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还是好人多之三

江夏黄

　　朋友啊朋友

“朋友是一种相助，风雨人生路上，朋友可以为你遮风挡雨，为你分忧，为你解除痛苦和困难。朋友，时时会伸出友谊之手，他是你登高时的一把扶梯，是你受伤时的一剂良药，是你饥渴时的一碗白开水，它是金钱买不来，命令下不到的。只有真心才能够换来的最可贵、最真实的友谊。”

在我已经写过的十几万字的回忆中，极少提到家珍。她太平凡了，平凡到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记住她。但是，我又极想写好她，因为她是我35年知青生涯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

于是写好这一章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在没写好他之前，我不敢再写别的回忆文章了。

1.初识家珍

认得家珍是因为阿贞，与她交往也是因为阿贞，识得家珍更是因为阿贞。阿贞和我一个工区，她工作踏实肯干，为人耿直。小小年纪就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她曾流着泪向我吐露了她的身世：父母离异后，她跟着母亲来到城里，跟着拾破烂的继父过日子。母亲没工作，读到小学毕业的她，就跟着下放的知青来到了园艺场。

家珍的父母都是搬运工人，收入不高，养着仨孩子，日子过得也很拮据。于是，家珍与阿贞相邀来到了园艺场。她俩是同班同年的好朋友，只恨没分到一个工区。于是每逢周末下午.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来去像一阵风一样的家珍的笑声，总会在我们工区的院子里响起，然后，两个小姑娘就一路打闹着飞下山回家去了。

记得是1966年五一前夕,工区领导决定食堂包馄饨过节。那天提前两小时收工，二十多个知青全部在食堂包馄饨。因为每人有五碗指标，男知青扯开肚皮胀，女知青多了个心眼，吃不完就带回家。结果，男知青吃完了又围着灶台要，也想带点回家孝敬父母。我是食堂事务，帮着数馄饨还要登记，忙得不可开交，也顾不上吃。这时候两个打扮时髦的女知青，挤进男孩子堆里对着我嚷，她们也要多加两碗。

阿贞平时就看不惯这一对做事不肯卖力的伙伴，看到这情形她的爆脾气上来了。扒开人群抢过我手里的笔，大声对我说：“你走开，装一碗吃去，我来帮你装碗打码。” 说着，飞快地给我装一碗，把我推出了人群。

阿贞对着那两个女知青说：＂你俩都领十份了，还没吃够呀？做事乍就没这么积极呢？” 阿贞嘴里说着手上没停，把几个男生打发走了。看着悻悻离去的俩女生又补上一句：“下次你俩做事也这样积极，我把我的送你们。”

这时外面响起了家珍的尖嗓子：“我呢，我还没吃呢。阿贞，你说好叫我过来吃的。”话音未落，人已经坐到我旁边，拍打着桌子了。她身上一股淡淡的的青草味，脸上正流着的黑汗也没来得及擦，她应该是直接从工地上过来的。

阿贞正在气头上，没给家珍好脸子看。端过来两份，“啪”的一声送到她面前：“吃吃吃，就知道吃！”

家珍满心高兴过来吃馄饨，听阿贞这么一说，不乐意了，也“啪”的一声将两碗馄饨推出去，我顺手一挡，汤全洒我手上了。

家珍也没管这么多，把我刚吃的碗拢到面前：“我吃你的，不吃那种呕气食。”正眼也没瞧阿贞。

望着面前两个赌气的小姐妹，有个叫干干的男知青竟然聒着脸凑过来，要吃推出去的那两碗，家珍手快眼快嘴更快：“这是我和欧平换着吃的.你想歪了脑壳吧？”两碗馄饨又让她拖回来，摆在我面前。同时她眨巴着一只大眼睛冲我一笑，厚嘴唇下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阿贞带着过来一块抹布过来，要给我换一碗，我说你也坐下来吃吧，我们比比看谁吃得多！

家珍一听高兴了：“行呀，我先吃你两碗再吃阿贞两碗。”

阿贞在一边擦桌子一边嘟囔着：“刚才不是说不吃吗？我还不爱送你昵！”

家珍用舌头对她舔着！

等我清理好了登记的数据，天已经全黑下来了。食堂门口两个好朋友坐在那里说笑，就像刚才什么不愉快也没发生一样。问她们为什么还不回去，两人同时告诉我：“等你呀。”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了她们俩的朋友。

周末的晚上，家珍常在我们这边玩到不肯回工区睡，也不管我同不同意就往被窝里钻。阿贞平时周末爱和我一起在被窝里说话，这时候也只好让着她了。

有一次，我看她俩在我的床上玩剪刀槌子布，家珍好象还耍了几次赖，我说我也来一盘.谁知两个朋友都不让我玩，原来她们在比输赢，赢了的睡保管室，赢的往往是家珍。

为了不再被人无端怀疑父亲听敌台，我以学英语为借口，搬来了老人家的晶体管收音机。

休息时，阿贞爱听“小喇叭”节目。因为家珍爱听歌，周六的晚上.我们都让着她。如果节目时间还没有到，她会性急地拍打着收音机框。记得有一次让她拍跳闸了，弄得全场停电，等查出亊故原因，我还挨了批评。阿贞责怪家珍给我惹麻烦，家珍不服气，又和阿贞“吵”了一架。

