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史资料：莱州历史大观

谱牒收藏家

①、“宿”在方言中的读音与“徐”相近，莱州的南宿村曾写作南徐村

“宿”，是一个有多种读音的汉字。

根据字典上的说法，宿即可以读作“sù”（宿舍，名宿，宿姓），也可以读作“xiǔ”（住了一宿），还可以“xiù”（星宿）。

而除了这三种读音之外，在若干地区的方言中，宿还有“xu”的读法（含义涵盖宿舍、宿姓和住了一宿，而星宿属相对专业的书面词汇，方言口头较少提及，暂不确定发音），胶东半岛既是如此。

以上现象，笔者此前就有所注意，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进行介绍。而前几天在提到莱州市一个村庄的名称时，恰好涉及此话题。择日不如撞日，既然遇到，就借此机会跟大家简单讨论一番。

前几天，我们曾介绍过莱州市程郭镇的金牌村。根据《四续掖县志》的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金牌村附近还曾设过一个“金牌乡”，其辖区除金牌村之外，还有东南、胡埠、南徐等地。此次要讨论的话题，就与其中的“南徐”村有关。

有当地朋友看到“金牌乡”的介绍之后，给我们留言说：“南徐的写法有误，应该是南宿。”

所谓“南徐”和“南宿”，指的都是“金牌”的一个邻村。在如今的地图上，它诚然标注为“南宿”。但在《四续掖县志》中，它又的的确确写作“南徐”——朋友提出疑问之后，笔者又重新对了一遍掖县志，白纸黑字，确为“南徐”而非“南宿”。

同一个村庄，为何前后有两种不同的写法？这其中的缘由，志书中并无直接记载，只能进行侧面推敲。而推敲的主要线索，就是村名的由来。

对此，《莱州市地名志》的记载是：“南宿，明万历二十二年，张姓由掖县城迁此建村，地处交通要道，赵、韩二姓在村东南堡里设馆，往来行人大都在此住宿，又因位于胡埠村南，故得名南宿。”

而《四续掖县志》中虽然没有提到“南徐”的由来，但却有这样一段记载的记载：“九曲河，源于七区金牌乡南徐家村南云头山。”照此记载，“南徐”似是“南徐家”的简称，按村庄命名的常见格式来说，中间的“徐”（或者宿）应该是个姓氏，而非其他含义。

考虑到《四续掖县志》成书较早且行文更为严谨（当代很多县市区的地名志中都或多或少存在民间演绎说法），笔者倾向认同其“南徐家”的解释。

以此综合推测：南徐（南宿）最初有可能是徐姓（或宿姓）建村（或其名下田庄），但一方面村里姓氏结构发生变化（其他姓氏成为大姓），一方面徐和宿在方言中的发音相近，经年累月之后，当地就只留下“南xu”这个地名读音，而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是“徐”还是“宿”。因此，《四续掖县志》修撰的时候（上世纪三十年代），编者就按照“南徐”（南徐家）记载；而到了后来，人们又习惯写作“南宿”了。

至于到底是“徐”还是“宿”，由于这两个姓氏在莱州都属常见（据《莱州市志》记载，徐姓人口规模在当地百家姓中排名第七。宿姓在胶东半岛中部和东部虽然鲜见，但于莱州和平度等地有集中分布，程郭镇以北的平里店镇就有个宿家村），在没有其他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暂时难以判断。

​②、走进莱州市程郭镇“金牌”村，一个名字很有特点的地方

继续领略胶东乡村风光，这次要介绍的地方名字很有特点，它叫作“金牌”，在莱州市程郭镇的辖区内（原属曲家乡）。

就地理位置而言，金牌村地处大基山和崮山（两者皆为莱州的名山，崮山在大基山之东）之间。有一次，笔者在查阅大基山地图时，视线向东移动，不经意间看到“金牌村”，很快便被这个特殊的地名所吸引，就产生了前去探访的想法。近日，机缘巧合，在热心友人的引领下，想法得以付诸实践。

金牌村距莱州市区有三十多里，从城区出发，沿着通往柴棚的公路行驶，过了胡埠村之后，就可以看到一块“金牌村，猕猴桃之乡”的大牌子。从那里转到一条西向的小路，走不远就可以来到“金牌村”。

群山环绕当中的村庄，自然环境往往比较清新，金牌村也不例外。朴素的民居、潺潺的溪水、葱郁的田园，共同构成了一幅秀美的画卷。而站在村里的大街上远眺东面巍峨的崮山，尤有意境。

因地名而对“金牌村”产生兴趣，故在领略美景之后，便向村里人打听起“金牌”的由来。

起初打听的几位村民年纪不算太大，皆语焉不详；后来有人推荐了一位年近九旬的张姓老爷子，他熟知村中掌故，就为我们讲解了一番。

据他介绍，所谓“金牌”，并非实指，而是一种比喻手法，形容的是过去村庄附近山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山上曾有一块位置显眼的石头，在阳光照射下就会闪闪发亮，从村里仰望，如同悬在半空的一面金牌。先民有感于这一奇景，就以“金牌”作为村庄名称。

查阅《莱州市地名志》，“金牌”村词条的记载与上述介绍相似，看来这一说法在当地应是流传较久了。

不过，在村庄姓氏渊源上，老人所说与地名志记载有所不同。地名志采用的是莱州流传甚广的“明洪武年间四川移民说”，但据张老爷子介绍，村里有张、杜两姓，多时有三百余户，其中张姓源自吕村，而杜姓似与大原附近某杜姓村庄有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牌”不仅是这个村庄的名称，在历史上也曾作为“乡”的称谓而出现。根据《掖县志》的记载，民国时期掖县第七区设置有“金牌乡”，下辖东南、胡埠、金牌、南徐等村庄。

以上就是金牌村的大体情况，下面则是村庄的相应场景，感兴趣的朋友，有机会不妨也来这里参观一番。

​③、牟墨林的正妻“李氏”，在清代栖霞县志中得到很高的评价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默默支持着他的女人。”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按照清代时的标准，栖霞牟氏庄园的奠基人牟墨林显然属于一位成功人士。而在他背后，也有一位“贤内助”，那就是其正妻“李氏”。

受传统观念影响，史料对牟氏庄园女主人们事迹的记载往往较为简略（主持家业的姜振帼属特例）。牟墨林的正妻李氏生平如何？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晓。接下来，就为大家做个简要介绍。

