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情缘：我与五寨二中

徐茂

2023年9月，五寨二中和三中告别他们自家的地盘，各怀心思地踏入原五寨师范的校园，随之诞生了一个遍体鳞伤的新学校——五寨中学。一个残酷、伤感的时刻沉重地载入教育史册。说它残酷，是因为有三所学校灰飞烟灭；说它伤感，是因为这里边交织着曾经的辉煌和现实的苍凉以及未来的渺茫。

消息传到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耳朵里，他在电话的那端向我询问事情的原委，我如实相告。老父亲挂断电话不久，母亲又打过来着急忙活地说：你老爹拄着拐棍一个人到二中去了，你赶快看看去吧，小心路上被车撞着！

父亲虽然老迈，拄着拐杖独自行走还是没啥问题的。于是，我驱车从三十多公里外的三岔镇匆匆赶回县城。等到我把车停在二中对面的路边时，父亲已经站立在校门口。

秋日晴朗的傍晚，阳光温润，朴素典雅的教学楼祥和、柔静。一抹斜阳下，父亲的脸紧紧地贴着校门的不锈钢栅栏，脖颈努力拉长向里张望，他的身子倾斜在右手里紧握的拐杖上。斜阳里，他的身影被栅栏切割成一条条长长的光影……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二中工作，我今年五十五岁。他最初上语文，当班主任；后来不再当班主任，只上语文；再后来，不上语文，只教地理课；再再后来，退休，门房拉铃子，直到年老体弱回家修养。

我没有去惊动父亲，让他自个儿呆一会儿吧。我默默地靠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下，有几片黄绿相间的树叶随风飘零，摇摇晃晃地落在我的脚边。

年近花甲之秋的我陷入宗教式的思考。父亲的几乎一生、我的大半生、我孩子的少年时光，三代人叠加的岁月俨然和眼前这所学校深深地融合在一起……

我对二中有鲜明的记忆始于1976年。这个时候，二中还不叫二中，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育红中学。那年十月，打倒了“四人帮”，学校的热闹震惊了我，整个校园里唱歌跳舞喊口号，一片欢腾。有几个老师在办公室的大桌子上写标语，我对一种三角形小旗子充满了好奇，小旗子上写的字大多数我不认识，旗子的细把儿握在手里，感觉挺有意思。我总是凑在刘克云老师身边看他写字，因为他说话的腔调有些怪异。我成年以后才知晓，因为这次写标语，还出了一件大事情。

在这之前，我跟着父亲乘坐大卡车到小河头飞机场看毛泽东追悼大会实况转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机这玩意儿。卡车车厢里人挨人，人挤人，我的四周都是人的腿，粗的，细的，男的，女的。汽车一颠簸，我就啃人腿。看完追悼会返回育红学校时，已经是大黑夜。下了车，我右脚上的鞋子被人们挤丢了，父亲摸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就背着我从学校走回村子里，我的手里提着仅存的一只小鞋子。

我的小学高年级时段，在城内小学度过。二中地处我们村和城内小学的中间，相距都是大约二里路。父亲骑着有横梁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从村里出发，过了二道河，马上就到育红学校门口。父亲去上班，我接过自行车掏三角骑行到城内小学。放学后，原路返回。下午，我们放学早，父亲得上晚自习，因为当时育红学校收的是高中生。这样，晚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呆在育红学校。我在父亲办公室里写完很少一点的课外作业，就到处瞎逛，认识的人也就渐渐多起来。有三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张贵祥、王爱荣、赵成义。

张贵祥老师的年纪应该和父亲差不多，高高的个头，戴着眼镜。他衣着的干净整洁令我惊讶。他的裤子永远笔挺，好像里边有直尺撑着，不像其他老师的裤子膝盖处准是顶着个大大的布泡。他的办公桌上清清丽丽，没有任何杂物，我对他的座位充满好奇和敬畏。

王爱荣老师是个漂亮年轻的女老师，她身材颀长，总是笑容满面。她教物理课，我对她捣鼓的那些物理实验器材十分好奇，经常傻里吧唧地愣在她身边看她操作。后来，我上了中学特别喜欢学习物理，可能与她的影响有关。

在我眼里，赵成义老师是个神奇的人。他讲着纯正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学校的电视机在他的宿舍里放着，我晚上经常溜过去看电视。他整天叽哩哇啦学英语，据说要考什么研究生。英语、研究生这些新奇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育红学校院子的西南角上，有一个被花栏墙墙围起来的小院子，那是教育局的视导室。我对这个神秘的院子十分好奇，经常把头从青砖格子里钻进去四下张望。里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脑袋也不说什么，只是朝我笑；他们笑，我也咧嘴笑，非常好玩。

