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时代· 记忆中的上海南京路】

Hux

　　最近观看了一部热播电视剧《繁花》。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剧中的人物和情节与贯穿黄埔区和静安区的南京路紧紧相连，不禁唤醒了一些沉淀在自己记忆深处有关那个时代的上海往事。

避难上海

1968年初春，家乡重庆正是桃红柳绿、莺飞草长的季节。一片大好春光却因 “武斗” 爆发而烽烟骤起、危机四伏。持不同观点的两派民众受恶人挑唆，都以“誓死保卫” 最高领袖为托词，彼此间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籍着位于当时中国西南军工产业基地之便，双方在冲突中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步升级。从最初的棍棒钢扦和轻武器，逐渐发展成为大炮、坦克、装甲兵舰之间的拼死搏斗。一时间战火熊熊，炮声隆隆，枪声四起，不分昼夜。

我父母工作的某市立医院 (位于抗战时期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馆区) ，因其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被其中一派武装份子强行占据。他们在各病房大楼上架起轻重机枪，封锁长江江面，试图遏制对方拥有的水上优势。在此状况下，医院全体医护人员被迫撤离，并陆续将所有病患遣送回家。

双方猛烈火拚，屡屡伤及无辜。医院里的一位外科副主任，困坐于家中时被飞来流弹击中要害，不幸当场身亡。

情况紧急！父母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弃家逃亡。当时被迫作出类似决定的家庭何止千千万万！仅父母工作的那所医院宿舍区大院里就至少有十余家。那时每晚黑夜中离城的列车车厢不仅全部满座，而且过道里、地板上、行李架上全都挤满了人，甚至车厢顶上也爬满了出逃的民众。

逃难之初，我们辗转于四川荣县和成都的亲友处。还领取过当地政府给战争难民们发放的食物。家住上海的二爷爷得知后，邀我们速去沪上避难。

离开成都的那晚，车厢外乱枪声此起彼伏，子弹打在火车钢轮上叮铛作响，车厢内众人鸦雀无声，闭目祈祷。不一会儿，有持枪份子以查票为名上车搜索抓人，将嫌疑的对方人士揪出，一顿暴打后拖下车去，死活不知。

老天有眼，我和家人还算幸运。火车得以走走停停，越秦岭，过西安，经南京坐火车轮渡横跨长江，历尽辛苦后 (这里且按下不表)，最终安抵上海。

列车到达北站时，天色已晚，墨色的夜空中云淡风轻，繁星点点。出得站后，见车站广场上停有许多人力三轮车，车伕们在吆喝着争取客人。父亲叫了两辆，请他们载我们去静安区南京西路二爷爷家。车伕性急，未等我们坐稳，即放闸起车。一拐弯，我的头重重地撞在了三轮车棚架上。忍住疼痛，我探头外望。只见车外灯火通明，人们看似过着和平的生活，没有炮火硝烟，也不用担心流弹横飞。这里就是我梦中向往的大上海了。

那一年我刚满十三岁。

东莱大楼

二爷爷胡懋廉是我爷爷的二弟，也是中国医学界耳鼻喉科学的开创及先驱人物。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考取了中国政府公派留学，去了米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研究。后海归回国，在北平协和医院工作。因为我爷爷在铁道部任职，经常由于工程需要而有工作调动。我父亲在北平从念小学起就住在二爷爷家，双方感情极为深厚。

图1. 我爷爷 (中) 和他的两位弟弟。二爷爷胡懋廉 (右) 和三爷爷胡懋庠 (左)。1930年代中期摄于北平东城草厂胡同二爷爷家中。

图2. 哈佛大学校园内创始人约翰· 哈佛的铜像。

图3. 我奶奶华怡年 (左2)，二奶奶张淑安 (右1)，三奶奶王淑田 (左1) 和姑奶奶胡懋华 (右2)。

　　彼时归国后的二爷爷已经从旧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调来上海，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副院长。那时的 “上一医” 真正是群英汇聚，高人云集。颜福庆、黄家驷、胡懋廉、郭秉宽、沈克非等正副院长、一级教授们都是从欧美归来。给他们的Offer (委任状) 均是由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亲笔签字颁发。