古代联姻讲究门当户对，在清代栖霞，有“牟郝林李”四大望族之谓。而牟墨林与妻子李氏，就属于望族间彼此通婚（牟、李）的例子。只不过，牟墨林年轻之际，其家业尚未发达。因此，李氏虽出自广义上的望族，但父亲并不算显贵。（注：据栖霞县志及牟氏族谱所载，李氏之父名为李承景，似未有较显著之功名，县志中直呼其名而未加头衔。当代牟日宝先生编撰的《牟氏庄园三百年》中称李承景为“杨础名儒”）。

李氏具体生卒时间不详，参考牟墨林的年龄（生于清乾隆五十四年，卒于清同治九年），她应该主要活跃在嘉庆、道光年间。她在嫁入牟家之后，很快就有了“贤惠”之名，所谓“事姑舅以孝闻，与夫敬顺无违”。但美中不足的是，膝下始终无子。在这种情况下，为延续香火，牟墨林后来纳取多人为妾，如刘氏、王氏、张氏、曲氏等。就这样，牟家形成了“一夫一妻多妾”的格局。

嫉妒之心，人皆有之，而妻妾之间尤甚。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很容易演变为“宫斗剧”，从而大量牵扯男主人的精力。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在牟墨林身上，使得他能全身心投入到土地经营中。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李氏“识大体”。

在封建宗法制度当中，“正妻”的地位要远高于“妾”，家里的生活事务，多由之决定，给不给妾“穿小鞋”，完全是在一念之间。而在这个案例当中，李氏表现得相当大度，不仅不苛责对方，还经常在物质方面有所照顾，对待诸妾的子女（牟墨林共有五子，均为妾出，其中四子长大成人）也比较慈爱。总之，在牟墨林这一代，家里的妻妾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

一方面是自己本身口碑不错，另一方面也有丈夫光环的加成，李氏后来不仅在清代（光绪版）栖霞县志中留名，而且还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志称：

“牟李氏，李承景女，牟墨林妻，性端淑，不苟言笑，事姑舅以孝闻，与夫敬顺无违，待诸妾有恩，饮食衣服不吝与，诸妾子女视若己出。恤孤怜贫，乐善好施，远近称之。”

从上述记载来看，李氏除了对内和睦家庭之外，对外也有“恤孤怜贫”的善行。而综合这诸多因素，在该版县志当中，李氏最终也名列“贤孝妇女名单”之首。

当然了，县志中的记载并非就是“百分百准确”，也可能存在“溢美”成分。但就牟墨林的成功来反推，李氏的“贤惠”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本文作者：耳左月）

④、古代的中元节，官方需到“厉坛”中祭鬼，这是掖县的相应记载

“中元节”，民间亦有“鬼节”的称谓。本文就跟大家讨论一个与古代“祭鬼”有关的概念，那就是“厉坛”。按照传统观念的逻辑，人死之后，有大德者封神，普通者则为鬼。神有职位之分，鬼亦有种类之别。大体而言，有地安葬、可享祭祀的“鬼”为一类；无处安身、无人祭祀的“鬼”则为另一类。对于后者，人们一般称作“孤魂野鬼”。古人迷信，认为“孤魂野鬼常怀怨气，如不加以安抚，容易化为厉鬼，作祟影响地方”，因此，有必要由公家出面建立合适场所，按期祭祀。“厉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厉坛”，《明史•礼志》载：“泰厉坛祭无祀鬼神。《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此其义也。……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厉，……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里社则祭乡厉。”由此可见，厉坛的功能定位就是让那些“得不到专门祭祀的鬼和神（不是所有的神都有专门的道场）”有处安身，并且这一制度的推行是全国自上而下，每一级都建有自己相应的厉坛。厉坛行祭有固定的日期，与民间祭祖的时间大体相同而次数略少。

根据《明史》记载，明代后期定制，厉坛一年三祭，依次为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朔日。也就是说，在古代的今天，各州县就要准备好祭品，到各自的厉坛去祭祀鬼神了。以上内容，主要是关于“厉坛”的大面介绍。接下来，我们就选取清代的掖县为代表，举例阐述。

之所以选掖县为例，一是因为掖县在明清时期为莱州府驻地，县历坛附于府，规格应该相对较高；二是《掖县志》中对此记载较详，有细节可参考。根据县志所载，掖县厉坛原在城北门外演武场后。明万历二十四年，改于漏泽园之北。而所谓“漏泽园”，系“寄顿客死及贫民无地之棺”的地方，在掖城东北乾河之阳。总体来看，它与厉坛均属带有公益性质的场所。

到了相应日期，当地官方就要来此举行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须请城隍之神居中为主，而坛中诸鬼分居两侧，具体布置和祭品为：正坛神幕一座，羊一，豕一，米饭三器，果五器，蔬五器，羹汤五器，爵三。左右坛鬼舍二所，羊各一，豕各一，果各一盘，馒各一笼，米饭各一石，羹汤各一桶，冥衣数百具。

与其他庙坛的祭祀相比，厉坛的祭品标准并不算高，但所需之量却不少，因此也要有不菲的资金作为支持。

而根据《掖县志》的记载，当地每年列支的“孤魂邑厉坛银”共有四两三钱八分，这一数额比乡贤祠、名宦祠及山川社稷坛均略高。上述情况大约一直维持到了清末。

进入民国之后，旧制废除，掖县的厉坛也逐渐无人问津。三十年代当地续修县志时，关于“厉坛”的记载，只剩下区区两字，那就是“久废”。官方这种“祭鬼”的仪式虽然随着时代变化而消失，但民间相应的传统却一直延续下来。

关于现今中元节的祭祀活动，相信很多朋友都曾身体力行或了然于胸，在此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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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你见过姓“奚”的人么？莱州这个村据说就是由奚姓人建立

“云苏潘葛，奚范彭郎。”在宋版《百家姓》中，“奚”（xī）姓的位置相当靠前，居第四十五位。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取决于编撰者的认知和偏好（读着顺口），一方面可能与奚姓的悠久历史有关。

按照《元和姓纂》和《氏族典卷诸姓部》的说法，奚姓为“夏车正（官职名）奚仲之后”，汉初功臣表中也出现过奚姓人的名字（鲁侯奚涓）。

不过，奚姓虽然历史悠久，但人口规模并不算大。从网上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现今奚姓在安徽、江苏、江西、辽宁分布较多，在山东等大多数省份都分布较少。而山东为数不多的奚姓也主要集中在鲁西南区域，胶东半岛则十分少见。