我在城内小学读书这段时光，父亲和我都很辛苦。父亲天不亮就起来喂猪喂羊，路过的二道河上没有桥，我俩得挽起裤子趟水过河。父亲肩扛自行车前面走，我背着书包提着我的和父亲的鞋子后面走。夏天还好说，春秋两季，河水冰凉渗骨，浑身哆嗦。晚上，我们回到村里时，月挂梢头，狗吠深巷，万籁俱寂。

我常想，那时如果没有育红学校这个温馨的驿站，我就无法到城里上小学。育红学校给与我足够的养分、能量、信心，支撑我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我的初中生活从育红学校的一次大变革开始。我本来考入五寨中学的初中班，恰逢育红学校和五寨中学学段整合，也就是五寨中学不再办初中，育红学校不再办高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育红学校收纳了和她相邻的城关农业中学，这样，我们这届初一学生就有十四个班，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育红学校恐怕是当时晋西北最大的初中学校了。

我们八班的班主任是吕凤桐老师，他对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可惜他因眼睛有些问题请假了。初三时，李晶明老师当我们班主任，他年轻有为，作风硬朗，我们才有所收敛，用心学习。毕业后，潘建荣、姚勇、高少君、周贵恒同学考上了师范，着实让我们大大地羡慕了一阵子。

我们这届学生的教室还是人字梁砖木结构的瓦房，据说是早年间药材公司放中草药的库房，因为办学校之前这儿属于药材公司的地盘。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就幸运的多，学校盖了一排崭新的青砖平板房。

这个时期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两块地，一块种莜麦，一块种胡麻。星期天和节假日，我和父亲帮母亲干农活。春天里，我们到育红学校的旱厕所里掏粪上田里，老天也开眼，风调雨顺，收成不赖，我们家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起来。父亲为我买了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自行车。

在育红学校里，杨娇老师教我们学英语、说洋话；音乐老师冯菲教我们唱《祝酒歌》《假如你要认识我》《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我从育红学校初中毕业时，还是个懵懂的少年。面对不多的那点中考分数，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人活着的不容易。可以说，此时的育红学校就是人生给我设计的一个十字路口，磨炼我学会选择、学会思考。

当时，初中毕业能考上五寨师范，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继续在育红学校复读下一年冲击师范，还是上高中考大学，一时成了我活下去的沉重选择。高中开学半个月后，我才悻悻地溜进五寨中学的大门，到班主任肖凤章办公室报道，她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上高中期间，父亲在育红学校分得了宿舍，起先和周益生老师合住一间，后来有了独立的房间，和门运忠老师是邻居。这样，每天下晚自习后我就和住在李家口的王仲祥同学相跟着回育红学校。

有一天晚上，在育红学校门口我和一个初中的大男孩子撞了车，他的气势很强，我当时认怂了。第二天晚上，我以十个糖饼子为代价，请了高中的三个男同学，静候在育红学校的大门口。等那个男孩子一露面，我们四个人猛扑上去，一顿暴揍。整个过程被育红学校的丁常青老师看到了，他向学校告了密。结果，我被叫到育红学校的教导处，让王茂老师和贾宪文老师差点儿骂死。更麻烦的是，我们打的那个孩子是我父亲班上的学生。父亲用自行车驮着那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还买了些好吃的安慰，好在没有重伤，只是腿上和腰间留下几块淤青。

转眼间，我就高中毕业了，填报高考志愿的那天晚上，我拿着一叠厚厚的资料，在育红学校父亲的办公桌上琢磨了大半夜，最终，我填报了忻州师专中文系。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情景：空寂的校园，高大的杨树，昏黄的灯光，磨损严重的青砖地面……

那一晚，育红学校，十九岁的我手握一支蓝色的英雄牌钢笔，蘸着点点星光，天真地描绘出我一辈子的艰难旅途——教书！也许是一种宿命，也许是一种轮回，也许是一种传承，也许是一种缘分，也许只有也许……

我上大学期间，母亲体弱多病不再种地，离开了村子，搬来育红学校住。我毕业前实习时，被分配到育红学校，带队的老师是李嘉林老师。李老师好像是北京人，母亲给李老师做了一顿莜面窝窝，他说这东西好吃。

在育红中学，我第一次登上了讲台给学生们讲课，教室和我上初中时的教室只隔着另一间教室和一个窄窄的过道。人生何其急促，眨眼间，我就由一个坐在下面的小男孩变成了站在讲台上的大青年，这之间，只是隔了几年时间和几堵墙壁啊！

