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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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丹平师弟从太原打来电话，说是在征得陈老师同意后，欲将其平日所写的一部分回忆录、故乡轶事和碑记文稿整理结集付梓，要我为此写点文字。这让我在窃喜之余又有些茫然和惶恐。40多年来，陈老师于我可谓亦师亦长亦友，使我得以循份承教，面聆謦欬。春温秋肃默化潜移之下，他给了我许多教诲和帮助，这些既让我终身受益，也令我沒齿难忘。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一时竟不知从何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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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天，在至今都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批林批孔”浪潮中，我走进了祁家河高中的校园。两年时间，陈老师一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并代语文课。那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文化教育战线可谓黄钟毀弃，瓦釜雷鸣。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几遭灭顶之灾（陈老师即因此而失去了他敬爱的父亲）。学校的老师们大多处欲教不能、欲罢不忍的环境和心理矛盾状态，加之教材缺乏系统，课程管理和实施极不规范。但多少年来，我虽一直遗憾于自已学生时代的短促和多舛，却同时又觉得那两年的高中生活，实在是我在那个不幸的年代里所遇到的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尤其是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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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纸和大批判文章充斥着我们的语文教材和课堂，连篇累牍地在批判着什么”天才论“、“人性论”和”先验论”。让我们感到似懂非懂，索然无味。可是不久我们便发現，但凡是陈老师的语文课，他却总能从这些类似于大喊大叫的批判文章中挖掘出让我们感兴趣的历史和文学典故，也总是抓住文章中的字词、句式和语法修辞特点等语文基础知识不放，并借着写大批判文章对我们进行作文训练，使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结合，把我们的语文课上得精彩而生动。比如他带着我们学习报纸上发表的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时，就借着文中所涉及的诸多历史人物和文学典故大做文章，一连上了好几节课，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迷。于是，我们不仅明白了文章大意，而且还弄懂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竹林七贤”等典故的出处和含意。同时还领略了嵇康、刘伶和阮籍等东晋名士及善于“捉鬼”的钟馗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和风度。也第一次知道了武汉又可以称作”白云黄鹤”，而南京則也可以叫作“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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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们的课堂兴趣感染了他，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陈老师一扫最初上课时的拘谨和抑郁气息，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于是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以其隽秀的仿宋字体，昼夜加班刻写蜡纸，陆续为我们选编多达数十篇的古、现代散文、小说和名家名篇。诸如郭沫若的《鲁迅诗稿序》，鲁迅先生的《药》、《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为了忘却的纪念》和《阿Q正传》，贺敬之的《延安颂》，杨朔的《桂林山水》和《海市》，苏洵的《六国论》，柳宗元的《敌戒》，还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和《水浒》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章节均在选篇之列。此外他还把《智取威虎山》剧本中”打虎上山”一节，也纳入课堂教学，使课堂变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有效地弥补了当时所使用的语文教材的不足。让那个时代处于文学饥饿状态中的我们，领略到了这些大师和名家的风采，感受到了这些篇目中所蕴含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使我们在享受文学之美的同时，文学素养和兴趣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的古文篇目，对我们具有入门和发蒙之功效。直到现在，像《鲁迅诗稿序》、《六国论》、《敌戒》及鲁迅的一些七言诗等短篇，我仍然能背诵下来。因按照当时陈老师的要求，那可是要背诵“过关”的。虽然他平时文人情怀，谈吐风趣含蓄，性格文雅恬淡，在班级管理和课余时间很是民主随和，绝无师道尊严的气息。有时甚至容认和放纵我们擅自外出去看电影，但在教学尤其是读书、写字和作文上却总是一丝不苟，要求得近乎苛刻，这常让我们在心里对他有点“怵”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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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此付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我们常常看见他的办公室一一校园北角高台阶上左数第三间小屋的灯光是亮着的。我们知道那是他正在为我们的课程忙碌着。许多年后我在县教研室工作，每当因全县的中高考成绩而焦头烂额时，常会想起当年的陈老师，并由此产生许多不解；在当时弥漫着“读书无用论”，崇尚“白卷英雄”的时代，师生是既没有升学压力，也沒有考试负担的，不仅沒有人要求他这么做，相反地，他的这些做法一不小心还可能招来“白专道路”或“智育第一”的罪名。可他当时对教学为什么会那么执著呢？其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动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一个读书人的爱好和习惯肯定是原因，但却远远不够。依他的文学功底和实力，即使无意时局纷争，就凭着个人爱好而独自遨游于文学海洋，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可他却苦心孤诣地为我们的课程忙碌着。我以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为人师者在道德、良知和责任煎熬下的本能反应。不知道陈老师是否同意我这个说法。