当然了，胶东奚姓少见归少见，也并非完全没有。莱州市夏邱镇辖下的溪家村，据说就与“奚”姓人有关。

根据《莱州市地名志》的记载，“溪家”原名“奚家”，明洪武二年，奚姓由四川迁此建村，以姓氏取名“奚”家，1991年更名为“溪家”。

“奚家”是村庄原名这一点，上世纪三十年代编撰的《四续掖县志》也可佐证。在该志记载的区划当中，掖县第九区平村乡辖下就标注有“奚家”村。

溪家村地处夏邱镇西部，距离沙河镇路旺片区不远，笔者有次往来于夏邱和路旺之间时途径这里。因为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这一片区域不少村庄的姓氏都很有特点，比如锁家、阴家等，起初笔者还以为溪家有“溪”姓人，后来方知此奚非彼溪），就进村打听了一番。

据热心村民介绍：溪家村虽然规模不大（约百户人家），但姓氏种类却非常多；该村最早为奚姓建立不假，但如今奚姓早已不是村里的大姓——据说只剩下了一家。查阅《莱州市志》，1988年莱州全市共有457个姓氏，其中就有“奚”姓。这里所指的，多半就是溪家村的奚姓人吧。

由于进村时正值中午，我们就没有贸然前去那户奚姓人家打听。该村奚姓有什么历史？暂时不得而知。

了解到现在村里的姓氏结构之后，相信大家也不难推测出奚家村改名溪家的原因。虽然地名志中的正式记载是以“村西临溪而更名”，但这更像是一种“修饰性”的解释，其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奚姓人口占比的减少吧。

实际上，姓氏结构发生过变化的村庄有很多，也并非是所有的村庄都要改名。奚家村之所以改名，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奚”字如今已经相对生僻。在古文当中，奚作为疑问代词还经常出现（如苏轼有诗句曰：“问君奚所欲，欲谈仁义耳”）；而在现代汉语里，其功能基本上都被“何”“什么”“哪里”这些词取代了。

⑥、参观一座老辈的王氏宗祠，在莱州市朱桥镇圈子村

继续领略胶东乡村的风土人情，这次要介绍的地方叫作“圈子”村，位于莱州市朱桥镇的辖区内。“圈子”这个地名，通常是因为地理环境而来（被山或者河围成一个圈），在胶东半岛比较常见，不少县市区都有同名村庄。

而在莱州市范围内，圈子村就不止一个，除了朱桥镇这个之外，驿道镇和程郭镇也都有圈子村（前者一个，后者两个）。只不过为了彼此区分，后面三个圈子都各自加上了方位前缀，称作南圈子（驿道镇）、东圈子（程郭镇）、西圈子（程郭镇）。

此次要介绍的圈子村，距离朱桥镇驻地不远。从镇驻地向南行驶，很快就可以在路边看到“圈子”村的地名石碑。从那里转向东，再走一段距离即可到达村里。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圈子村保存有不少传统建筑，其中一座老辈修建的王氏宗祠尤为典型（就在村办公室对面，进村主街的北边），而这也是我们此次参观的重点。

据了解，这座王氏宗祠建于民国时期，后来有所修葺，但原有框架和风格保存较为完好。其做工精细、用料讲究，规格虽非太高，不过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由于没有见到详细的文字资料，圈子村王姓有何渊源？我们暂时不得而知，在这里也欢迎了解情况的朋友补充。接下来，就以看图为主，带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座王氏宗祠的底蕴。

▲这是王氏宗祠的正门和全景。

▲这是王氏宗祠的牌匾。该宗祠现仍在使用，门口还贴有红纸对联：“礼堂生辉照日月，宗祠焕新壮乾坤。”横批为：“一脉真传”。

▲这是大门的近景，也有古色古香之感。

▲王氏宗祠平时并不开门，此次我们也没有走进参观，不过从正屋的房檐、屋瓦和山墙也可以感受出它的古朴和大气。胶东半岛保存下的家庙祠堂数量总体不多，圈子村的这座王氏宗祠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了。

⑦、登州府栖霞县的“高家门楼”是现在哪个地方？

有一天上午，有热心朋友留言提醒说：一位闯关东后人在网上寻根，其家族祖居地与登州府栖霞县有关，建议我们关注一下，看看能否帮忙提供线索。

对于胶东寻根话题，笔者一直很感兴趣，见到留言后就去看了看相应的信息。此次寻根的是一位姓高的朋友，根据祖茔碑文记载，其家族原籍“山左登州府栖霞县高家门楼”，前清康熙年徙居关东复邑（复州）城儿山后高家沟（现大连瓦房店市城山村高力沟）。

相对而言，这支高姓人的祖籍地比较明确，范围就是“栖霞县”，地名则是“高家门楼”。寻根的难点主要在于古今地名的变迁——现在栖霞市并无叫做“高家门楼”的村庄，那么，它对应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有两条线索可供参考。第一条线索就是地名中的“门楼”（或者就是“楼”）字样，第二条线索就是姓氏（高姓）。换句话说，“高家门楼”所对应的村庄，应该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1、名字与“门楼”或“楼”有关，2、村里要有高姓人。

查询栖霞地图可知，该市共有7个村庄带有“门楼”或“楼”的字样，分别是：西楼底（西城镇）、东楼底（唐家泊镇）、楼西夼（庙后镇）、楼底（庙后镇）、上门楼（亭口镇）、下门楼（亭口镇）、郝家楼（松山街道）。

而以姓氏来筛选，满足“有高姓人聚居”这个条件的，只有郝家楼村一个。亭口镇的上门楼村和下门楼村虽然在名字上更为接近，但两村皆由王姓建村，以王姓为主，未闻与高姓有关，因此可以排除。

至于“郝家楼”，虽然冠以“郝”姓，但这是因为历史上郝姓出过大官（明末清初的郝晋，进士出身，曾任侍郎、巡抚），而就迁徙先后和人口规模来说，高姓其实更有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郝家楼也并非该村一开始的名称。根据《栖霞市地名图集》的记载，明天启元年，高姓由栖霞城西北的黄夼高家徙此，初名“高家庄”。崇祯年间，栖霞城郝晋在此建了两座楼，易名郝家楼。现村里有高、郝、孙、王等姓。

