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音

河外星云

　　 刚参加工作时，有调皮的学生背后说我是“东路儿腔”，我欣然接受，可是，许多年后，再有学生问我是不是上海人时，我不免有些诧异。提出疑问的学生，是个上海知青的女儿。我细细一想，觉得她问得不无原因，想必是我少年时代的经历留下了烙印被她发现了。

我曾在上海念过小学，虽则只有一个学期，而且寄宿在老乡家里，只有在校时才接触到上海小朋友。然而，小学生的语言悟性和模仿能力很强，不到半年，我已能说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了。

以后，我又到苏州读中学。

那时候还没有推广普通话。课堂上，老师们鲜有说普通话的，即使说，往往也带着很重的地方口音，多数老师，干脆直接讲苏州话。我只好入乡随俗，抓紧时间向同学学习苏州话。苏州话跟上海话很接近，只是苏州话更软，更“糯”，更“嗲”罢了。由于有一点上海话的基础，一学期下来，我的苏州话已经说得相当流利，

和苏州同学朝夕相处，六年下来，我几乎变成了苏州人，以致随后在大学里，与苏南同学相处时，我都是说苏州话，以致放寒假时，一个苏州同学竟以为我真是他的苏州老乡，还约我假期里一起玩。离开苏州越久，对苏州的思念也越深，时至今日，老同学还记得我有浓厚的苏州情结，我差不多也把苏州当成第二故乡了。

　　大学里的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全新的语言环境迫使 大家力图用各自的“普通话”互通交流，我的语言系统于是便复杂起来。虽然初中里曾开设过《汉语》课程，我也学会了汉语拼音，若是单字单词，一个一个的读，或者咬文嚼字地慢慢说，依普通话的要求尚能合格，可是，语速一旦快了，说话时间长了，便渐渐走样，习惯了的口音就会不由自主的蹦了出来。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都工作。

　　应该承认，按照普通话的要求，我在语言的掌握和运用上是失败的，说话不仅夹杂着上海、苏州口音，家乡的口音更重。对于自己的南腔北调，我感到很惭愧。

其实，我是泰兴人，熟悉泰兴话的人一听就知道，就像某人一开口，我便听得出他是泰兴人一样，即使他说的是扬州话、南京话……甚至普通话。泄露秘密的是乡音。乡音，是一个人语言上的烙印，难以磨灭，除非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或者经过专门训练，否则，说话时总会露出蛛丝马迹。江都与泰兴毗邻，泰兴在江都的东南面，江都人嘲笑的“东路儿腔”，就出指的泰兴口音。乡音是经得起时间洗涤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每个背井离乡的人，都会从贺知章的诗句中看到自己。

乡音，《百度百科》给出的注解是：家乡的口音。而家乡的基本意思是指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或祖籍，又称故乡。

严格的说，祖籍不等同于故乡，更与“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不是一回事，而且，“小时候”也是个模糊的说法，并没有一个年岁的界限。

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祖籍浙江德清，生于苏州，长于苏州，他的诗文对苏州充满了感情，到了老年接受访谈时，仍然说的一口苏州话，提到童年的事，一点一滴都是亲亲热热的，他说，他把故乡掉了，但又找到一个故乡。

　　朱自清先生的祖籍也在浙江，他一生填报的籍贯都是绍兴，但他出身在海州（连云港），四岁时被父亲接到江都邵伯，六岁时随家搬到扬州，十八岁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以后就四海漂泊了。朱先生只去过绍兴两回，每次只住一天，自然不会说绍兴话。而“海州的情形全记不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如此而已。他由俞平伯联想到自己，觉得在哪儿渡过童年，哪儿就算是故乡。于是，朱先生便大声宣布：“我是扬州人！”一口流畅的扬州话就是明证。

　　我的高中物理老师钱拙先生祖籍无锡，但生于清华园，长于清华园，十七岁才离开北京回到江南老家。他是国学大师钱穆的长公子。在我的中学学习期间，钱老师的普通话讲得最漂亮，一口京片子，好听极了。

人在稚幼时大脑发育不完全，不能持久的保持记忆。我有个朋友，她的外孙女六岁时被接到美国。孩子的母亲改嫁给一个瑞典人，家里人当然不讲汉语。现在，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可是，中国话一句也不会说了。

少年时代，人的接受能力最强，可塑性最好，包括口语在内的各种习性渐渐养成，到了青年时期，基本上就定型了。

对于游子来说，也许乡音最能触动灵魂。

大二那年寒假我乘船回家，刚踏上高港码头，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叔笑咪咪的迎着我说：家（注音ga，噶）来啦！我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回家了，这句家乡话，顿时让我不能自已，不禁眼眶一热，流出来泪水。

有一次，我在东京浅早寺游转，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忽然传出清晰的普通话声音，我心头为之一热：乡音亲切。

　　在一个流动、变化的世界里，语言也是流动、变化的，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不断被改造，甚至重塑。当一个人来到新的环境里，不可避免的要受这个环境的影响而逐渐适应下来，语言首当其冲。迁徙的人把家乡的语音带到外地，日后又把外地话带回家园。迁徙的人多了，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日子久了，在语言上积累的效应定会有所表现。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我在外地耽了几十年，回到老家，发现年轻一代人不再叫父亲“DiaDia”，而喊成“爸爸”了，而我自己，说来惭愧，现在连纯正的泰兴话都说不好了。

我相信，在同一个地方，历朝历代的人说的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话，今天的人也不是完全重复着先人的话音。杭州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杭州话在吴侬软语中是最硬的，这在江南颇为特殊。究其原因，应该是北宋南迁时，大批官员士绅、商贾军民带来的中原官话造成的冲击。

如今的深圳，这座飞速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聚集了一千多万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方言大碰撞，促使普通话成为大家的共用语言。那么，下一代，再下一代深圳人的乡音还会是老新安县话吗？

这都是流动所致。社会越开放，人的流动性就越强，对语言的影响也就越大，乡音必然也与时俱进，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我走在路上，坐在车里，有时会遇到一群小学生，他们热烈地谈说，往往不用本地话。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向家人报告班上的情况时，它们的小嘴巴吐出的也是普通话话音。

我们这代人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期，对新一代人十分羡慕，也感到非常欣慰。

国家坚持推广普通话，成效卓著，这要归功于学校教育。这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是却有人因此而担忧起下一代人的方言能力。上海市有的公交车在报站时加进了沪语，许多地方电视台也开设了用方言主播的栏目，就是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然而，依我看，方言不会消亡，只要有人说，它就会往下传。如今，不少家庭老老少少既说方言，又懂普通话，是很可喜的现象。至于有人说，理想的情况是，两文（中、英文）三语（普通话、方言和英语）都掌握，切换自如，这个标准太高了，恐怕难以实现，况且，要求国人都说英语，也不符合国情。

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方言存，乡音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