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曙光

有理 1289874

文字编辑 紫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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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音乐 黄土坡

1970年盛夏，知青招工的曙光首先光顾了陕西省。

经过两年再教育的知青们迎来了希望，无比地欢欣鼓舞。

陕南的三线军工厂，首先来陕北招工。不管怎样，进工厂当工人就像当年在学校招了一些煤矿工人一样，没有人过多顾虑井下的工作环境、下井的生命危险，一心所想的是有固定工资能养活自己了，很多人抢着去煤矿。现在也是一样，大家都想早日进工厂，哪管什么三线、四线，对于招工，知青们垂涎欲滴。

竞争在暗中展开。

是啊，能有组织、能挣工资，补偿不了失去的一切，总还可以补偿失去的一些。别人在想什么，算计什么，我无从考据，反正我天天睡不着觉，时时在打小算盘。尤其担心村里把教孩子的任务刚交到我手里一年，我制作了村小学的规章制度；我编制了教材；小学也刚开始步入正轨，生产队可能不会放我走。还有我也兼任给八个男知青作饭，我若走了，他们又会怎么办？思来想去，能走的可能性不大。

不管当下如何开心、适应，但在这穷山僻壤，无论如何都养活不了自己，这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大环境在这儿摆着，个人有多大能力改变它！

我被现实推着迅速地成长。为了能被招工，我听村里人说：“知青”们各显神通，在招工人员住的招待所，整天站满了翘首求情的人。整整好几个晚上我彻夜难眠，拥衾苦思，忖觅救生良策。我看不见同伴们在做什么，但反复思量后做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惊人的举动—决定去县城打探招工情况。

走在烈日暴晒的土路上，呼吸着黄色的卷土扬尘，看着路两旁无精打采摇曳着的玉米杆叶，更增添了心中的不安和烦躁，一路思来想去，心中充满焦虑、阻丧和求生的万般无奈。

这辈子最离谱的事儿，大概要算这次招工了。

我打听到招工人员住所，一头冲了进去。就听里面的人在说：“这次是军工厂招人，出身一定要好，而且招工标准是按征兵的要求来进行考核。”这些话让我有了太多不安，但已然来了，在瑟瑟发抖的状态下，我仍然完成了心中想说的话：“我协助生产队办了村小学，並且负责教孩子，每天只挣6分，而我们生产队一个整劳力10分才合一毛五分钱，实在无法养活自己。”当时也真幼稚的可笑。我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勇敢地去玩这种小把戏，真是被逼得破釜沉舟了。

老熊，是来招工的军代表，也是我们进厂后徒工连的连长，他显然被我的讲述所打动，充满了同情，没有一点敷衍地告诉我：这次招工的前提必须是贫下中农推荐，报上名单后他们才能按名单查档和选择。一番话，让我如丧考妣，我父亲当时正蒙受不白之冤，还没被平反；推荐又让我在“知青”中不占优势。

后来的日子，表面上一切正常，但仅仅是表面，我内心无比的烦乱和纠结，无心吃饭、夜无安眠。我不敢把这件事的结局想得太好，不敢抱有希望，只看作是力争吧，不去争取会更不安了。在痛苦挣扎的谷底，我也翘首盼望那一丝阳光。

这个世界上有无限的可能存在，命运的转机也是神奇夹杂着离奇，这场戏的幕布徐徐拉开，我居然还真站在了舞台上。没有想到梦想居然成真，真乃天算不如人算！

一个大馅饼就这么忽忽悠悠地落在了头上，我被村里推荐，更被北京干部老张和老宋极力推荐，当然也被招工的军代表老熊选中。

我不知该感谢谁，欣欣然溢于言表，整日里春风满面，恨不得碰着谁都拱手作揖。

这次招工进厂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中的第一批，终于使我悸动不安的灵魂软着陆地。

但是不能不问几个为什么？

在我们村来蹲点的北京干部老宋，一个40多岁的女老师和我私交不错，偷偷和我讲了实情：“有人”把我压在褥子下边一封没有及时发走的信，在以前什么时候交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徐x。信中对生产队给“知青”的待遇不满；对生产队的资金发放质疑；对大、小干部们的违纪和自私有感，信中还扬言要去北京告状。鉴于此种状况，他们几个北京干部商议：推荐我去三线工厂，到三线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除感谢之外，我苦笑着没有说话。

世上有很多成功的事情，都是偶然的巧合和意想不到的误会造成的。生活常新，偶遇常有，可那样的巧合巧到无法再巧，不能不让人惊愕上苍之水的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能。而命运慷慨地给了我那个机遇。

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徐X，文化水平较低，一个黄土高原上长大的农村干部，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可能见识也比较少，他心虚了。

记得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为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经常进行战备教育。在全村大会上，徐支书能讲道“苏联的喀秋莎大炮打到了中国领土，被我军开着解放牌大卡车从黄河上开过给顶了回去。”逗得我们喷饭。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多，我们经常背后用他的言论做笑料。

老实说，我们是老三届中读到高二的高中毕业生，毕竟比初中生的年龄大些，因此成熟些，平时表现都很不错，曾经是安塞县出席延安地区知青代表大会的先进集体。而且有些同学在生产队担任不同职务的干部。同学们在徐家沟插队短的有两年，长的有七年之久，那里没有团支部，同学中的团员自然没有团组织生活；全大队也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从来没有为要求入党的人员组织过学习。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和我们年龄相仿，他是否居心叵测，唯恐谁入了党顶了他的职位？后来知青们被分配工作或上了大学，很多人都在后来的岗位上入了党。

所以，他害怕我的信上写的一旦成真，后果于他不利。于是，这个乡野之人作出了必先送走我而后快的决定。

我仿佛为发生这种荒唐事感到惭愧：要说去军工厂，以当年的形势，出身占绝对第一要素，表现为其次，而我们生产队还有很多知青出身好，在村里表现也很好，他们会怎么想？这使我心中也有愤恨：尽管成全了我，有了工作，但这就是党的基层干部所做所为吗？他们就这样代表我们党的形象吗？

我并非捡便宜卖乖，如果推荐的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会怎么想？

一个使坏的变奏，竟然改变了主题，让我得以迈过这一道道坎，歪打正着地让我当了一回商鞅，我幸运的七窍生烟。

我对这件事情和以往处理问题的思维一样，不去追究细节，我已然走了，这一切于我已不重要。

多年以后，我以平静的心态来回味这件事情，感受到这是“知青”当年走投无路的状态造成的，这个社会给“知青”提供的机会也实在太苛刻了，若是有施展才华的去处，也许那个偷信送给大队书记的人，就不需要依靠诋毁别人来谋求出路，求得心理平衡了。

人生如戏，真是有道理啊！

这封遭人陷害的信，使我顺利为在农村一年多的插队生涯打上了休止符。

命运，又一次被改写。人的命运真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就被决定了。

在蜗居的土窑内打点行装，一下子觉得天地开了，这两年的苦日子在泪眼中化为灰烬。那些忧愁、痛苦全不计较，也无需保留，就知道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忽然感觉生命有了重量与意义。

有些东西看上去是失去，实际上是一种得到；有些东西看上去是遗憾，却又是另一种成全。在生活为你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命运真的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你更大的惊喜。我微笑了，什么也不用说，这微笑便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终于可以甜甜的进入梦乡！

一轮明月悄悄爬上山顶，给这段故事接续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