在栖霞范围内，有高姓人分布的村庄不在少数，如黄夼高家、百佛院、上高家、高家庄、高家店等。但除郝家楼外，其余村庄皆未见与“楼”有关的记载。

综合以上线索和资料，笔者个人推测，这支高姓闯关东后人要寻找的“高家门楼”，很有可能就是现在栖霞市松山街道的郝家楼村。

就时间来看，其先祖离开原籍地是在康熙年间。那时，“高家庄”这个名字应该还没有改为“郝家楼”，但村里的“楼”（门楼）的确已经建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高家庄”与“门楼”这两个称呼杂糅在一起（过去多是通过口口相传），就形成了“高家门楼”的概念。后来，高家庄改名为郝家楼，而由于音讯隔绝，闯关东的后人不知这一变化，依然按照原来的记载，就出现了这种古今地名的差异。

当然了，上述只是推测，具体还要进行族谱比对才能判断。

​⑧、“阴”这个姓氏在胶东半岛不多见，莱州沙河镇有个阴家村

本文的主题与姓氏有关，要介绍的是一个在胶东半岛较为少见的姓氏，那就是“阴”。

“阴”（繁体字：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关于其渊源，存有多种说法。唐代的《元和姓纂》记载说：

“阴，周文王三子管叔鲜之后，管夷吾（管仲）七代孙脩适楚为阴大夫，因氏焉。风俗通又云康氏之后。”

按照此说，阴氏出自姬姓，先以“管”为氏，后由“管”变为“阴”（系管仲之后）。

在历史上，阴姓虽然没有发展成太大规模，但其家族却时有名人出现，因此有着比较强的存在感。很多朋友可能都没见过阴姓人，但却多多少少从书上了解过一些，比如古代有汉光武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阴氏（其父为隋朝大臣、左翊卫将军阴世师），现当代则有指挥过中印自卫反击战的将军阴法唐（山东肥城人）。

阴姓以南阳、武威为郡望，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甘肃一带分布较多，于胶东半岛则相对少见。就笔者粗略查询的情况来看，烟台、威海、青岛三市范围内，以阴姓命名且聚居的村庄，只有莱州市沙河镇的阴家村。

阴家村位于沙河镇的东部，原属路旺镇，全村百余户人家，多数为阴姓人（通过村里公开的功德榜名单就可以看出）。关于他们的渊源，《莱州市地名志》记载为：“明洪武二年，阴姓兄弟三人由四川迁此立村，以姓氏取名阴家村。”

“明初从四川迁来”的说法在莱州民间流传甚广，研究者莫衷一是。而从阴姓自古的郡望和分布区域来看，“四川说”值得商榷，阴家村的阴姓人有可能是从别处迁来。只是文字资料有限，暂时难以详细考证了。

这支阴姓人迁到莱州（掖县）之后，由于居住地距离县城较远，再加上未有科举官宦人物，所以在县志当中留下的痕迹很少。笔者反复查找，暂时只发现这样一条记载：阴氏，王立妻，骂贼被杀（同治年间捻军侵扰掖县）。从姓氏来推测，这位殉难的阴氏，很可能是从阴家村嫁到外村的吧。

根据《掖县志》的记载，在清康熙年间，掖县还曾有过一位姓阴的知县，名叫阴启旦（贡生出身）。只不过，当时地方官任职有地域回避制度，阴启旦是山西芮城县人，与掖县的阴家村应无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莱州南部的沙河镇、夏邱镇一带，有不少村庄的姓氏都比较特殊（在胶东其他县市区相对少见），除了阴家的“阴”姓，还有锁家村的“锁”姓，寇家村的“寇”姓，国家村的“国”姓，尼家村的“尼”姓等。当地为何有这么多特殊姓氏？是否与古代移民时的定向安置有关？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⑨、“活曲死鞠”的传说在胶东流传很广，牟平和莱州都有相应的例子

“曲”，是胶东半岛的大姓，在很多县市区都有集中分布。

关于曲姓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其中一说为“鞠改曲”，即所谓“活曲死鞠”（在世时姓曲，去世后墓碑写鞠）。

“活曲死鞠”之说，在胶东流传甚广，县志、族谱、村志中多有提及。接下来就为大家举例简述。

第一个例子，是牟平潘家庄、高陵一带的曲姓人。关于他们的渊源，《牟平县志》记载道：

明末由黄县白马村迁来上潘、高陵村，散居鲍家泊、通海、梨树夼、桑园、沙巷子、五梅沟、里二地、冰流旺、后夼、下夼、唐家夼、范家庄等。该族本姓鞠，金元间，因避祸改姓曲，至今该族殁后在木柱、墓碑上仍复姓鞠，俗称“活曲死鞠”。

值得一提的是，牟平是曲姓的重要分布地，除了潘家庄、高陵一系之外，还有其他支系（如曲家疃、蛤堆后、武宁等）。而县志在记载他们的渊源时，专门以有无“活曲死鞠”传说为标准进行区分。换句话说，并非所有的曲姓，都有“活曲死鞠”之传闻。

县志系对全县情况的概述，行文言简意赅，对具体村庄显然难以面面俱到。而下面这个例子来源于族谱和村志，其记载就要相对详细一些。

第二个例子，是莱州沙河镇郑村的一支曲姓人。关于其家族由来，该村村志称：

“元朝至元年间，鞠进由黄县迁此定居，村名沿袭。元末，鞠姓遭乱，易鞠为曲。”

曲姓后来人丁兴旺，郑村（据村志载，元代之前即有此名，鞠姓迁来后沿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今已经一分为四，分别称作西郑、南郑、东郑和北郑。

郑村曲姓“活曲死鞠”的说法，不仅有本村村志和谱牒的记载，还有莱州其他同姓族谱的佐证。

在距离郑村约百里外的驿道镇朱汉村，也分布着一大支曲姓人。该家族在历史上曾出过进士，属书香门第，历代对族谱修撰都比较重视，保留了不少对家族渊源的记载。

其中，乾隆年间的《曲氏族谱序》道：

“曲先世鞠姓，仕元末至丞相，籍登之黄邑，族繁大，后以兵乱散四方，遂亡旧谱，故渊源莫考。其易鞠为曲，鞠曲声相转，且字义同，犹足证。”

