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莫谈MT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毛泽东在会议中特地讲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全会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确立了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一、共产国际 了解实情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说明与补充。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任弼时作完上述报告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提出回国并得到批准，其工作由任弼时接任。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对他和任弼时作了一次谈话，据王稼祥回忆：“他（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这表明，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8月初，王稼祥回到了延安。

二、听取报告 统一认识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听取了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9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为顺利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总结经验 召开全会

为了总结全民族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基本方针与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或发言。

四、强调方针 强调纪律

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也是全会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他认为：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

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也针对王明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地讲到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并指出：“有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

五、结论报告 批评右倾

11月5日和6日，毛泽东为全会作结论报告，认为必须处理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毛泽东还第一次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是不对的”。他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在结论报告中，毛泽东集中讲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强调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

为了增强全党的纪律意识，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文件。这些文件规定，对加强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使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军事上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自己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