图4. 颜福庆教授 - 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中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 (网络图片)

图5. 黄家驷教授 - 国际知名胸外科专家

图6. 胡懋廉教授 - 中国著名耳鼻喉科专家

图7. 郭秉宽教授 - 中国著名眼科专家

图8. 沈克非教授 - 中国著名外科学奠基人之一

　　二爷爷的家位于南京西路上的东莱大楼里。二爷爷二奶奶的女儿女婿 (我大姑和大姑父)，也分别是华东医院和中山医院的大夫，住所离二位老人家不远。

当时的华东医院是 “高干” 医院，大佬们有病无病都会往那里去。大姑也曾奉上峰之命为宋庆龄和柯庆施等人担任过医疗保健工作。宋庆龄大家都知道，我自不必多言。柯庆施则是当年中共华东局首脑，被毛泽东主席称为 “柯老”，尽管柯年长于毛。柯在一九六五年就去世了，否则后来也会是文革中的一员悍将，“五人帮” 的帮首了。

图9. 避难于上海时我们全家与二爷爷二奶奶 (前排中)，以及大姑大姑父 (中后排左一) 和女儿等亲属在南京路 “上海照相馆” 合影。几乎所有的人都神色凝重。

　　东莱大楼是一座具有英伦风格的五层公寓建筑，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它坐落在南京西路和成都北路交界处的西南角，在彼时可谓是玉树临风。作为一个 “呃阿地小宁” (外地小孩)，我这算是头一次开洋荤，住大洋楼。见识到在英国人设计的大楼里，二楼被称为 “一楼”，要上三楼实际上得爬到 “四楼”。

楼中有个厢式电梯，围在一个四方型的铁笼之中。四周有宽大的水磨石楼梯螺旋环绕。电梯有专人操控。开电梯的青年小伙小张穿着入时，发型整齐，待人彬彬有礼。

与电视剧《繁花》里和平饭店楼中的老电梯一样，黑漆铁栅栏门是由小张手动拉开关闭的。新鲜的是，该电梯还有窗户，运行时能看见上下爬楼的住民。这让外地 “小宁” 感觉十分的有趣。引得自家也常常勿坐电梯，在水磨石的各层楼梯中爬上爬下，只为看那鉄笼中的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体会琢磨电梯内外的上下差别。

南京路上，春风荡漾。阳光透过路边法国梧桐树的枝叶，在地上留下恍动不定的点点光斑。若盯着看太久，会让人觉得有些恍惚。

初来乍到，不免东张西望一番。大楼东侧是一座带小花园的西式独栋洋房，旧房主的名字已经忘掉。楼对面有一座 “新成” 游泳池，池中绿波荡漾。旧时代时名叫 “大陆游泳场”，1938 年夏开业。当时该处的设备装饰极为富丽堂皇，是南京路上一个好去处。虽说如今是新时代了，盛夏时节依然是一票难求。某日，姑姑给我一张票子去那里游泳。进得池中，只见男男女女人头攒动，如同开锅的饺子一般，整得我这个游惯了长江宽阔水面的小子没了兴趣。

图10. 南京西路上的原新成游泳池。远处是位于旧体院内曾经的上海电视塔。塔左侧即是东莱大楼 (网络图片)

图11. 从电视塔上俯瞰新成游泳池和旧时代的 “高尚” 住宅区 (网络图片)

　　泳池旁有一家 “凯歌” 点心店的分店，整日里香气四溢，专卖蛋糕和一些西式点心。味道极美，交关好 “掐 ” (吃)。不过，这 “凯歌” 店名是文革时期才改的。以前叫做 “凯司令” (Kai Si Ling)，为的是庆祝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击败江浙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凯旋进入上海。其意自明。它在 1928 年初创时是一家西餐馆。

1932年，一位名叫凌庆祥的人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加盟 “凯司令”，一举打破洋人独霸上海西餐业的局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们运用独特的裱花技艺，将奶油蛋糕打理得像盛开的朵朵繁花，栩栩如生，香甜可口，无人能敌。

