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过年<br><br>挖台田沟的活刚放下，1975年的新年钟声就敲响了。虽然贫穷使广大社员无法过上一个富足称心的新年，但对新岁新气象的祈盼，还是让大家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br><br>当时正值学习“小靳庄经验”。1974年８月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天津宝坻县小靳庄的“办政治夜校”、 “农民写诗”、“农民唱样板戏”等“十件新事”， 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中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从此，这个江青抓出来的“小靳庄经验”风靡全国。上级要求用新思想、新风尚去占领农村文化生活，我们每个生产队也召开了“赛诗会”，受过“大跃进”熏陶的老社员，都敢“出口成章”，可惜都是重复些“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样的顺口溜，毫无新鲜感与积极性，闹腾几天，就偃旗息鼓了。 图：当年淮北农村春节前的景色 公社通知，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丰富一下农村文化生活，要求各个大队都排练些节目，农历新年期间，在全公社范围内作巡回演出。通知下达后，大队干部自然不敢怠慢，丁庙由大队副书记丁万水牵头，组织了丁庙大队文艺宣传队，大约有7,8个人。<br><br>将近一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们这些新知青成长了许多，都适应了艰苦的丁庙生活。但随着年关的临近，大家仍未免会想家。特别是女知青小苏、小薛，一提起上海，马上就是眼泪汪汪。胡志强受上海有关方面邀请，今年春节回沪有任务，因此他们几个都已决定回上海过年。我也渴望能回到亲人身旁，聊聊这一年来的生活与分别。但又觉得自己下来还不到一年，希望能在农村过一个新年，体验一下农村过年风俗。正在犹豫之际，大队成立了宣传队，促使我决定留在农村过年。 图；前排是组织宣传队的大队副书记、后排是宣传队的当红女星 图：2007年重返丁庙时与当年宣传队中的“男明星”合影 文艺宣传队成员是从各生产队里抽调的，农村人不会跳舞啥的，但有一些能吹拉弹唱的戏曲人才。当地人喜欢唱的地方戏是“泗洲戏”。这是流传在淮北地区的一个小范围的地方戏剧种，唱腔有点近似河南豫剧，但没有河南豫剧那么高亢与变化，而是比较单调的叙唱，俗称为“拉魂腔”。当地农民对泗洲戏很痴迷，每当小广播里放起泗洲戏明星李宝琴的演唱时，一个个异常兴奋。时任张北队队长丁怀增、妇女队长张怀美都是“远近闻名”的泗州戏“演员”，庙后队丁万忠则精通吹拉弹唱，成立宣传队少不了这些明星。所以成立之初，就决定编演几出泗洲戏的小节目。<br><br>知青中何晓东、郭惠民与我被选入宣传队，我们对泗洲戏完全是门外汉，进入宣传队只能是滥竽充数，但有点文化，所以编剧任务就交给我们了。最后确定我来写剧本，丁万忠负责配唱段。<br><br>论编活报剧，我远在“文革”前读小学二年级时就编过。那时经常开展少先队活动，各小队都要出节目，我是小队长，小队节目多由我编，内容有越南游击队炸美国大使馆、东海民兵抓特务等这些时事段子，当然都的极其“短小精悍”的。现在要在全公社巡回演出，自然不敢马虎。于是，我反复构思，决定结合当前形势，将割“资本主义尾巴”作为主题来写。我写了一个人称“小算盘”的落后农民，整天“集体干活我没劲，心里只顾自留地”，“今天赶东集，明天赶西集，贩点黄瓜倒点蒜，集体活儿懒得干”，不愿去水利工地劳动，最后在大队支书的批评教育和先进社员的感召下，思想有所转变。这个形象显然是在当时形势下，我主观塑造的。但在生产队里也确实有这样一些“私心”较重的落后社员，一直是被我们所鄙视，经常批评的。自然印象较深，有了生活积累，下笔也就较快。