《曲氏世系考》也说：

“旧相传为宫保世裔，鞠姓……作元朝宰相，本贯黄县……缘遭难，族姓多隐名易姓，流寓兹土，遂转鞠为曲……掖邑曲姓甚多，惟沙河与朱汉行辈秩然，世有往来。”

从以上记载来看，郑村曲姓和朱汉村曲姓应该属于元代自黄迁掖、由鞠改曲的同宗。他们彼此的居住地虽然相距较远，但明清时期也常有往来，辈分清晰可辨。

除了刚才提到的牟平和莱州的这些村庄之外，胶东其他县市区的曲姓人当中，应该还有其他的“活曲死鞠”的例子。因资料有限，暂时难以一一介绍。

而牟平和莱州的情况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中也不难总结出“活曲死鞠”传说的几个共同要素：“1、原籍黄县，2、改为曲姓的时间大约为元代，3、改姓的原因为避乱。”其中的历史真相到底如何？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此说既然流传如此广泛，想必也并非凭空而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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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这位栖霞知县在任期间颇有政绩，后辗转升至平度知州

栖霞和平度，如今都是县级市。但在明清时期，两者在区划规格上却有所不同。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下令将原来的胶水县升级为平度州。自此至清末，平度一直保持了“州”的规格，其主官在品级上比知县明显要高（知州多为从五品，知县多为正七品）。

按照这个逻辑，在明清时期，倘若有人先当栖霞主官、后当平度主官，那自然就属于升迁了。

而上述情形在历史上也可以找到真实的例子。晚清时期，有位名叫方传植的人，就曾先后在栖霞和平度担任主官。

方传植，安徽桐城人，监生。他所出身的方氏家族，可谓桐城的名门，明清两代，人才辈出。单纯就功名来说，方传植在原籍并不算突出，因此有关他的资料也相对较少。其出生年月、仕途完整履历暂时均不知晓，不过在栖霞和平度任职的时间，倒是有据可查。（清末郝联薇曾在光绪年版修《栖霞县郝氏晒书堂支谱•叙》：岁不我與，乃仿《桐城方氏支谱》式，谨修《晒书堂支谱》一卷。就是说的仿照桐城方传植的支谱样式意思。）

根据清光绪版《栖霞县志》载，方传植于道光二十五年上任栖霞知县，在任大约三四年的时间（下一任知县上任时间为道光二十九年）。

而据民国版《续平度县志》载，方传植上任平度知州的时间为同治四年二月，在同治五年八月之前卸任，任职时期较短，仅为一年有余。

通过以上记载不难看出，方传植并非是从栖霞知县直接升任平度知州，中间应有辗转过渡，但由于资料缺乏，其具体中转地点和职务，目前无从知晓。

方传植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与其扎实的政绩不无关系。这一点，从同治十年栖霞县绅民联名为其申请入祀名宦祠的呈文中就可见一斑。

根据记载，在任栖霞期间，方传植主要有以下政绩：建考棚、设书院（霞山书院）、筹膏火、修城垣、筑护堤、立武庙、崇文昌、表节孝。可以说，涵盖了教育、文化、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

而呈文递交上去之后，最终也得到了清廷的准允。此后，栖霞县名宦祠的祭祀名单中，便有了方传植的一席之地。

从入祀名宦祠的时间来推断，方传植去世应在同治十年或之前。而结合他从平度历任的年份来看，平度知州多半并非他仕途的终点。

查询民国版《临清县志》可知，同治六年五月至同治七年二月前，方传植还曾担任过临清州知州。根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四十一年，临清升为直隶州。按照清代中期以后制度，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品级高于散州知州。也就是说，方传植从平度州到临清州，同样属于升迁了。（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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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莱州曾有个路旺镇，栖霞曾有个路旺村，两者皆相传与寺观有关

在胶东半岛的乡镇村庄当中，重名的情况不胜枚举。

以“上夼”为例，芝罘、福山、龙口、招远、莱阳、海阳、文登、乳山、荣成、即墨等县市区，皆有以此为名的村庄，总数可达十个开外。而像“王家庄”“李家沟”“张格庄”“刘家疃”这样的称呼，亦广泛见于各县市区。

大体而言，越通俗的地名越容易重复，越生僻则反之。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论，“路旺”显然属于后者。

“路旺”，从字面来看，大约是道路、路途兴旺的意思。不过，这并非常用词组，在《辞海》中并无收录，除了用在地名或人名（姓路名旺）上之外，笔者暂时也没有看到其他用法。因此，说“路旺”这个称呼生僻，并不夸张。

可就是这个生僻的地名，在胶东也有重名的现象——莱州曾有个路旺镇，栖霞曾有个路旺村。

相对而言，莱州的路旺镇更为有名。原因不仅在于其区划级别高，还在于当地出过历史人物。民国时期曾任山东督办的张宗昌，原籍即原路旺镇辖下的祝家村。在乡镇合并（路旺镇现合并至沙河镇）之前，很多介绍张昌宗的书籍文章，都会提到“路旺”这个称呼。笔者最初知道路旺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路旺”作为区划名称，在莱州（掖县）历史上出现已久，明清时期掖县七乡八十三社当中就有一个“路旺社”。关于“路旺”的由来，《莱州市地名志》记载说与古代同名寺庙有关。

地名志在“路旺侯家村”（注：路旺镇的驻地在匡郑徐家村）词条下称：“明洪武二年，侯姓由四川……迁此立村，因附近有一座路旺寺而得名路旺侯家。”

而除了路旺侯家村之外，周边还有好几个村也带有路旺前缀，如路旺原家、路旺戴家等（也有的已经省去前缀，如大王家）。它们得名的由来，与路旺侯家村相仿。

大概介绍了莱州路旺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再说说栖霞的路旺。

在标题当中，我们之所以称“莱州曾有个路旺镇”，是因为路旺镇已经合并到沙河镇；而之所以称“栖霞曾有个路旺村”，则是因为路旺村已经跟随臧家庄镇划到了福山区。

关于原栖霞路旺村名字的由来，《栖霞市地名图集》记载道：该处原有两村，分别称作马家宅口和南庄子，后两村俱毁，又有先民来此落户，因村南有一庙，门上匾书名“路旺观”，以此命名为“路旺村”。