《繁花》剧中虽有个切蛋糕的热闹场景，但却竟然未能点到 “凯 (歌) 司令” 的店名。导演疏忽，编剧懵懂，让我感觉小有遗憾。

二爷爷家与 “凯司令” 蛋糕还有一个小故事。话说当年陈毅老总率军攻下大上海后，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曾去二爷爷那里看过病，随后便嘱咐夫人张茜给二爷爷送个蛋糕去表示谢意。于是张茜便买了只 “凯司令” 带去二爷爷家。

门铃一响，二奶奶开门。只见一位穿列宁装的 “小姑娘” (二奶奶语) 婷婷玉立于门前。一问知是替病人送蛋糕来的。二奶奶当即回复，“胡大夫看病不收礼物，请回吧“。随后关闭了家门。过了许久，二奶奶欲出门购物。一开门，见张女士拎着 “凯司令“ 依然静立门旁，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她告诉二奶奶，若是不收下蛋糕，她在陈市长那里是交代不过去的。二奶奶再三询问后才得知，这位在门边静候许久的 “小姑娘” ，居然是陈市长太太！最终蛋糕被收下。皆大欢喜。

点心店隔壁还有一家小小的裁缝店，干净整洁。师傅很精干，待人也很和气。螺蛳壳里做道场，香火旺得很哎。二奶奶曾经带我去那里量身缝制过衬衫。

多年后再访上海时，楼对面的这些泳池店家已经全都被拆迁，荡然无存。代替它们的是昂然耸立的新楼群。时代变迁，大上海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南京路早已是今非昔比，模样大变了。

东西南京路

年少无事。闲时自己常常步行遊逛。从东莱大楼往东过成都路口，路右边有一家航模商店，当年常去光顾。先父还给我买过航模散件，并与我一起制作了一艘小艇，放在家中浴缸里飘荡搏浪。航模店旁有一家文具店，我去那里为二爷爷买过几次大张的 “白报纸”。老人有剪贴报上重要新闻和趣事的习惯，自1949年起，家中已积累了一大摞。这些报帖不仅帮助老人回顾历史，增强记忆，同时也给家中后人留下了一份美好回忆。

图12. 二爷爷与二奶奶在东莱大楼家中客厅

图13. 老人居家照

　　绿草茵茵，杨柳堆烟。梅雨季节后的南京路阳光格外明媚。再往前走便是旧上海鼎鼎大名的跑 (赛) 马厅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那里被改建成了人民公园，拆掉了看赛马的马道和看台，跑马总会的大楼也被用作了上海图书馆。如今那里又被改建为上海历史博物馆，但仍然保留了部分绿地空间作为公园供市民休息玩乐。上海市政府也从原海关大楼迁到该处人民广场南侧。听说新的上海图书馆建在了淮海路。

原跑马总会有一座高大的钟楼，楼西侧是黄陂北路。从南京西路右拐弯进去，不远处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即开了一半就被迫换地举行的 “中共一大”会址。“阿拉” 少时也曾经去朝拜过，还让人拿章在自己的 “红宝书” 扉页上戳了一个鲜红的印记。如今也不知散落于何方了。

图14. 南京西路上的原上海跑马厅总会大楼 (网络图片)

　　从南京西路向东走，“侬” 可直抵外滩。也有无轨电车可乘去。从成都路口到《繁花》中频频提到的 “黄河路口” 只有一站，到外滩也就十来分钟。彼时的黄河路并无剧中那样夸张的火爆霓虹场面。反倒是路口东侧的国际饭店，路口西侧的大光明电影院 (旧时称 Grand Theater，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一所电影院)，以及马路对面的人民公园，人来人往，更为引人注目。

无论旧上海新上海，这国际饭店都曾经是上海滩一大景致。当年号称 “远东第一高楼”，在南京路上算是鹤立鸡群，傲视群雄。与《繁花》剧中提到的南京东路外滩口的和平饭店 (沙逊大厦 ) 东西呼应，是旧时代上海滩的洋人，达官显贵和买办小开们最喜爱的聚集地之一。宋美龄、张学良、陈纳德、孙科等人都是饭店的常客。

1949年政权更迭后，该楼的顶端被定为上海市区的 “原点” (the Zero Point)。陈毅市长也选定在此处召开战上海的庆功会，并大宴获胜的麾下众将。大姑也曾经带我们去那里用过餐。时过境迁，国际饭店昔日的辉煌仅是依稀可见了。