记得有一次写一个议论题目的作文（题目记不清了），陈老师给过我这样的一个评语：“论点明确，论据充分，但文中词语堆砌，给人以屋上架屋之感”。所以在这里对陈老师当年的做法不敢拔高，否则，陈老怕是又要说我是在“屋上架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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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教材的篇目，大多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统编教材所长期选用的，这足以证明陈老师的专业水准。但在当时，仅凭专业水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智慧和胆略，否则无异于引火烧身。而对这一点，陈老师显然是明白和谨慎的。因为他所选篇目的作者，大多是受当时政治高层或权威刋物所肯定的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沬若等）和与现实无碍的古代大家（如苏洵、柳宗元等）。但即便这样，也是有潜在风险的。比如《桂林山水》和《海市》，虽然自成散文一家之体，文章内容也与时局无涉，但作者杨朔，却是早在1968年就因为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而“畏罪自杀”了。在那个年代，依陈老师的家庭背景，是极易惹上麻煩的。后来我想，这或许是他当时选篇时的一个疏忽，但对鲁迅作品的偏爱而大量选编并精讲，则显然是有意而为之的。我以为，这是他在经历失父之痛后，长期压抑着的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和表达。这是一个儿子的倾诉，一个文人的倾诉，也是一种文化的倾诉。他需要这种倾诉一一即使这种倾䜣可能招致风险。为此，我不仅理解他的心情，也佩服他的胆略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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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都忘不了陈老师43年前讲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那节课。

当时他以我们所熟悉的步伐登上讲台后，一改往日幽默诙谐的语态，在简单介绍了课文的作者和背景并疏通字词后，便用沉重缓慢的语气和凝重的神色开始范读，从一开始就完全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同学们全都屏吸静气地听着，课堂一时间静得没有一点杂音，只能听见他那低沉的声调。一篇课文，数度哽咽，当读到最后那“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一句时，他已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读完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便轻轻地合上课和备课夹板提前走出了教室。这个课间，全班同学依然静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完全沉浸在了课堂的气氛之中。在此后的课堂上，陈老师也没有再多讲，只是反复地强调让同学们多读。但我敢说对于那篇课文，全班同学都懂了，特别是对课文所表达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感情，更是领会得淋漓尽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室里偶尔有一个同学开始读这篇课文，就会有同学受到感染而齐声附和，很多同学也正是因这一篇文章而喜欢上鲁迅先生的作品的。在我后来的上学和工作中，听过的课不可胜数，但有这种课堂气氛和效果，能给人以心灵震撼和感官享受的课，似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一直认为，这只能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和人物背景下才能发生的情景，也许就是美学原理中所说的”灾难美”罢！

前些年，陈老师乔迁至县城西夏中旁边的文亭居，每年春夏季节，他和师母都会住在那里。这使我能不时地去拜访和讨教。我也因此有幸成为书中的大部分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感觉在历尽世事沧桑，进入古稀之年后，陈老师的心态犹如入海前的江河一般平静。他常常给我谈起父母亲和许多故乡轶事遗闻。在《往事如烟》一文中，对当年的父殇之痛的叙述也显得冷静和理性，语言也极其恬淡和朴实，但却是歌泣有端字字真，应该是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父亲思想感情的。对此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他终于能写出来了，这得感谢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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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在学习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多方面受惠于陈老师的。记得毕业前夕，政策首次允许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征入伍，对此我充滿了幻想。就像没头苍䗦似的四处寻找门路，竟连上课也不顾了。为此陈老师单独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徒劳。然后平静地对我说：“你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我立马知道了他的用意，但心里却有点来气。接着他细声慢语地分析了我的情况，又语重心长地告䜣我他已经听到消息，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大中专院校就要陆续恢复招生了，要我把心收回到学习上来。之后我得以在当年3月顺利通过考试升入运师。 事后想来，他的话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入学后按学科分数被分在了数理班，但我却因更喜欢文史而不安心就读并试图转班，甚至有过放弃重考的念头。他从我写给他的信中得知后，立刻给我回信，劝我要服从分配，并说运师的专业性不是很強，在学习数理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我对文学的爱好，才又使我䏻安心学习到毕业。

高考制度恢复后 ，1978年得知我想参加高考，他和张法安老师又极力鼓励我参加，虽然后来录取后因多种原因而放弃，但作为老师，其传道、授业、解惑之殷殷心情，却是令我感受深切并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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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每当同学相聚，都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谈到当年那段学校生活和师生之情，为表达内心对陈老师的敬仰和感激，我们曾趁他七十寿诞之际，给他送去过一方牌匾。因为大家知道陈老师一生崇尚“认真做事，低调做人”的原则，为人处世极不喜张扬，便在事前与他沟通。他先是不同意，后来他出于师生感情考虑虽然答应了，却再三嘱附一定要朴实低调。所以在牌匾用字上，同学们几经斟酌，才敲定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缩句“桃李成蹊”。我认为以陈老师的性情、学识和修为，是当得起这四个字的。所以这次就依然以牌匾用词为题，拉拉撒撒地写了以上，但愿他能认可。

不过，此时我最关心的还是书。听丹平说，对这次他的文字成书，他依然严守低调的原则，印数很少，只作家族留存和小范围馈赠。所以此时我最渴望的就是能得到一本作为珍藏。因为于我而言，它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和一份浓浓的师情。

杨一凡

甲午正月初七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