金额很可观了，我这时正怀了老四厉厉，拿出来一半的转业费，也就是100元买了一整箱光明奶粉，够她喝几个月的了。 1953年南下广州，不久母亲转业到地方工作。 1954年我被调到广州市财政局，组建党支部，负责干部审查工作。成立党支部后担任了组织委员。 财政局局长是个党员，但老不参加组织活动，也不交党费。我说他这样做不对，在组织生活中批评了他。这事在革命队伍中是很常见的事，说过就算了，改了就好。谁想这个局长记仇，当面不说什么背后使绊子，他以充实基层为名，将我分到荔湾区的煤炭公司，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反正到哪都是为党工作。 后来财政局的人告诉我，文革中这位局长在被批斗时承认，曾打击报复过我，还鞠躬道歉。 母亲在广州工作时留影 这之后，组织上又多次调动我的工作，我参与了组建荔湾区税务局，又调到东山区商业局任人事科长。当时我安排了大量军队干部家属的工作。 东山区原有一家著名的私家医院，公私合营国有化改造时，组织派我搞调查，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私家医院院长叫邝盘石，是个爱国老人，世代行医，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国家的部署，将医院收归国有。之后医院进行了全面规划，扩充业务，增加科室，补充医护人员，更名为广州市东山区人民医院（现已合并到中山医科大学）。 我们兄妹四人合影。 这是广州军区幼儿园集体照，执锦旗者为大哥长江。 从1965年到1969年，共产党在全国展开了四清运动。这之前还有反右运动，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我都经历了。 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不搞运动就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而且搞运动时上级要求一定要出成绩，要按照比例弄出右派分子。 当时东山区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生在百货公司买衣服时没有他想买的尺码，说了句“你们不要叫百货公司了，就叫九十九公司好了。”被人告发，说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提出要把它定为右派分子。我不同意，一句玩笑话怎么能定为右派分子呢？ 运动搞了几个月也搞不出成绩，上级要我做检讨，并说我就是右倾主义分子，还在大会上批判我。 这个党支部书记不好做。 母亲在广州工作期间留影。 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后，全国开展了大跃进。紧接着就出现了人所共知的三年大灾荒（59年至61年）。农村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城市居民和军队也大幅减少了粮食定量。 当时食品、用品需凭证按订量供应，市场上空空如野，即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可我的四个孩子正在成长期，他们要吃饱啊！ 我除了自己省吃俭用之外，就是设法给他们弄吃的。高价买鸡蛋，托人买营养品，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对了，还在医院买生孩子时的胎盘。 但没想到的是我自己却因营养严重缺乏出现了全身性水肿，身上一按一个窝，直到几年后国民经济好转我才逐渐好起来。 母亲在广州期间工作照 国家困难时期，单位生产自救。 记得一次节假日，我带着四个孩子乘火车到广州郊区游玩，一来让孩子们做坐火车开开眼，二来可以在农村买些吃的东西，以弥补城里食品之不足，哪想到，在郊区新街站下车后整个街镇冷冷清清，一派荒凉景象。 那年头，老百姓连饭都没得吃，哪里还有什么集市贸易？好不容易在街边见到一个买白萝卜的，于是买了几个分给孩子们吃。白萝卜生吃过量是会烧心的，孩子们吃了各个捂着肚子叫难受，紧张的我无所适从，眼泪都急出来了，生怕孩子们身体出毛病。 五十年代末的我们兄妹四人。 母亲带我们到佛山祖庙游玩。 那时候家里吃饭都是分着吃，饭和菜混合在一起，一人一碗。一次阿姨做好饭后老三和老四趁人不注意先吃了一碗，等全家人到齐后再和大家一起分着吃，后来事情被揭露了，他们俩人吓的躲到床底下，生怕被我狠狠揍一顿。我没有打他们，我清楚这不是他们的罪过。 当然，我也不敢想是党的政策出了问题，那年头谁若怀疑党那就是反党，只当是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暂时困难。 我内心充满了对孩子们的愧疚。 我从开始懂事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深知祖国的安危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也知道你爸爸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全力支持他。 平时家务不让他做，孩子们吃喝拉撒睡全由我管，支持他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每个周末休息和节假日他总是带头值班，以至于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没有过休假日，但我也毫无怨言。 我自己每天也要上班，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要说辛苦自不必提，但我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国家会越来越富强，家庭也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也逐渐长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冲击军区大院，到处武斗，后是大串联，停课闹革命，全国一片混乱。