图15. 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 - 昔日远东第一高楼。楼左侧是黄河路口。旁边是 “大光明电影院” (Grand Theater)。右侧是跑马厅的马道。墙外就是南京路了 (网络图片)

图16. 国际饭店旁落寞的失业 “知青”

　　南京路分为东西两段，是上海最著名、最豪华、最富传奇性的黄金地段。国际饭店位于南京东路，往东多走几步便是西藏路。北侧路口有一座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即著名的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桑亥宁” (上海人) 称其为“中百一店”，意为 ”中国第一百货店”！口气大勿啦？在旧上海，那里是赫赫有名的 “大新公司”，无人不知晓。商店建于三十年代，店内还安装有从美国 OTIS 公司进口的手扶电梯 (escalator) ，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继续前行，就到了旧时与大新公司比肩齐名，不分伯仲的 “永安公司” (Wing On Department Store)。两家店均有玲琅满目的时髦高档货色出售、人人爱逛。“永安” 后来一度被改名为 “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

此外，两家店里也都设有投币称量体重的电动磅称。不仅能显示诸君体重，还给打印出一块硬纸牌，上面标明某年某月某日，先生太太们的体重如何。那时可谓非常新潮。据说爱惜羽毛的梅先生兰芳当年为保持自己优美的身型，常去那里称量体重。我也曾经慕名而去称重数次，但当初悉心保留过的纸牌，却早已不知去向了。

图17. 中百一店 - 旧上海的 “大新公司” (网络图片)

图18. 永安百货 - 曾一度被改名为 “上海第十百货商店” (网络图片)

　　外滩南京东路口北侧，就是剧中提到的和平饭店 (外滩20号)了。饭店的正门朝着南京东路大开，旧时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进出出。饭店是由一位英籍犹太人维克多·沙逊 (Ellice Victor Sassoon, 3rd Baronet) 的洋行出资于1930年建造的，旧上海人称沙逊大厦 (Sassoon House)。建筑风格为当时美国流行的 “芝加哥学派”，线条厚重而流畅。楼里有个著名的 “华懋饭店”，其中的故事老多啦，“港 (讲) 也港 (讲) 勿完”。

《繁花》剧中还提到了沙逊大厦內的英式套房。当年沙逊的豪华住所就在第十层楼。此人是英国贵族后代，继承了一个 “第三从男爵” 的称号 (意味着是第三代继承该爵位的人)。他在上海曾有着规模巨大的房地产业，在二战期间帮助过不少流亡上海的犹太人。不过，花开花落。最后沙逊所有的房地产，包括此栋大厦，都被新中国政府没收。沙逊也只好拎着包离开了中国。

出南京东路外滩口左转往北，不多远就是上海外贸局大楼 (外滩27号，原怡和洋行)，也就是《繁花》剧中的 “两十七号”。而向南右转不远，是旧江海关大楼 (外滩13号)。此楼原是旧中国上海海关所在地。旁边原是汇丰银行，政权更迭后住进过多届上海市政府。那些楼里也是故事多多。需得由当地人自家来讲了。

图19. 上海南京东路外滩路口旁的和平饭店 - 旧上海的沙逊大厦 (网络图片)

　　南京东路外滩路口人来车往，熙熙攘攘，交通十分拥挤。所以，从静安寺过来的无轨电车在未达路口时，会向南拐一个小弯，最后停在外滩九江路口的终点站。某日我骑车经过那里，因观看黄浦江景东张西望，不慎碰撞到一位步行的路人。他紧抓住我自行车的把手，反反复复地质问我，“侬撞我，我撞侬? 啊! ” 执意要拉我去派出所，吓得我赶紧赔礼道歉，方才得以了结。

以上这些都是上海人平常欢喜去的地方。让人稍有一点遗憾的是，导演王家卫心中好像只有个浓浓的香港情结。尽管《繁花》剧中演员选用适当，时代背景声势浩大而切题，摄影的灯光色彩和角度也极尽雕琢，令人惊艳叫绝 (以至于会引起 here he comes again “又来了” 的感觉)。但豪情万丈的南京路好像只是被拉来淡淡地做了个陪衬；黄河路也被拍得花花绿绿，像某条港街；而风流倜傥的 “宝总” 则被拍成了新时代的柳下惠，感觉有点过了 (过犹不及哟)。当然，瑕不掩瑜。我这只是一孔之见啦。

