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重重，终归尘埃

芮永华

最近，金宇澄的那部名满天下的小说《繁花》，经王家卫改编搬上银幕，尤其沪语版连续剧引发大热。 而我对该作家一直比较关注的，还是他的另一篇非虚构体文学作品《回望》。 ▼金宇澄 ▼《回望》 在《回望》里，他梳理、回忆父母亲金若望和姚云的传奇人生，以及点滴细节。特别是父亲的经历，与上世纪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一件疑案偶合。 金若望（1919生），又名程维德，是一名中共上海隐蔽战线的地下党人。 ▼金宇澄的父母亲照片（2张）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两国两军除了战场上拉锯作战，反复较量，双方在隐蔽战线上也彼此侦防，互有得失。其时，中共中央社会部辖下的上海情报科，完成对系统和人员的整合重组，集结了各方面的有利资源，触角四通八达无孔不入，获取的各种重要情报，源源地报给延安的党中央，有些还供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分享。 如：日本御前会议的决议案、日本大本营会议的内容、日本准备南进的部署、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日本军队对解放区举行扫荡的具体部署等等，这些情报为中央部署战略决策起了重大作用，被中共中央称为“国宝”，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然而，接下来国际情报战线发生了一场惊天地震，使得情报战场上的形势波诡云谲、狂涛汹涌。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佐尔格一一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 日本特高科于是顺藤摸瓜，搜索范围扩大到上海同文书院的日籍同学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东亚同文书院（3张） ▼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2张） ▼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 这就是警报！按照周恩来领导特科时期就定下的铁律，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这时，上海情报科的上级原本也应当机立断，通知所有与这两位日本同志有工作关系或有过联系的情报员立刻转移，可是，历史在这里撞车。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恰恰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要求有关人员坚守岗位，拒绝下面情报小组同志要求撤退的请求。 其时，上海情报科临时负责人是吴成方，潘汉年是其上级。下面所属有中西功（日籍）、郑文道（又名程和生）、倪之璞、丁弢（原名金若望）的上海小组；李德生（纪纲，1902-1996）、西里龙夫（日籍）、陈一峰、陈三百的南京小组；以及汪精卫身边深得信任的日文翻译兼秘书的汪锦元（1909-1992）等成员。 ▼吴成方 1942年6月16日，日本宪兵在上海和南京秘密逮捕中西功、西里龙夫，随即押往东京。很快，中共上海情报科获悉了这一情况，并立即报告延安。延安指示潘汉年，要尽最大努力保护日本同志。于是，潘汉年让在上海、南京与日本同志有过直接联系的情报人员，暂时不要撤离。当陈一峰问李德生为什么不撤离南京时，李说：“不可，这样会加重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嫌疑，上级没指示就得坚守。” ▼南京情报组成员李德生（中）与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 ▼长治里1号，南京情报组活动点，李德生曾在这里挂上“世传中医李德生”的牌子，坐诊看病，打探情况。 上级的这个决定，一方面认为佐尔格、尾崎秀实的“拉姆扎”小组和中共方面不是一个系统的，没有横向关系，希图通过表面的原封不动，一切照常，让日方误以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清白无辜的，或者是个孤立的事件，撤退反而暴露，自证其实；另一方面觉得现有的情报网来之不易，一旦撤离，情报来源就断了， 不能不说这设想非常大胆，超出常人的想象，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相关人员具有坚强的意志，被捕者坚贞不屈，坚不吐实，若这前提不存在，中国战友的坚守就毫无意义，反而变成冒险犯难。 钱明（原名景智德、景德、景若南），情报科成员。在此紧急情况下，三次向组织报警，但潘汉年、吴成方仍没让上海情报科的中方人员紧急撤离（哪怕是搬搬家），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坐失了长达43天的撤退良机。 ▼钱明（景智德 1915-2006） 中西功、西里龙夫在被捕43天后，终于扛不住酷刑，招供了上海情报科的中方人员姓名和地址。 于是，本来可以避免，令人但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7月29日,在日本警车持续的呼啸声中，上海情报科与这两位日本籍情报员有关系甚至沾点边的成员，除钱明、张明达少数几人得以幸免脱身外，上述大部分成员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集中逮捕。上海情报科潜伏在沪、宁等地的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 郑文道（1914生）是中西功的联络员，先后传递了百余件重要情报。他曾誓言：“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被抓后，为了给尚不知情的同志示警，决定制造一场重大新闻，保护同志的安危。当警车驶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头部血流如注，当场陷入昏迷。