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1）

二呆

上小学时，每天路过军人俱乐部。这里是南京军区的长官弟兄们的娱乐场所，全名是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里面可以看蓝球排球比赛，看游泳跳水比赛，看电影瞧大戏，看展览，溜冰……。我在这里还游过泳，是学校组织的暑期活动。这里虽然是军人俱乐部，平民百姓还是可以进来的，买票就可以，电影院，体育馆就对公众卖票。

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露天剧场，好像没有卖过票，因为没有演出，也无法卖票，石头凳子没有号码，随便坐。但是我在剧场里开过大会。高中毕业前，几家学校把中学毕业生们都带到这里开会，让积极分子们在这里献红心，表决心，带头上山下乡。于是他们就上台发言。记得一个女子说，虽然她妈有癌症，她爹是军官在外地，她还是会去农村插队务农的。她还起了誓，要带头上山下乡，要去最艰苦的农村云云。

附近的牛顿市有一位南京妇人，可能是我同一届中学毕业的，她就插队到了陕北农村，据她自己说生活苦死了。当时南京根本就没有去外地插队落户的中学毕业生，都是下放在南京郊区，去那些遥远的穷乡僻壤都是他们自己联系的，全是他们自己作出来的。我想她应该也是在那个大会上起过誓的女子之一，我没有问过她是不是有这回事，以前不好意思，有机会可以证实一下。她是老教授的女儿，能这样做还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她可能就是一个陕北高原上的黄脸婆姨。

我在这里还看过一次演出，“长征组歌”，是前线歌舞团的演出，但当时可能不叫“前线”这个名字，应该是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类的名称吧。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唯一在此看的大戏，是同学马二叫我陪他看的。我清楚的记得这天晚上发生的事，但白天干的什么勾当，忘了。其实是应该全记住的，这是我生命中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是我下放农村的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那天晚上家里正好包饺子。坦白的说，吃饺子不是因为我，是家里来了尊贵的上海客人想吃饺子。我家没人知道我过生日，除了我自己，还有上帝。我们家不是北方人，吃饺子极为稀罕。我才吃了几个饺子，就被马二催着去瞧戏。我们刚出了小院，马二就说“想不到你这么能吃”。我听了立刻火就上来了，很气愤。我天寒地冻的不吃晚饭就陪你大少爷出来瞧戏，你还说这话，真是毫无人性！那天晚上特别寒冷，石头凳子不能坐人，否则屁股会冻结在上面的，我们只能站着看，冻得人瑟瑟发抖。我在饥寒交迫中看完了演出，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又要起来去乡下上工了。终身难忘的夜晚，那天我才满18岁！

以前我经常来军人俱乐部玩，我们班上有一群俱乐部的孩子，其中一人会带我进来玩耍，他还赠送了我很多毛的纪念章，都是市面上的很少有的好货，他爹当时负责做这个事。我家周围人都好奇我怎么会有这些纪念章，因为我家是当时的社会最底层。前几天听同学说，这位纪念章同学，事业做的风生水起，知名度很高，是名记。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飞来横祸，他忽然在家中昏倒，等到被发现时，早已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他已经在ICU十多天了。我为他祷告。

军人俱乐部在民国时期就是国府的立法院，大院里面的建筑非常精美，中西合璧。该同学还带我到办公楼里来过，里面的门窗楼梯过道很精美，高级，气派得很。中山北路上的围墙是镂空的，上面盖着蓝色琉璃瓦，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不熟悉的人也可以猜到这里一定是官府衙门之类的大地方。其实这里就是“革命文艺战士们”混饭吃的地方，里面只是文人艺人，都是文职人员，这里没有打打杀杀，没有刺刀见红，小资情调倒是蛮浓厚的。当然现在这些东西早已荡然无存了，里面乌烟瘴气，成了平民大集市。

班上若干同学都是军人俱乐部的孩子。俱乐部的孩子们都说普通话，其他人不说，他们说南京土话，包括我。所以他们或者我们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你家的底牌了。其实不说话也不难识别，因为他们长得也好看，细皮嫩肉，举止文雅，穿着也干净整洁，看上去就像是好人家的孩子。对于这样的孩子们，教，或是不教他们的老师们都是很喜欢他们的。