戏中的大队书记，则完全是以胡志强为模特而编造的，一个时代先进知青的形象。两天后，剧本初稿出来，得到了大家的首肯。我和丁万忠一句一句地改，我念一句，他弹着柳琴哼唱，看看是否押韵顺口，以及在情节上作推敲。这样改了两遍，终于可以排练了。这出戏就三个角色，丁怀增演男主角大队书记，张怀美演女主角先进社员，而我演落后分子“小算盘”。因为我不会唱泗洲戏，所以“小算盘”是没有唱词的，只有道白。由于初写成功，自我感觉良好，有了瘾。也为了凑成一台戏，在排练的同时，我又结合当时四届人大闭幕不久，通过了新宪法等情况，编了些泗洲戏清唱段，由丁、张两人来演唱。 图：女知青与生产队社员小姐妹合影（陈圩大队知青提供） 图：知青参加公社路线教育宣传队，与队员合影（大陈大队知青提供）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社员们已开始在准备年货了。提起那时的年货，实在可怜，糖块是用红芋熬成的，然后洒上些干粉，用刀一切，就是一块块糖了，花生是自己收的，但是要挑出饱满的拿去卖，剩下瘪的才是自家吃，用锅炒炒或在灰烬里煨煨，就是过年的干果了。菜则是自留地里种的，另买些豆腐、海带之类，到时再割上个斤把肉就算备齐了。能干一点的男人，还会到大沟里去摸些小鱼，腌一腌，晒一下，就是相当好的年货了。<br><br>农村人从小年起就开始过年了。当地有个民俗讲法，叫“官三民四”，就算一个庄里的邻居，过小年的时间都不同。我所在的庙西队，全庄西半截人家是在腊月廿三过小年，东半截人家腊月廿四才算过小年。是否西头人家是祖上有人作过官？真不好考证，因为如今都一样穷得叮当，毫无富贵之相，但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br><br>大年三十了，家家户户都有了喜气，孩子们常年邋里邋蹋的衣服被洗干净了，大人们破旧的棉袄上罩了件洗净补好的外套，老太太们更是穿上了大红大绿绸面的花袄，老老少少都理了发，人人精神了许多。当地风俗大年三十的年饭不是晚上吃的，而是中午吃。农家桌上比平时多了几碗菜，如海带烧肉、白菜烩肉等，但全是不见一丝瘦肉的大肥膘。这一来是平日里家家难得见油腥，都馋吃肥的，二来买肥膘肉也便宜些。喝酒的男人早早地就托人从灵壁的长集子捎来几斤白干子酒，这时已端起了杯子。女人和孩子们今天也不会端着碗去溜门，或蹲到一旁去吃，全家人都欢欢喜喜地围坐在桌边，享受着一年一度的新年团聚。晌午吃过大年饭，男人和孩子们就忙不迭地串起了门，一直要到晚饭时才回家。家家年夜饭都是包“汤”吃，丁庙人把馄饨喊饺子，而把饺子叫“汤”，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 图：丁庙老知青与社员小姐妹的合影（后排右2是宣传队泗州戏女明星） “霹啪霹啪”的爆竹声打破了大年初一清晨的宁静，天刚麻麻亮，怀着节日的喜悦，人们都起床了，户户门上贴了红色的对子，见面互道声“过年好”、“可吃了？”就是平日里不友善的人相见了，也一改往日面孔，和气地互相祝个福。<br><br>早饭后，男女老少都涌进了小学校的院子，喜气洋洋地准备看大队文艺宣传队演出。<br><br>此时，我正紧张地躲在“后台”化装。我身穿借来的黑棉袄，外面套着从上海带来的爷爷留下的猫皮黑马甲，腰间用布带子一扎，插杆烟袋，头上戴顶“马猴帽”，这打扮基本符合“小算盘”这个人物的形象了。为了更形似丑化，我还在嘴唇上用墨汁画了两撇胡须，妆成一个完全的丑角。当我一上舞台，下面社员就“哗”地一声发出了开怀大笑。演出自然是按照当时的“三突出”原则来演的，正面人物丁怀增、张怀美他们挺胸挥手、指指点点地唱着，占据戏台中央，我“卑琐”地演着，只能蹲着、侧着在戏台角落，多少有点“唯妙唯肖”。在一片欢笑声中，演出结束了。今天想起这些，真是令人可笑，都是应景之作，毫无艺术价值可言。但当时从给社员们一点新年娱乐和思想教育来说，目的还是达到了。<br><br>大年初二起，我们开始在全公社各大队巡回演出。不久后，我因故回沪，“小算盘”一角就由小郭来演，他同样演得栩栩如生。<br><br>就这样，我在丁庙过了一个很有特色的“革命化”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