其实，我早已不应该称之为育红学校了。八十年代中期，育红学校一分为二，又成立了一所新初中，叫第三中学。育红两个字的消失，令我惋惜了好长时间，这是一个有色彩、有温度、有期待的名称，取而代之的第二中学，仅仅是一个干巴如枯树枝的代号罢了。

师专毕业后，我的好几个大学同学留在了二中任教，有郭吉生、胡晓兵、王润生、岳文鲜、赵晓琴。我想到远一些的地方教书去，二中于我实在太厚重了，我有一种压迫感。这样，我就背起行囊，去了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三岔镇南校，在那儿，开始了我漫长而繁琐的教学生涯。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幸运的，在我们刚参加工作时，就赶上了各自学校创造辉煌成就的历史阶段。不论是“南校精神”还是“二中精神”，那都是令后人回望的精进精神！

我更加幸运，在我的每一个成长阶段，一代代二中老师于无声处给了我暗流涌动般的影响，不论身在何处，处境如何艰难，我总会觉得我有强大的精神后盾，我是二中长大的孩子，任何学校在她面前都无比虚弱、不堪一击！

两个女儿同时出生后，我和妻子都忙于上班教书，孩子们就得母亲帮着照看了。我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骑自行车前带一个后带一个，把俩孩子送到二中母亲那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俩孩子逐渐能把当时二中的老师们都认住了。等到她们上了小学，放学后仍然先回二中，更多的时候，吃了奶奶给做的饭，然后到了体校，爬一段暗洞出来张家路，再摇摇摆摆地蹦跶回右所路家中。

说到俩孩子上初中的事情，颇具戏剧性。最先她们去五寨实验学校上学，可是上了一段时间，就转回来了二中。过了不久，又随我们去了朔州占义学校，上了一段时间，再次转回了二中。来来回回，曲曲折折，折腾了大半天，他们还是宿命般地在二中完成了初中学业。

那几年，县里传统古会在政府路举行，这可乐坏了两个孩子，她们高兴地说：一出二中的门，就能赶会！有一次，两个赶了半天会，买回来两把雨伞。我说她们：大晴天的，买雨伞干啥？俩孩子愣住了。她妈妈说：天不下雨，却知道买雨伞，挺聪明的啊！我知道，有些文学素养的妻子是话外有话，想想确实如此。

九十年代中期，二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升华，低矮陈旧的平房被一扫清光，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楼房。父亲被教育局安排到原进修校电视台东边的平房里居住，从此离开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中学。

父亲离开二中时，我正直盛年，忙于生计，到处漂泊。回到老家，不管是我请同学朋友学生吃饭，还是他们请我吃饭，我都武断地定下吃饭的地方：二中对面锦丰粥！一碗热腾腾的粥端放在面前，袅袅豆香缓缓飘升，幻化成丝丝缕缕的过往云烟。我的两个孩子，每次路过二中门口，总要到对面的“胖老婆”超市买些小零食。我知晓，她们不是嘴馋，而是捡拾她们播撒在二中的少年时光。父亲年迈行动不便，可是，他买馒头非要走远路到二中门口买“二中馒头”。我理解，他买的不仅仅是馒头，还有岁月，揉进“二中馒头”里的岁月！

几年前，我们育红八班的同学举行了自初中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将近四十年的时光，岁月虽然苍老了我们的容颜，但是每个同学的举止神情依然如故。班长李彬还是那样能言善辩，调皮活泼。可惜，有谁能想到，聚会后不久，李彬班长就不幸离世了，何其痛哉……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我与五寨二中结下的深厚情缘，丝丝缕缕，永远缠绕在心间，笨拙冗长的语言怎能全部抽剥出来？就让它在心里不断发酵吧，时间越久，醇香愈浓。

育红学校、第二中学被现实的滚滚洪流无情地冲刷掉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挽回的历史必然。它留给人们的只有当下的惋惜和遗憾，以及数年里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的谈资，最后飘零为史册里渐渐泛黄的纸页。

然而，这块土地和二中精神是永恒的，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万千学子的青葱岁月永远深深地植入这块土地的每一丝缝隙；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一代代老师们亲切铿锵的声音，将永远回荡在这块土地的上空，袅袅余音揽清涟河水，飘逸为芦芽白云；我们三代人与这块土地结下的美好而又幸福的情缘，将永远滋润着我们的未来与希望，绵长恒久，江河永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