我们班还有一帮人是革命中小干部和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们，他们是大部分，总体不错，小学老师们也是比较喜欢他们的，但他们要逊色一些，因为不撇京腔，也不说普通话，有点市井，但不庸俗。这两大类人就占了我们班级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余的人就是两端了。高端的就是几个高干子女，低端的当然就是小平民和小贫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了，人数不多，其中有我。位于这两端点的同学，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类。

去年小学同学找到我，被拉入了班级群。我这才知道我们班级是“非常好”的，全年级里的重要人物子女，高级小朋友们几乎都在我们班，档次是真不低。记得一个男同学，非常沉默，带我去他家玩才发现，学校旁边的三层楼大洋房都是他一家住，他爹原来是一省厅领导人，他家里很多袖珍版毛语录，当时这是非常稀罕的宝贝。我们班有的同学不说普通话，南京话？当然不是咯，人家压根儿不会，开的是京腔。我这次就斗胆问了一个老同学，“你怎么也说南京话啦？我记得你原来是说北京话呔？”，我用很土俗的本土方言问她。 “是呔，北京话早就不说咯”。她们就是那些昔日的“堂前燕”。

文革时期，北京的一些军队高干被下放到了南京军区，我们班就得了好几个军区高干的孩子，档次一下子就窜上去了。记得当时南京电子管厂附近有武斗，住在附近的一位北京来的女生是被解放军叔叔从教室里接回家的。记得当时经常看到“叔叔”来我们教室接人，司空见惯的。而同时一个本地转学来的男同学，说地道土话，他在我们班级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备受煎熬，暗无天日，同学都嘲笑他，欺负他，但我没有。我即没有对他不好，也没有对他多好，因为我没有资本对其他同学好或不好，但我还是蛮可怜他的，觉得这个娃儿傻得结棍，虽然我自己也是一只可怜虫，但我不是受气包，察言观色算是我的强项。

这次拉我入同学群的是教授，我们后来一直都是同学到高中毕业。教授是我最古老的同学，也是中学问最高的人。说到军人俱乐部也是不可以绕过教授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家就是开军人俱乐部的，军人俱乐部就是他家开的。教授的爹以前就是军人俱乐部的主任，“大老板”。

说到小学同学，当然是绕不过去小学班主任，常老师，我们有4年时间在常老师手里。她虽然短小不精干，还时常病歪歪的，但她的执行力是毋庸置疑的，五十几个人被她管得服服贴贴，其中不乏若干活闹鬼。常老师以前是卫岗小学的老师。卫岗小学是全南京的头牌小学，是南京军区高干子女学校。后来城里的革命后代需要，她调到了山西路小学。当时是文革期间，很多上学时间已经用在开批判大会，教师政治学习上了，但常老师还要给我们“开小灶”，改造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培养劳动人民感情，她还经常独自带我们班去农村劳动。她是一个无知且极左的女人，当然她也是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中小学教师们极左是他们的职业通病，这是这个群体的可悲之处。他们天天给学生洗脑，早就把自己也洗得非常愚昧无知，成了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无从知晓），不了解新知识（拒绝学习），就知道那点可怜的陈旧的书本知识。说他们是“教书匠”，并不为过。又得罪人了，无所谓。

在家躲避病毒，清闲无聊，就写上几个字的小贴子，一来打发时间，二来博人乐或人憎，说来还要感谢常老师。坦白的说，我天资很低，但现在还能写让人读得懂的文字，常老师是起了作用的。她逼我们每星期当场写一篇作文，这真是够狠毒的，所有人都痛恨写作文，当然，所以，也就痛恨她。但这个女人就是厉害，守着教室门，交不出作业你不要回家，老娘奉陪到底！你交出作文也不代表你就能回家，达不到老娘的要求，还是出不去！

常老师是“双枪老太婆”，一把枪是语文，一把枪是算术，都打得很好。常老师是南京人，但她说的是还不错的普通话，在南京人中应该是很难得的，不然她在这样的小学校里也混不下去。如果她开一口南普，学校是不会让她教这些高级孩子们的，那些学生也会把她羞辱死。常老师的丈夫是空军飞行员，这让她有了坚实的政治资本得以教授这些孩子们，虽然她不是女共产党员。我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我妈认得这个小学的主任，才有机会进入这个班。