南京路东西走向，以南北走向的成都北路分界。从那里向东是南京东路，属黄浦区。向西是南京西路，属静安区了。

南京西路家中有两个房间是朝南方向，开窗可聞东边远处外滩海关大钟定点敲响。夜深人静时，“咪多来索，索来咪多，铛……”，钟声在夜上海的浩瀚星空中回荡，余音缭绕于浦江两岸，时时飘入窗内，动人心弦。至今依然引人遐想。

图20. 上海江海关大楼 (网络图片)

　　从家中朝西的阳台上远眺。楼旁就是原上海体育学院，二者间只隔一条弄堂润康邨。该弄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建成，两侧也都曾经是上海当时的新式住宅区。里厢人来人往，但当年令人印像最深刻的，还是弄堂内的男士露天解溲处。仅有半人高的一座矮墙，凸显出浓郁的自由平等气氛。无论大老板、小赤佬、或是后人捧出来的 “老克勒”，压力太高时，都会去那里方便，毕竟水火不留情。这让我等外地逃难小子眼界大开。

若干年后从米国去了有着世界 “浪漫之都” 美称的法国巴黎，欣喜地见到类似的方便场所。早知是原创所在，咱也就见惯不惊，欣然纳受。“阿拉” 已勿是刚进城的 “呃阿地小宁” 了。

上海的早晨。空气中弥漫着街对面 “凯歌” 店飘出的蛋糕香味。我一手提只竹篮，一手握着二奶奶给的粮票和角子，漫步走出大楼去吴江路买刚烤出炉的大饼和刚炸出锅的油条。排队时，喜欢看那烤饼人手握长长的火钳，自如的从缸炉中夹出烤熟的芝麻大饼，如探囊取物。有时也会换换口味，买几个粢饭 (糯米) 团，里面夹有半只油条。使人联想到家乡的粢饭团，里边还会加点肉松，撒上白糖。至今令人垂涎回味。

买完早点，走出吴江路口。抬眼一望，被不远处的一幢 “上海南京理发公司” 大楼吓了一跳。逃避战乱，初次来沪。方知在大上海，银鈿多的人们剃个头，或做个头发，也有着一家豪华的大公司好去。据说它在文革前的价码，无论是剃头还是烫发，都比其他接地气的小理发店贵出许多倍！“小宁” 不敢造次，没能进去享受那高价剃头的滋味。多少有点遗憾。

那年来沪，还碰巧遇见了我少年时的两位伙伴，他们也是分别来自己的上海亲戚家躲避战乱的。我们三人的父母不仅在同一所医院里同事，而且还都是老同学和好朋友，大家甚至还都居住在同一幢院区家属楼里。某日闲聊，说起郊区某处有一座 “海滨浴场”。大家顿时来了兴趣，拿出地图研究了一番，定要去那里看看。

于是三个外地小 “宁” 搭伴，乘公交车辗转颠簸近半日到达浴场。本来幻想着能畅游于蔚蓝色的大海之中，不料却只见滚滚长江水从天际奔流而来，把个江口处的海水搅得一片浑黄，半点蓝色也 “没” (无)，而且水面上还浮着一些附近码头漂过来的油花花。令我们大失所望，初次看海的兴致全无。

重访沪上

1971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轻轻撩起了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面纱。盛夏到来时，我被告知 “初中毕业” 了。说是上了两年学，其实每日仅有半天上课，还有若干下农村去工厂的时耗，总学时加起来不到一年。尽管在校成绩不错，但因为种种原因，本人被告知不能升学念高中了。年少失学，雏鸟折翅。只好颓然回屋，静候命运发落。

见我在家闲得无聊。父亲便让我第二次去上海探望二爷爷二奶奶。此时二爷爷已从长期非法关押他的 “牛棚” 里放出，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与我三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相比差了许多。但老人的精神状态依然很好，坚强、幽默、爽朗。