通过这段记载不难发现，栖霞这个路旺，与莱州的路旺，得名颇有相似之处，都相传与寺观有关。只不过由于史料缺乏，这些寺观的详细情况，暂时都无从知晓了。

谐音演变，是胶东村庄名称中的常见现象，莱州和栖霞这两个“路旺”是否也属于此现象？虽然目前无法得出结论，但在县志当中也多少能找到一些启发。

比如，清代的《掖县志》中虽没有关于“路旺寺”的记载，却曾提到一座读音与之很接近的“鲁王庙”。

那座“鲁王庙”位于掖城以西六十里土山巅。按照县志的说法，“唐高祖子灵夔封于鲁，相传鲁王没后，褒封海神，故掖人立庙祀之。”从距离和地标来判断，这座“鲁王庙”应当位于现莱州市土山镇辖区内，与路旺侯家并无关系。但两者读音如此相似，不禁也让人浮想联翩了。

12、掖县历史上有位很年轻的知县，上任时仅二十出头，后官至知府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明清五百余年间，到山东莱州府驻地掖县当过知县的人有很多。

在这众多的掖县知县当中，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上任的陈留武是相对特殊的一个。而他之所以特殊，原因主要就是：“年轻。”

虽然《掖县志》中没有详细记录各位知县上任时的具体年龄，但通过叙述口气和常理推断，陈留武很可能是明清时期掖县最年轻的一位知县，因为他“令掖时年甫逾冠”，也就是说只有二十出头。

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平均寿命相对较低，成家立业也普遍偏早。因此，当时的二十多岁，跟现在的二十多岁，显然不是一个概念。但考虑到古代做官多与科举考试挂钩（四十多岁才中举、中进士的例子比比皆是），二十多岁能当上知县，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年轻有为了。

那么，这位年轻有为的陈留武，具体是何背景出身呢？

根据《大清一统志》《掖县志》等史料的记载，陈留武是辽东人，籍隶镶蓝旗汉军，康熙辛卯（康熙五十年，1711年）举人。

由于没有查到陈留武的出生年月，其具体年龄只能推测。假设他在十六岁那年中举，那么他到掖县担任知县时就是二十二岁，与县志中“年甫逾冠”的描述比较接近。

在明清时期，举人虽亦有做官资格，但要获得实职却并不容易。可陈留武不仅得到实职，而且上任之处还是大县（掖县是莱州府附郭县）。其中具体是何原因？史料并未明言。推测多半与他的“旗籍”身份有关——旗人比普通汉人的仕途要更顺畅，这在清代也不是什么秘密。

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让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去当知县，多数旁观者都会怀疑他是否能担起这份责任。毕竟，知县的品级虽不高，却要管理数十万人口，自然是社会阅历越丰富越好（注：清代六部所设的“主事”为六品官，品级高于知县，但知县比主事难当，却也是公认的）。

不过，陈留武上任之后，表现得却相当老成。他一方面狠抓治安，“邑有不逞者横行乡曲，悉收置于法”；另一方面，对民生和文教也没有忽视，“己亥岁饥，分设粥厂，择谨厚者监之”……“间则课诸生文艺，所识拔先后捷南宫。”这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很快赢得了从上到下的认可。

而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作为旗籍出身，应当擅长骑马，多半也会些武艺，因此常常独自一人出城巡夜，即所谓“严冬单骑徇夜柝，辄至数十里外”。这种“血气方刚”的行为，想必那些中年官僚是难以做出了。

由于在掖县政绩突出，陈留武后来也得到了升迁的机会。从史料的记载来看，他先后担任过陕西葭州、山东德州、临清州等地的知州，每到一处，皆有令名。最终，他被提拔为登州府知府。乾隆元年刊印的《山东通志》篇首的协理人员名单中，就有“登州府知府陈留武”的名字。

先任掖县知县，后任登州府知府。如此来看，胶东半岛也称得上是陈留武的福地了。（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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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樗树在胶东半岛很常见，莱州莱山乳山皆有带“樗”字的村庄

在胶东村庄当中，有不少以“树”命名的情况，如柳林庄、杨树泊、榆林庄、枣林庄、槐树庄等。大凡来说，只要是胶东常见的树种，基本都能找到对应的地名。

樗（chū）树，也属于胶东常见树种。《烟台市志》载：烟台地区（含威海）树种以赤松、麻栎、山槐为主，伴生有柏、樗、柳、枫、皂角、 椴、刺槐、赤杨等。

所谓“樗树”，其实就是臭椿。臭椿从外观和名字上，与香椿都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并非同一科的物种。具体而言，臭椿属于苦木科植物，香椿则属于楝科植物。当然了，科属分类是近现代才有的概念，中国古人则习惯以味道来区分，正如清代的《本经逢原》中记载：“香者名椿，甘平无毒；臭者名樗，苦温有毒。”

由于樗树在胶东常见，有些村庄的先民在建村时就会以此来命名。就笔者目前所了解，烟台市莱山区、莱州市和威海乳山市，都有带“樗”字的村庄。

其中，莱州市带“樗”字的村庄有两个，分别是樗林丁家和樗林宋家，它们都位于夏邱镇的辖区内。

关于樗林宋家村的由来，《莱州市地名志》记载道：明初宋姓由大珍珠（村名）迁来建村，此地当时樗树成林，环绕其村，故取名樗林宋家。期间一度简称为宋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称樗林宋家村。樗林丁家的由来与之相仿。

莱山区带“樗”字的村庄即黄海路街道的樗岚村。该村依山傍海，距离烟台老城区不算远，位置得天独厚，很早就已改造为现代化社区，即“黄海城市花园”，在烟台知名度较高。

樗岚村旧貌虽已不存，但村名石碑依然保留，就树立在观海路旁边。根据石碑后面的简志记载，该村历史悠久，是在宋代建立，因村周围山丘多生长樗树，故得名樗岚。

在姓氏方面，最早迁此居住的是王姓人。而在老牟平县志（这里过去曾属牟平）当中，也专门提到了樗岚村的王姓人（樗岚、埠岚、松岚、辉岚/辉石埠四村王姓为同宗，相传祖先是因做官而迁到胶东）。

与莱山区的樗岚村相似，乳山市的樗树崖村也跟王姓人有关。该村地处乳山市北部，属于午极镇管辖，根据村志记载，当地王姓是从莱阳蚬子湾迁来，建村时因村后山崖上长有樗树，故名樗树崖。

樗树崖村保留有一座王氏宗祠，大门牌匾上的落款为：“光绪五年巧月榖旦，阖族立”。这座宗祠保存相对完好，前些年又重新修葺，现今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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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历史小知识：盘点清代中前期曾到“台湾府”做官的“胶东人”

