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红纸，写对联

莲蓬子

炉前捧读《我们的老院》，作家肖复兴在《裱糊匠》中写裱糊匠老吴的故事。秋风冷起，手艺高超的老吴被整条街大院各人家请去换窗户纸、糊顶棚。老吴的活儿忙不过来，他儿子小吴便拉上“我”去帮他把纸扛回来。“别看纸薄，整捆在一起，挺沉的呢。”这一细节，一下子唤起了我对纸的回忆，对往事的回忆。

小时候，爷爷在东边侧房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名唤“冻边村自营店”。说是店，其实是爷爷卧房兼小杂货铺。北窗下靠墙竖摆着一个简陋雕花木床，紧靠床尾，一个很小的木制屏风挡住内室，屏风旁又摆上一个竹睡椅。爷爷常半躺在睡椅里，很悠闲的样子。睡椅、屏风对面一米外，用一个木桌、一个小柜子充当柜台。当初我们全村只有爷爷这一个小自营店的时候，小店里货还挺多的。抽屉里有各色纸烟如香叶、大前门、芜湖、瓷都之类；3个大大的泥黄色大瓮里装着各类小吃食：边缘有锯齿的方形饼干，花豆，萨其玛，白砂糖，兰花根等等。一角钱八颗、红纸黄字的硬糖则用玻璃罐子装着，另一个玻璃罐子装着令小孩闻风丧胆的宝塔糖。几个大酒坛，里头是散装的廉价的白酒，但打开酒坛盖子，酒香还是扑鼻的。高档一点的瓶装酒如白兰地，小孩们最爱的香槟酒，及苹果橘子罐头一类，整整齐齐地横排在两个大木柜子里。在这两个柜子的顶部，整齐地码着草纸、白纸和红纸。当时草纸常用，乡下人买草纸，是一刀一刀即一捆一捆买，不卖零数。白纸正面光滑，背面略嫌粗糙，大多数是小孩们买去裁成练习簿长宽做草稿纸。每逢人家来买红纸，爷爷都会问道：“做什么好事啊？贺喜贺喜”。好事，就是喜事。“是啊是啊。”人家高兴地答道。如果人家不急，爷爷还会请他抽上一烟斗生烟。爷爷的烟斗很长，点烟时，烟斗斜衔着；客人的烟斗短，两个人烟雾缭绕，乡亲之情在“明灭可见”的烟斗之光中更增温暖。红纸，在嫁娶、生小孩等喜事中广为使用。它与红烛、炮竹一起，为主人家的喜事渲染喜气洋洋的氛围。比如结婚喜事，条桌上敬的斋饭和整鸡上贴着红纸，悬挂的米筛上贴着红纸，酒桌一席、二席上压着红纸……更主要的是，主人家前屋后门贴着大红对联，新人房间各色器物都贴着大红纸。第一挂炮竹响后，男人们撸着袖子在热腾腾的大木酒盆里褪猪毛，写字老先生在厅堂上席桌子上裁红纸、写对联，孩子们、鸡猫狗们在追逐打闹，主人家的喜事在红色、热闹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

裁红纸、写对联也是年前的一项要事。这一要事，常在吃年猪饭后安排进行。因为请人写过年对联，主人家是要安排好饭好菜的，以示对这一要事的虔诚和重视。村子里有三个写字老先生：裕爷爷、庆爷爷及我爷爷。三个爷爷作古多年，但他们为村子里写对联的情景我还清楚记得。

听说，裕爷爷早年是政府里的文书，所以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端正大气。裕爷爷还会看通书，常为村子里人家挑选喜事日子，也因此被人们敬畏。给人家写对联时，他也常带着通书，及弯弯的裁纸刀。裕爷爷写对联的工具最为齐全，长短粗细的毛笔都有。裕爷爷最拿手的是给人家写大长对子，大粗毛笔在拼接的红纸长幅上一笔一划走得稳健、庄重，就像一个老农挑着满筐粮食走在熟悉的田埂上，一步一步，很有把握，很有气势。裕爷爷家境比我们要好，厅堂是木杉结构，冬暖夏凉。两侧木梁上贴着一副大长对子，用金粉写的，写的是“云卷云舒”这类极有文化味的对联。小时候我看了以后，觉得裕爷爷不愧是文书，好有文化啊。裕爷爷的一手好字，传给了他的孙儿们。他年岁高了以后，他的大孙常常被人请去吃年猪饭，裁红纸，写对联。

老教师的庆爷爷写对联，则是笔走龙蛇。他也常带裁纸刀和通书，但完全不照通书写，写来写去基本就是“爆竹声声除旧岁”一类。庆爷爷常戴眼镜，爱笑，说话幽默，又是慢性子，和人家打骨牌、麻将时出牌很慢，别人催他，他说：“又不是去砍火烧柴，急什么？”并且还慢悠悠地点上一支香叶烟，把人急个半死。当我们识字的小孩说庆爷爷你怎么老写“爆竹声声除旧岁”啊，他就大笑“有什么关系？写了就是好的”，然后，翻开通书，正儿八经，按需就写，但字依然是笔走龙蛇。和裕爷爷一样，每到年底，庆爷爷从东家写到西家。他又爱喝点米酒，常常在人家里喝得笑眯眯的被他们打着手电筒送回家。乡亲们不在意字的风格，他们尊崇的是替他们把朴素的生活愿望写在大红纸上的文化人。

我们家的对联，都是爷爷写。腊月伊始，爷爷就要在小店柜台上裁红纸了。前屋后屋，灶前猪栏，谷仓木柜……都要贴上红对联。长对，大长对，斗方，吊牌，共多少副，要裁多少红纸，爷爷心里清清楚楚。大门墙上，左边写的是出门大吉，右边是四方得利；条桌左右两边墙上分别是孩童言语，百无禁忌；房门上一律是福字，栅栏门和大门对开迎春接福；牛栏门上是六畜兴旺，谷仓则写五谷丰登，厨房大铁锅墙上是灶君娘娘神位；他的小店墙上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对联写得虔诚，发自内心地恭敬，年年如此。以致几十年后，我还清楚记得这些细节。爷爷年岁高了之后，我上了师范学校。师一那年，父亲说请裕爷爷来写字。我自告奋勇，说“我来写”。那晚，我就像写字的先生一样挥毫，父亲则打下手，但不像对裕爷爷那样毕恭毕敬，说我的字要多涂点墨。我自以为是，对父亲讲“这叫枯笔，懂什么？”父亲听后不作声，但嘴里啧啧了几声，估计想说，裕爷爷他们的对联里，怎么没有这样的枯笔。唉！少年，就是这般轻狂。

三位爷爷都是高寿，爷爷和裕爷爷是无疾而终，庆爷爷也是寿终正寝。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在他们西去后多年的某一天，我忆起了他们裁红纸写对联的情景。他们给我们后人启蒙的是，如何在一张薄薄的纸上，一笔一划地书写、一心一意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