我心里充满了疑惑和忧虑。 1968年部队开始征兵，停课3年的孩子们不愿意再荒废下去了，极力要求当兵，我和你爸爸商量后同意你们的要求，于是你们分别在广州应征入伍。 巧合的是，老大当了海军，老二当了空军，老三老四当了陆军。 后来你爸爸出事后单位批斗我，有人就说这是你爸想抢夺解放军军权，有意安插的。 1968年，我们相继应征入伍。 应征入伍前与父母亲合影留念。 1969年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边境地区发生了多起军事争端，包括珍宝岛之战。正是这时你爸爸接到了军委调令，调往解放军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爸二话没说就赴京任职去了。 谁曾想到赴京既是新工作的开端，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到北京仅三个月时间就发生了所谓“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事件，后来被定性为耸人听闻的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 不过这些都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为了迷惑欺骗人民而人为设定的。 调往北京时的父亲阎仲川 父亲阎仲川在珍宝岛前沿阵地视察坑道。 “九.一三”后不久，你爸被关押审查。一关就是七年六个月，也不让通信、探望。原先的院子也不给住了，搬到旧房子住。 后来见到你爸时，他满口牙都没了，人也消瘦憔悴，颧骨突出，长期监禁骨头退化，人也矮了一截。 我的处境也可想而知了。单位没完没了的批斗会，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我到北京时曾被请到林彪家两趟，不过是看个电影聊个天，老四野的家人聚会唠些家常话咋就成了搞阴谋？ 我刚到北京时，被分配到北京第一商业局任局领导小组成员，多次批斗后被打发到基层，在护国寺钟表眼镜公司饭堂卖饭票，一干就是多年。 父亲阎仲川回家几个月后照的照片。 这是出事前我们居住的地方，原先只有一层，现在变成两层，并且还在大兴土木扩建。 最不能容忍的是孩子们的状况令人揪心，因父亲的影响，孩子们纷纷被部队处理转业、复员。 老大从海军进入清华大学后，毕业时被分配到海军农场当炊事员，没多久就处理转业；老二在广空雷达连任职，也做了转业处理，分配到广州郊区一个小煤矿工作；老三老四则做了复员处理。 孩子们到地方时，连个家都没有，怎么生活啊！听说他们在广州聚会时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一夜。我身在北京，鞭长莫及，而且自顾不暇，心里难受极了。 好在孩子们都争气，面对现实，自强自立，在地方上站住了脚。 大哥在海军农场期间。 我在雷达20团莽山连队。 老三在42军124师服役。 老四在野战医院服役。 那些日子，孩子们回京探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能打听到父亲的消息。为此我们几年间向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上百封信件，要求探望孩子他爸，但始终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记得给汪东兴去信时，信被退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给华国锋去信时，也被退了回来，信封上也是写着相同的字。 那时的共产党内部勾心斗角，自顾不暇，国家前途一片黯淡，哪里还有精力落实政策？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才慢慢宽松，形势逐渐好转。 1979年3月你爸爸被放了回来，说是问题还没查清，不能做结论，在家等待最后结果。在北京工作只有2年，就关了7年半还没结论。直到3年后才有结论。 林彪的反革命预演不能成立了，那就找点工作上的毛病，再不就翻翻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没有说错话，反正一定要给你安上罪名。不然的话七年六个月不是白关了，共产党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关人呢？若是关错了罪名又有谁来承担呢？最后安几条在广州支左时的所谓罪名定罪，将你永远定在耻辱柱上。 之后呢，按大军区付职待遇离休处理，算是对政治生命盖棺定论。 父亲母亲八十年代初的照片 一切都恢复到本源，从零开始。家里回归到平淡的生活。 回想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我信仰过共产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并为此奋斗了毕生精力。但我心中也留存了太多的为什么。 我不愿意回想往日那些痛苦经历，寄希望于今后的人们不要再去勾心斗角的瞎折腾；我为自己家庭经历过莫须有的灾难感到痛心，但愿它永远的过去不再被后人重复；我惋惜自己的孩子过早丧失大好的学习年华，又因背负政治包袱耽误了最佳的工作时机，这样的历史不能再重演。 我希望大家都能过好，孩子们都能过好，祖国越来越富强。 父亲母亲九十年代的照片 母亲86岁生日这天，孩子们送来了贺寿卡。 《全文终》 作品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故事整理：长城、卿青（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