记得有一次晚上要庆祝“最高指示”发表，所有的小孩子都要集中到学校，搬着凳子坐在大马路边上等“最高指示”出笼，听完了“最高指示”可能还要连夜游行。常老师就站在我身后与一陌生人聊天，我坐在前面听得一清二楚。我全神贯注地偷听着他们的谈话，但我把头不停的东张西望，为的是不让他们意识到我在偷听他们说话。常老师非常骄傲的告诉那个人，她这个班级有很多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张三是南京市革委会某领导家的，李四是某著名大厂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听说李四后来是摄影记者，在万众瞩目的空难中被活活烧死），王五又是某著名电影中某演员的孩子（听说王五的命运多舛），还有南京军区高干，省委高干，国家著名篮球教练……的孩子们。其中相当一部分同学，我没有接触过。当然常老师没有提到我，谢天谢地。其实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我，我又自作多情了。就像家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一样。我是一只小蚂蚁。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别人把我当成空气，让我像一个空气分子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观察。可惜没有空气分子。总是有人问我，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几十年前的事你都能准确无误的描述出来。其实我的记忆力极差，英语单词极为贫乏，记不住，所以英语很烂。但我又确实在无意的观察之中记下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鸡毛蒜皮。不是我想记住，是记忆这个魔鬼缠上了我，该记住的记不住，不该记住的又忘不掉。这不，现在不是正好都用上了吗？

我们班上还有若干出色人物，应该与她的“狠毒”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位同学早就是南京某著名小报记者，后来还成为地方上赫赫有名的高考报志愿报学校专家，他为无数有志青年指点迷津，他把无数青年学子带进了学术殿堂，造福人类。该同学看上去像个大学者，其实他只进过10年的馆（小学5.5年，中学4.5年），著书立说颇丰。可见小学教育对人的成功是功不可没的。我同学中有教授，官员，海外富商，角儿，富婆……，当然也有不少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一辈子都是小蚂蚁，草根。常老师后来做了南京一间名校的校长，可惜她没做几年校长就退休了，没过几年人就走了。

寒假里，一天下午，常老师终于摸到了我家，她是来家访了。当我从她的呼叫声中意思到时，常老师已经在我家楼下了。她的突然出现，把我吓到了“面无人色”的地步。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你生病啦？”，我不得不下来迎见她。我说是的，发烧了，就我一人在家睡觉。“我妈你又不是不认得，知道她在哪里，你有什么必要来我家呢？我这么乖的小孩你居然还家访，你是闲得太无聊了吧”，但我只说出了一句话，“我妈上班”，她当然知道我的意思。然后我就不再说话了，然后她就走了。我这一生中唯一的家访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

其实，当时我家里是有很多人在房间里聊天，此时还是在春节假期中，北京上海回来的人都在房间里聊的很开心，忽视了外面的叫唤声。我回到家里，笑倒在床上抽疯，我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因为所有人都被我的恶作剧迷惑了，欺骗了。当常老师在我家外面高呼我的大名，问“XXX家有人吗？”，房间里面的人们都听到了，他们以为又是我搞的恶作剧。因为我经常会在人们吵架时，就在外面高叫一人的大名，他或者她听到有人来访，立刻大惊失色，“怎么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于是擦干眼泪，立马换了一副嘴脸，笑容可掬，赶紧出来见人，发现是我在捉弄他们，顿时又怒不可遏。看到他们的丑态，我很开心。很多人都上过当，所以，后来听到有人叫名字，以为又是“狼来了”，再也不相信了。我终于化险为夷，成功自救。其实我不相信常老师见到我家里人，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也不相信对她有任何影响。但我确实是很抗拒她来我家。强烈的自尊心让我感到极度紧张和竭力排斥，她的来访会让我感到更加自卑。因为俺家没有“一张好牌”，随便哪一壶水都不开！

常老师离开后，我又赶紧出来到门口，我要亲眼看着她上了中山北路，消失在人流之中，我才能把心放回去。回转身来，我又看到了挂在墙上的老反革命分子的“认罪书”，它是多么的夺目，路人们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常老师刚才肯定是拜读过了。这房子是别人家的，但挂在墙上的作品是我爷爷的。这时正是午后阳光最为灿烂的时分，周围有几个老人在背风的角落里安逸地晒着太阳打着盹，而“认罪书”却被风吹得乱摆动，噼里啪啦的打在墙上。“太好了”，我看到“认罪书”的纸头已经被吹破了，这个“认罪书”很快就不能读了。我的心情有点好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