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恶梦”，家珍在我心中，永远只是一个任性的、爱打爱闹快乐的小姑娘。

2.真水无香

1968年的“九一八”红色风暴刮过，收音机和我父亲的其它学历证件一起卷走拉，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不久，我搬到场部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到我那里来看望我的知青越来越少，但是，家珍和阿贞照例过来，家珍还是大声说笑，阿贞却心事重重，本来话不多的她显得更加沉默。那一年，她俩十九岁。

终于有一天，场部安排了一场知青批斗会，按常规发言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据说，阶段斗争的大风大浪，能使人迅速地成长，这些人中的先进分子，将会成为党组织的新鲜血液。为了不出现冷场，领导会先安排顺序，以便在会场上形成争先恐后的气氛。

有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发言过后，出现了尴尬的冷场，我不方便看人们的脸色，但耳朵分明听到了我们工区的妇女主任，在轻轻地叫着阿贞的名字，妇女主任是大跃进中的新鲜血液，也是我们工区唯一的党员。说实在话，我真替阿贞担心，她平时口齿就不怎么清楚，又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言， 记得场里“老三篇”背诵比赛，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被选中。 妇女主任让她来批判我，也真是难为她了。

终于，我听到她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有点颤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偷偷抬起眼睛看了一下站着的她，她竟然也是低着头翻着眼睛看着我，当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的那一瞬间，她躲开了。但嘴里嘟嚷的话却让我惊呆了：她说我每天晚上按时收听敌台，理由是里面说英语，她一句也听不懂。还说我和父亲说话她也听不懂，一定是用暗语接头。最后，好像是说她以前受我蒙蔽，把我当成她学习的榜样，今后，她一定与我划清界线，坚决跟党走。她艰难地背完所有的台词，又是一阵让人窒息的冷场。

阿贞开完炮，下一个发言的将是谁？我用眼睛的余光在会场里搜索着那个熟悉的身影。但是，直到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散会，我始终没有找到瘦小的家珍。

我知道，阿贞是再也不会来看我了，可是家珍也有些日子没出现，我有点担心她：莫不是在上次批斗会上当了“逃兵”，她也挨批了？我莫名其妙的烦躁着。每天除了出工就是用各种字体颠倒着抄写检讨书。让我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让我反省听“敌台”的事，也没有造反派催着要检讨书。小道消息是由干干传过来的。原来是场部杨会计，现在的革命会副主任，会后说了一句：“敌台不说英语。” 而我至今没听过“敌台”，也不知道他说得对不？ 但我知道，我父亲的收音机一直被他占用。职工们倒也厚道，没有人追问会计是怎么知道敌台不说英语的？当然就更没有人再追查我了。副主任文革后期因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被贬进了深山老林里，不知道他是否带走了我父亲的收音机，平反后至今，我也没能收回父亲的任何物品。

山区的天气越来越冷.白天无事时，我可以和几个老伯坐在火塘边聊天，给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再过些日子，突然宣布我因表现好，被恢复了自由。没有任何解释，不需要任何理由，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文革中干干曾玩过枪，他告诉我，老书记找他谈过话，说他太调皮，小心吃亏。说“小黄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东西，园艺场就是抓错了人，也不会抓到她身上。”难道这就是理由？

　　3.生活在继续

这天，听到家珍的尖嗓子和谁在打招呼。一会儿她就出现在我眼前。还是那顽皮的笑，厚嘴唇下露出洁白的牙齿；还是对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

她告诉我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十三名知青，挨工区各种形式的抄家、检讨、批斗的就有七、八位。有的人在城里的家都被造反派去抄了；

她们工区的知青刘组长，因在批斗知青会上，公开喊口号“要文斗反对武斗”被造反派追打，脚都摔伤了；

她和另外十来个成份高的知青将，被调离园艺场，去苗圃接受再教育；

阿贞与另一个女知青已经填写了正式入党申请书；阿贞的介绍人是工区长和妇女主任夫妇。

她说她最近的周末总是和男朋友一起，没去我的工区。我知道她是在回避与阿贞见面，毕竟俩是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

接着就是我们之间少有的沉默。

最后，她告诉我，场里要整党了。已经有人放出话来，说老书记偏心我。“当孝子贤孙”的罪名不了了之之后，那些人肯定会借题发挥的。连家珍这样好家庭出身的人都因不听指挥而被挤走，何况我？

说老书记偏心我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1967年夏天，湖南因文革武斗交通瘫痪，我在老家滞留了近两月，亲眼目睹了派性斗争的严酷性。回到场里，正赶上场里也在闹派性。老书记虽然是“走资派”，但往日的威望还在，两个对立派都想扯大旗拉他入伙，表态支持他们夺权。他心里知道不能乱表态，那些圈子里，领头的人物心里打的什么小九九，他也一清二楚。但文化低，缺见识又让他有苦难言。于是他找到我，老少两个坐在桔园小路的石头上，他把自己的烦恼告诉我，希望我帮他“撕扯撕扯”。