在清代，官员任职有着严格的“地域回避”制度。大体而言，除“教职”（地方上负责教育的官员，有教谕、训导等职务）之外，其余流官均需“异省任职”，并且在距离上还有相应限制。

胶东半岛地处黄渤海之滨，与夹在东海与南海之间的台湾岛相距甚远；前者属山东省，后者属福建省（清末台湾建省之前）；在距离和省份上都符合上述“地域回避”规则。因此，有清一代，前往台湾岛做官的“胶东人”不在少数。本文就以史志为依据，对此进行一番简要盘点。

在正式介绍之前，还是先阐明一下时间、空间以及职官范围。本文所选取的时间范围，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重修台湾府志》刊行，本文即以此为主要参考）。而在空间上，由于清代并不使用“胶东”这一地域称谓，本文所指的“胶东人”，其实就是当时登州、莱州二府范围内的人。至于职官范围，康熙皇帝在平定台湾之后设置“台湾府”，以府领县，府之上还有巡察御史、分巡道等官员，本文将之一并纳入统计，且标题概称为到“台湾府”做官。

根据《重修台湾府志》的记载，在上述时间范围内，曾来“台湾府”为官的“胶东人”共有七位。

其中，“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有两位，他们都来自莱州府高密县，分别是雍正八年上任的李元直（进士）和乾隆二年上任的单德谟（进士，出身于有名的高密单氏家族）。

“台湾府知府”一人，即威海卫人王士任。他于雍正元年（1723年）中进士，后长期在闽地为官，雍正九年任台湾府知府（时间和职务据《重修台湾府志》，其他史料有所出入）。此后，他青云直上，历任福建盐驿道、布政使等职，后在乾隆三年署理福建巡抚，成为封疆大员。

台湾县知县（彰化县知县）一人，为招远人路以周（举人）。路以周在台任职时间较长，先在雍正八年任彰化县知县，后在因政绩突出，调任台湾县（府驻地）知县。关于他的政绩口碑，清代《招远县志》记录较详。据其所载，路以周在台期间，“教之衣冠，训以礼义，民咸爱之”，“生祠遍于台境”。

凤山县知县（亦曾署理诸罗县事）一人，为莱阳人宋永清（监生，隶属正红旗），于康熙四十三年上任。

根据《清实录》及莱阳宋氏族谱等史料记载，宋永清出身于莱阳望族宋氏（即宋琬所在的大家族）。清顺治末年，宋氏家族中有位名叫“宋奕炳”的人，告发栖霞于七反叛，且将宋琬（宋奕炳的叔辈）牵连其中。事后，宋奕炳得到清廷赏赐，他本人被授予“喇布勒哈番”的爵号，几个兄弟也一同成为旗籍身份。而宋永清据记载就是宋奕炳其中一个兄弟的后人，他能以“监生”的身份出任知县，与这段渊源不无关系。但抛开祖上的历史不谈，从史志的记载来看，宋永清本人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为官期间也办了不少实事，如修建凤山县义学、火神庙等。

后世修撰的《台湾通史》（作者：连横）曾称赞之：“宋永清，山东莱阳人，以汉军监生，康熙四十三年知凤山县事。为政清肃，新学宫，建衙署，创义塾，百废俱举。”

刚才介绍的是知县及以上官员的情况，而在知县以下的佐贰僚属当中，亦可以看到“胶东人”的身影，比如凤山县“下淡水巡检”徐志弼（登州人，吏员，康熙四十一年任）和佳里兴“诸罗县巡检”马良焕（蓬莱人，典吏，雍正十年任）。受级别所限，两人在史志中的记载不多，具体事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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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莱州这个村在历史上很牛，村名大有来头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更是皇家权势的象征。冢，也作塚，指的是诸侯坟墓的封土。在封建时代，冢子的大小高低有十分严格的规制，王侯将相的冢子要比普通百姓的高出许多。庙，指的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进行祭祀的建筑。地位显赫的贵族，其后人通常在冢子边上要建一座庙，还会在庙内树碑，上书一些对逝者歌功颂德、希冀世世代代盛运永昌的辞语。以龙冢庙三个字作村名，难道还和皇家有关？不信？且听我给你讲一讲。

1）、先说龙冢庙这个村吧

龙冢庙位于平里店镇的东南角，距平里店大约有15里。该村东与驿道镇的朱汉村搭界，南边距莱州最长的河流王河约1里，西、北与本镇的吕村、郭于、匡家等村接壤。

龙冢庙是个古村，什么时间建村已无考，但村中的几棵老槐树似乎在证明村的悠久历史。据老人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村的四周被呈口字型的深沟围着，俨然一座带护城河的小城。民居位于口字中心，东西南北四座石桥横卧沟上，与外界连接。其中南边的石桥最为雄伟，今天仍在使用，当属莱州的古迹文物。这里最绝的是桥墩边有一眼清泉，从桥上看，潺潺流水中，泉眼汩汩地冒腾着细沙，让人感觉到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村子的真实写照。村子的地势中心稍高，下雨时形成四向流水，据说此村风水极佳。全村百十户，主要集中在侯、付、赵、王、孟等几大姓，自古民风古朴，是远近闻名的民俗村落。

2）、龙冢庙与皇家的关系

龙冢庙与皇家有关，这个事恐怕现在的村民也不知晓。说起这事，需要先从莱州是古封国说起。据《莱州历史大观》（作者：尹洪林）记载，夏朝之初，禹帝封旻灌为过国君。旻灌治国有方，他和儿子过悻率领百姓在境内疏通河道，治理水患，造福一方，深受百姓拥戴。百姓们为了纪念他们的恩德，就把治理后的河叫成了王河（也叫万岁河）。

夏帝对过国国君十分宠信，曾赐给龙服、龙旗、龙仪仗等荣耀，过国的地位在朝中十分显赫。

后来寒浞篡夺夏朝政权后，封其长子浇于过国。过国国君不服，寒浞父子就带兵攻打过国。过国君旻灌被迫逃到南边的东莱山躲避追杀。几十年后，旻灌的儿子过悻在少康的帮助下，与寒浞父子展开复国之战。龙冢庙及朱汉的周边地域就是当年双方厮杀的战场，最终寒浞父子都被杀。

