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你走得无声无息，难忘的知青岁月（31）

抚顺台东王维俊

昨天下午，我和孙子去看电影的路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王维俊大哥吗？”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传来。

“你是”，？“我是高某秀，大哥还记得我吗”？我想起来了。

2009年我们几个人去厦门旅游，正在街上闲逛，对面来一个中年女人，问走在前面的同学，“那个男的是不是叫王维俊?诧异中，我认出了，是我的高中同学高鹏久的二妹妹高鹏秀。言谈中知道了她来厦门定居已经好几年了。在她的邀请下，去他家坐了一会儿。几天后旅游结束，晚上她还到月台上来送我们。到了北京，等车的功夫，我还根据鹏秀提供的电话，给高鹏久往锦州打了一个电话。说在厦门看见了鹏秀。一转眼已经七八年的光景了。

“你去锦州看你哥没，他怎么样？”

“我哥没了，”

“没了？”我感到很突然。“什么病，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急切的问。

“可能是心脏病，我都没赶上，特别急”高鹏秀说。

电影院里，我的脑海里演起了电影。

1965年我们一起考进了五中。他家住在海新沟里一间临街的小平房里。七口人挤挤嚓嚓地，只有二十左右平米，生活特别困难。烧煤，烟熏火燎，屋里乌漆墨黑的，他妈妈的手总像洗不干净。

他学习很用功，特别是俄语比我们都学得好。学校每天的俄语广播都有他的课文朗读，很流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凭照他根红苗正和他老爸复原军人的历史，他成为第一批“红卫兵”。写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斗老师、大串联，都少不了他不倦的身影。大伙都有些烦他，觉得他太显摆，太激进、太不讲情面。

1967年我们下乡劳动，当地的农民开批斗会，他大打出手，把几个“地富反坏右”打得皮开肉绽。特别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把我们的体育老师刘庆丰也弄来陪绑。打得鼻口窜血。

1968年我们下乡在一个队，队里用他虎啦吧唧的劲儿，让他管教队里的“四类分子”，手段非常“革命”，把他们管得服服贴贴，见他如同见到瘟神一样。他也成了我们青年点的保护神，有谁敢给青年出难题、找麻烦，他可以拎着镢头找人拼命。

1969年因他表现突出，第一个被抽调到东北地质局下属的101队工作。走的时候，没谁送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不联系我们。两年以后，听人说他们队调到南票，离我们下乡的地方有五十多里。

因他和我的关系还算不错，我在一个初冬的上午骑车去看他。他们的条件很艰苦，住的是帐篷。他穿一套泥呼呼、油叽叽的棉衣，脚上一双看不清颜色的大头鞋。一顶羊剪绒的帽子，像乍煞着翅膀的老鹰蹲在他的头上。红红的脸，像喝了不少的酒，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看到我来，非常高兴，一双粗粗啦啦的手，攥得我好疼。

他打来一白瓷缸子白酒，又弄来两饭盒子白菜炖粉条子和一小盆大米饭，我们边喝边唠。说起他自己这几年来的表现，他为自己整同学、斗老师、打老农的行为流下了忏悔的眼泪。本来就多的鼻涕，和着泪水横流，整的我心里酸酸的，也陪他哭一气，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好香。年轻时的莽撞、幼稚、错误仿佛都随着酣酣的睡眠而去，一觉醒来已是东方红了。

后来我们回城，与他的联系更少了，只是听说他很有出息，工作业绩得到上级的认可，还晋升为了副处级，好像是纪委书记。在锦州安了家，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2010年9月下旬，我们为庆祝下乡四十多年，在劳动公园举行同学会，辗转找到他，他来了。个子好像变矮了，唯一没变的还是那红红的眼睛，总像喝多了酒。他在我身边转悠，问我：“你是谁呢？看着那么面熟呢？”我好气又好笑，轻轻地给了他一脚。

“怎么的，连我都不认识了？忘了我去南票看你？”

他本来就红的脸刷地更红了，有些发紫。“哎呀，你是维俊？！”

“真该死，我怎么认不出你了，你的变化太大了”

也难怪，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二十多年，我们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们的同学都去世六、七个了。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前年我们同学组织去锦州世博园，也没得空去看看他，总觉得会给他添麻烦，没想到，其实他早就没了，唉！

我的好友，你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让我很想你，尽管你没给同学们留下多少好的印象，但我还是很想你。想起了你的模样，想起你很激进的样子，想起在南票的那个涕泪横流的晚上。

我的老同学，高某久，一路走好！

2024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