我把我两个月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对国家，建议他不要对任何一派表示支持！因为园艺场是自负盈亏的单位，果苗的嫁接，培育，出圃及移植，季节性都很强！容不得半刻疏漏。领导如果表态支持任何一方，场里局面势必会立即乱起来。耽误了生产，哪个造反派都不会负责，80多名职工要吃饭，最后还是他的责任！

这场谈话的内容，老书记后来全部报告给了支左的四十七军军代表。军代表找我谈话，是为了定参加革筹委会的知青代表，我拒绝了。此后的革筹委中，没有占全场职工人数一半的知青代表。

不料想，农历年前我比家珍先离开园艺场。他们对错误批判我没有结论，我又在上诉找他们的麻烦。于是，干脆“再下放”到东山峰去。老书记却同意了我的要求：回老家找好落户的地方再转关系。他代表革委会送了我一本当时流行的微缩塑料封面的语录本作为礼物。

1969年3月初一个清晨，寒风中的我挑着简单的行李，孤零零地走在刚下过雨的马路上，朝汽车站走去，忽然我看到家珍站在不远处的雨中，搓着双手在等我。她身上穿着我前年路过长沙时，给她买的粉红雪花呢做的上衣。那天不是星期天.她起了个大早，帮我买好了车票。当她伸手送个来车票时，两个好朋友终于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1972年夏天，为了落实政策，我第一次返回园艺场，场里不安排我住处。男知青小刘让他嫂子把我送到他下放在郊区的父母家。家珍知道后，立刻把我接到她家里，一住十来天，她的先生也非常诚恳地劝我安心住下来，他说不管我住到哪里，也没有住在他们家里让家珍放心。但我知道，1972年，我为自己争取落实政策还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家珍被贬调苗圃，一直没能入党，就是和我划不清界线，我不能再拖累她了。

1975年暑假。我父亲的错案落实一年后，我再一次回到园艺场，奢望他们对我的事情应该有个正确的结论了，可是老书记早已退休，新书记不了解情况，那个革委会副主任因作风问题，被安排进了深山老林，另外两个造反派头，两年前都因肺癌过世了。当年看批斗会热闹的小娃娃们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们也不能为当年的荒唐事负责任。更荒唐的是，我的错案在农业局没有档案可查，农业局就不可能为此案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按当时的政策，园艺场至少也得独立承担补发我三年多的工资4000元，这个数字，对于一个一月工资不足30元的代课老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对于一个自负盈亏的小小园艺场，却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只有家珍明白，补钱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想还自己一个清白身。

我仍然住在家珍家里，这时候的我们，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珍理解我的难处，知道我没法在那里久等，我得回去照顾两个孩子，得回去上班!她让我先回去，场里这边的事情由她来慢慢处理。

平反赔礼书信和一大堆当年的“检讨”材料，全部由新来的农大生杨仕迪书记签字寄了过来，平反昭雪通知及个人鉴定，也同时送到了我当时工作的矿山人事部门。虽然一切都来得太迟太不如人意，，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家珍的努力，这一切将会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也许真会不了了之。关于生活补贴，她做主只要了六分之一，场里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寄。

1982年 钱终于寄来了，为了这600元，家珍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 她在信里却只字未提。

我常扪心自问：如果当年出事的是她而不是我，我能像她对我一样的对她吗？我不敢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后记

1985年，家珍曾两次利用出差的机会，到我的学校来看我，她告诉我，她终于解决了组织问题，我为她高兴。

当我第三次回场时，去看望了原来二工区的老人们，已经终年直不起腰的妇女主任，拉着她十多岁的小儿子说，这孩子当年还是你给取的名字，“文化，快叫黄丫丫。”可我分明记得我当时给他取的是文华，意即希望这孩子将来能努力学习 不当睁眼瞎。工区长虽然不识几个字，后来当上了副场长，坐办公室看报纸，知道根据人头朝上拿着。妇女主任当年开会发言，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没人敢提醒她纠正。也许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们把文华改成了文化？抑或是根本就不知道华字？我不得而知了。

由文化领着，我去看望了阿贞，她和一名退伍军人结婚后，在工区有了自己单独的房子。此时，她正在自家门前伸着头在等我吃饭。饭桌上全是我喜欢吃的农家菜。但是，两个昔日的好友，竟然没有一句话可说。从她的眼光里，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也知道她嘴笨，说不出什么。我默默地吃着她不时夹过来的菜。眼睛盯着筷子，尽量回避她投过来的目光。说心里话，我其实早已经原谅了她，毕竟当年她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吃过饭，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阿贞家。

历史最后的安排似乎也很有意义：

家珍在农资公司工作，当剧毒农药的特殊保管员，直到退休；

阿贞在外贸公司工作，喂出口猪；

我则当了孩子王，整天和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打交道。

2003年12月20日

发表于广州老三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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