为了获得口供，日方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在他醒来后，对他百般利诱不成，又施以严刑，郑文道受尽折磨，不为所动。趁着看守稍有松懈，再次从医院病房中跳楼，破窗而出，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是表现最好的同志！兑现了自己以生命保护中西功的诺言。 ▼郑文道 ▼郑文道传递的有关日美谈判的重要情报 ▼郑文道当年在上海的旧所住址，1942年7月29日郑文道在此被捕 ▼郑文道和钱明是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同班同学 1983年3月，中西功的夫人中西方子专程来上海。她说：当年上海情报科的许多人的姓名，她都已经熟知了，只是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她见过的只有郑文道一人，那位弟弟的容貌体态，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为完成丈夫的嘱托，在郑文道墓前，中西方子用日语念着中西功生前为郑文道写的悼词：“你为了掩护别人而甘洒热血，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你为了共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员！”。 1985年，中西功三弟中西笃和三弟媳中西政子夫妇来到上海。郑文道烈士生前战友钱明和汪锦元接待了他们。交谈中，中西笃从包里取出中西功夫人中西方子和中西政子写给郑文道烈士未亡人的慰问信及慰问金8万日元。钱明解释说，文道烈士牺牲时年仅28岁；他曾有过一个心上人，但未及结婚自己就牺牲了；该女子在30多年前已去国外，从此杳无音讯。随后，钱明和汪锦元两人代表烈士亲属向日本朋友表示了由衷感谢，退还了慰问金，只留下慰问信作为纪念。 而金若望（化名程维德、丁弢）却有点冤，他在汪伪背景的《先导》杂志当编辑，与日本同志没有关系，让他装扮成郑文道的弟弟，与郑文道同住是组织上安排的，结果也被牵连被捕。其实，组织上这种安排并不符合地下工作的规矩，因郑文道是广东中山人，金若望却是江苏吴江人，口音很不同，扮成同胞兄弟实在勉强。当时审问他们的是日本人，如果是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工，马上就会发现破绽。 金宇澄如此回忆父亲：“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 在这场无妄之灾中的十多位被捕成员心中多有疑虑，终身难忘。尽管他们后来大都以不同方式出狱，经过审查重新入党，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又在不同岗位上为情报保卫安全事业作出了贡献，但被捕的经历就像阴影伴随着他们的人生，在政治运动及干部审查中不时遭到质疑，影响任用和升迁。1955年3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更是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被停职拘押审查，再三申诉也无济于事，直到1982年8月潘汉年冤案获得昭雪后才得以全部平反。 ▼1984年景德（钱明）平反出狱后与夫人陆秀如合影 ▼晚年的潘汉年和妻子 ▼晚年的徐强和李云，徐强是上海情报科前任负责人。 ▼晚年的吴成方 钱明对此一直难以释怀，总想弄清原委。1944年1月,刚回到上海，就问过吴成方：我的3封报警信既然都收到了,为什么还不撤退呢？吴说请示过潘汉年，潘汉年的回答模棱两可，不明说撤退还是不撤退，而是说撤退有什么好处，不撤退有什么好处，使他无所适从，只好不撤退了。这就是他宁愿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同志被捕，也不要自己承担责任。我当时听了身上发冷,这么多好同志竟毁在这么一个庸人手里。本来可以使全部党员同志安全撤出来，继续为党工作，结果却把前人多年辛苦经营的事业，就如此轻易地葬送了。 钱明在《抗战时期上海特科对日本的情报工作》里回忆道：“解放后，被捕判刑的中国同志都回来了。连徐强、李云、高原也都在上海。只有纪纲(李德生)、季明在济南。我曾请示过扬帆，把这一案件总结一下，找出几条得失的经验教训也好。扬帆为难地说，前一段不属于他领导，应请刘少文同志出面召集才好。我又向刘少文提出，他说多数人在公安局，还是由扬帆出面召集为好。事情就这样推掉了。拖到1955年，潘、扬冤案发生，我们特科的人，多数又重新被关起来了。到了23年后的今天，许多同志去世了，活着的也是七十几、八十几了。现在吴成方的交代改变了：一、我的3封报警信,他说根本没有收到过；二、关于撤退问题,先变为潘汉年不准撤退,后改为他要纪纲撤退,纪纲不撤退。在平反复查时,我请求查清原因(还有人可以证实)，但没有人愿意多此一举了。” 在许多同志的一再要求下，1985年7月份，政协在上海召开“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当年的老战友集聚一堂，亲切叙旧，各自回忆起那段难忘经历，但对于42年上海情报科的那场变故，分歧犹在，各说各话—— 吴成方及金若望认为中西功等人供出了他们，造成损失，因此，中西功等人有问题，且贡献不大。 ▼《回望》里援引吴成方、金若望在“座谈会”上的发言（3页） 钱明则认为，情报是有时效性的，被捕后待情报失效后分批次招供是行规。中西功等人在被捕后没有立即招供，而是等了一段时间，给吴成方及其下属留出了充足的转移时间才招供。而吴成方在收到了中西功被捕的预警后，明明应该组织转移，却没有这么做，是违反了地下工作的规则。这些人被捕的主要责任不在中西功，而在吴成方。 ▼钱明在《抗战时期上海特科对日本的情报工作》里回忆和质疑内容（5页） 那么，究竟是谁的问题？ 迷雾重重，终归尘埃。 《回望》里的一段话，暗喻这场争议的最后归宿—— “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部消失之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图片和语言资料全部来自网上） 完 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