老人见到孙辈自然很高兴，同时也有些伤感。他对我说：“二爷爷是见一次少一次了”。但我答复他：“不是见一次少一次，而是见一次多一次。以后我还会再来看您” 。老人听后大为赞赏。在沪期间，二爷爷给我讲述了不少他过去的故事。还询问我家里是否还留有他当年在波士顿和哈佛大学时的照片。我遗憾地告诉他，家里所有的 “高危” 老照片，通通都被迫烧毁了。老人很洒脱，笑着说 “烧了就烧了吧，反正也去过了”。

图21. 二爷爷二奶奶与孙辈

图22. 孙辈们在外滩游玩。

　　当年秋天，二爷爷因病去世。父亲得知后极为悲痛。我数年前曾在《美篇》里贴过一篇小文【百年父辈 - 2016年父亲节有感】，其中还有更多关于我二爷爷的故事。有兴趣的亲朋好友不妨也去那里找来看看。

图23. 父亲和二爷爷在南京西路东莱大楼顶合影

　　1972年底，我第三次去了上海。那时我已经是被迫下乡务农的 “知青”。此行的目的，是去为自己配一副供近视眼用的隐形角膜眼镜，以备不时之需。五十年多前在国内，那样的镜片是稀罕东西，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到上海后我仍然住在东莱大楼二奶奶家。那时大楼隔壁的原上海彩电中心（即现在的广电大楼)，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新电视塔。

每天清晨，我顶着凛冽的寒风，骑车沿南京路向东。到外滩路口后右转经海关大楼，抵达位于金陵东路141号的上海第二眼镜厂门市部。那里有一位捯饬得清清爽爽的白面郎君周大夫，为众人验光、检查有无眼病，测量角膜曲率、然后配镜。根据要求，众人每天得去那里试戴角膜镜。适应一周后，交钱拿镜，离柜走人，每副人民币四十元。对于有近视眼的我来说，这算是未雨绸缪。

果然，一年多后我碰上了念技校 “曲线就业” 的回城机会。但首先必需要体检合格。在县医院里，我先戴着这副隐型镜片过了视力检查关，然后偷偷出门将镜片取下，再去另一间屋检查有无眼病。如愿以偿，蒙混过关；有惊无险，顺利回城。两个镜片物超所值了。

回城后，自己被选入学校篮球校队。比赛时角膜镜曾经数次被对手碰掉踩坏。好在眼镜二厂门市部有个人病历记录存档，可以通过邮电局邮购镜片，方便百姓。大上海毕竟是大上海。

图24. 戴着角膜镜蒙混回城的校篮球队员 (二排右三)

　　“四人帮” 倒台后的1976年秋，我因公出差去无锡望亭发电厂，再次路过上海，小住了几日。改革开放，让自己有机会考上了大学。七九年大学放暑假时，自己和几位亲友顺长江而下，分别去了庐山、黄山、九华山。下山后又去了沪上。本打算还去普陀山，但因台风肆虐，未能成行。

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来美。摸爬滚打，忙于学习和谋生，力图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一晃也就有许多年没去上海。从九二年起至新世纪到来以后，因父亲去世、与国内合作、以及母亲八十寿辰等事宜，我又曾数次路过上海。那时上一医在汾阳路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内给二爷爷树立了一座铜像，我特意带了儿子去献花祭拜。

图25. 二爷爷铜像。位于汾阳路上的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内。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我心依旧”。那些年回沪次数也不算太少，但每次时间都很短，不能再像少时那样悠哉游哉的闲逛了。

记得数年前最后一次离开上海时，我给了年已八十，但仍然每周还去一次华东医院看专家门诊的大姑一个告别拥抱。去年得知大姑也随二爷爷二奶奶驾鹤西去，那也就成了两辈人之间最后的一次告别了。愿老人们在天之灵安息。

如今人在海外，浪迹天涯已有四十载之久，大上海与我也就渐行渐远了……

镌刻于脑海中难以忘怀的上海南京路，咱们后会有期。

p.s. 时光久远，自己的记忆难免有误。还望熟悉上海的亲友们斧正。

1/14/2024 于芝加哥北郊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