寒浞被灭之地，也被称为诛寒之地，就是现在朱汉村名的由来。浇被杀后，暴尸野外，腐臭熏天，胜利一方为笼络人心，安抚天下，按一定规格将浇埋葬。据《掖县志》记载，在朱汉村东里许，有一土丘曰浇冢，据说是浇的葬身之地。龙冢庙环村深沟的东南角，也有一大冢子，或许就与这段历史有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龙冢庙村边的冢子尚存，后来农村搞平地运动，冢子被挖掉。据村民讲，曾挖出一副铠甲和一把青铜剑，显然这是一个武士的墓。猜想，这位武士就是在过悻复国战争中牺牲的将军，其身份应该是国悻本人或其兄弟，或是过悻的后代，否则不会与龙有关。复国成功后，君臣都对这位将军的牺牲敬仰不止，为了纪念他，在其战斗牺牲的地方立冢、树碑、建庙，并将其穿的战袍、佩戴的盔甲和手中的利剑一并葬于地下，以期他的英武精神常存。

然而历经千年风雨，尽管冢子还在，但冢子边上的庙早已破败，人们在冢子周边的土中发现了大量的瓦砾，或许就是庙的遗迹。由于年代过于久远，首批流寓此地的乡民恐怕也没见过当年庙的兴盛，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人们从庙的残垣和倒地的石碑上得知庙中供奉的是一名为国捐躯的将军时，遂将村名定为龙冢庙。他们这样做不只是敬畏这位将军的英勇，更多的是期望地下的将军能保佑其平安。

16、老掖县人结婚潜规则

掖县一地，人们自订婚到结婚，有老多讲究了，一起来看看老掖县人的结婚“潜规则”...

出自：《莱州历史大观——老掖县婚礼风俗》

　　送带　　俗称“送红定儿”。经媒人介绍，双方家长同意后，由媒人代男方送给女方两副红带子，几尺红布，女方收下就算同意订婚，此事只在双方家长间进行。

　　下礼　　双方约定时间，男方至女方家送布匹、衣物、花、粉和置办女方嫁妆的现金，外加几十个“桃饽饽”。女方向男方送“枣花”。　　

讨生时，回生时　　以折叠的红纸“生时帖子”要来女方的年龄、生日、时辰、称“讨生时”。然后，请先生查看吉日良辰，定下结婚日期告知女方，是“回生时”，与古礼“请期”作用相同。

　　送粉面　　男方给女方家送面粉、肉和贵重干海产品。

　　送嫁妆　　婚前两天，女方向男方家送陪嫁物品，一般人家送一柜、一桌和被搁、凳子、被褥、枕头及茶壶茶碗，拜匣、镜子座钟等桌面上的摆设。富有的家庭则家具加倍，另外加其他日用物品。贫困户仅仅送箱子和被褥。

　　将媳妇，是两家皆张灯结彩，屋里外粉刷一新，门上贴喜联。贺喜的亲朋带贺礼，送给男方的称“喜仪”，女方的称“填箱”。

　　婚服：女的穿蟒袍玉带，戴凤冠霞披，头蒙“罩头红”。

　　迎亲的队伍顺序为：吹鼓手、打灯的、贴喜帖的、最后是花轿。

　　迎面有障碍物的需要贴喜帖，期逢凶化吉。到男方家门口，鸣鞭炮后，男方搀扶新娘的“将迎客”要小心翼翼的将新娘扶入屋内，递上“如意”或“宝瓶”，开了锁，和新郎拜天地后送入洞房，吃“开口面”、喝“交心酒”，女方踏用红布包着的黄米糕上炕“坐床”，俗称“闹富贵”。

　　搬二日、送三日　　婚后第二天，女家来人迎回新娘，让新娘回娘家休息一天，俗称“搬二日”。翌日再由“送客”将新娘送回丈夫家“过三日”。滚床起源：

　　相传这滚床的习俗起源于东北地区，一户人家连生数女不见儿，愁坏了主家，结果他夜梦仙人指点，只需男孩到炕上连打三个滚儿就行，结果这家抱来了双胞胎男孩，果然就生了一对儿子，消息迅速扩散，成就了这一习俗。这个传说某种程度上说虽有重男轻女之嫌，但却为新婚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以致流传沿袭至今。

　　新婚当天早晨，当初缝制被褥的“福命女”早早来到喜主家铺床，大红大花铺满床面，几铺几盖叠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床头，床单上撒上大红枣、双仁带壳花生、桂圆、栗子（板栗）和糖块，寓意早生贵子、甜甜蜜蜜，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双数的。有的人家还在床角放置几枚硬币，希望财源滚滚、夫荣妇贵。

　　新郎新娘进入婚房前，通常选择新郎亲戚家的孩子先行滚床。现在流行三四岁或者更小一点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龙凤双胞胎最好。

　　在大人的指挥下，孩子横躺在床上，先从床尾滚到床头，再从床头滚回床尾，如此反复三个来回就行。

　　滚床需要围观，床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亲朋，有的孩子害羞，执拗着不做，大人就连哄带劝，剥糖块塞饼干，或者许以购买玩具，结果有的仍不为所惑，坚持不做，大人就假装恼火地抱起孩子扔上婚床并挠他痒痒，孩子就势滚几下，引得围观者哈哈大笑。

　　滚床结束后，喜主家的“大了”（执事主管）要赏以红包致谢。现在滚床每人200元的红包。当然，也有个别孩子临时“来神”，短短一会儿时间，就给人家的婚床尿湿了一大片，不过不用担心，喜主家人绝对不会恼火—据说对于新婚夫妇怀孕生娃的祝愿，这童子尿的“法力”更其灵验，婚床被尿是吉利加吉利的上等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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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莱州历史大观》出版发行

2011-11-01

由莱州市退休干部、国家一级作家尹洪林先生历经三十年撰写的《莱州历史大观》日前出版发行。

据悉，《莱州历史大观》记述了莱州（掖县）自夏代至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方面历史。全书五十余万字，三十二个章节，贯通古今，横涉百科，可谓是莱州（掖县）历史资料之大观。

该书汲取邑地的“志、书”精髓，选取保存了地域文化资料的重点，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译写中突出地方性和时代性，努力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保持原资料不变的情况下，充分运用新、奇、巧、智、趣等手法，使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该书资料翔实，既可作为研究地域文化的工具书，又可作为消闲读物。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是研究莱州历史、促进社会文明、进行爱国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的好书。书中还有精美插图150多幅，增强了该书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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