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过往里的那些挽歌郎

彭爱明

挽歌郎有两种解释。一曰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是旧社会中一个特殊群体，参与治丧活动。宫庭里挽歌郎工作几年后，直接做官，起点比进士还高些。二曰被用来比喻在悲伤和哀悼中的人，暗示了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苦难。在文学作品中常用来表达人生的转变和变幻无常的主题，寓意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和时光的流转，象征着人生的起伏和变化，提醒人们珍惜当下，面对人生的喜悲苦乐。

今天我要说的，我生命过往里的那些挽歌郎，是后者，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最为悲苦者。他们有着共同的结局，以最悲的状态苟延活着，以最惨的方式告别世界，而且很快被人遗忘，仿佛不曾来过这世间。

说不清，道不明。我只要一听到二胡声，他们的身影便在我模糊的记忆里，似乎神奇般地又清晰起来。

我喜欢听二胡曲。悠长的二胡声，哀怨、苍凉、如泣如诉、丝丝缕缕、欲断又连。时而如轻云无定地飘浮，时而似潺潺水流清新动人。

已经好些年没看到有人拉二胡了。局促于喧嚣的城市，为了三餐一宿而奔忙，似乎缺了那份闲心。偶尔路过琴台湖，看见几位长者在凉亭里醉心地拉着，想驻足倾听，但总是被尘事纠缠而脱不开身。

现实生活中不能遂的心愿，只好寄托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闲暇之余，打开酷狗音乐，陶醉于其中。

偶然间，听着刀郎的《花妖》二胡伴奏曲，瞬间令我肝肠寸断、心似千千结。幽怨之声勾起了我绵延无尽头的思绪，往事一幕幕，哀伤一重重……

南丰县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最大的支流是沧浪水。它发源于我村的鷲峰山下，流经太源、桑田、莱溪、洽湾四乡镇，最后于古镇马口街注入旴江。“小桥流水人家”，有水便有桥，有桥便有树。桥上的石板是农人们劳作后的休息之地，桥头的大樟树是遮荫防晒之所。我幼小时，全村十几座大大小小的石拱桥，桥头挺立着十几棵参天大古樟。桥的历史和古樟的树龄，自然是无从考证。

人类历史似乎是一部毁灭史。村里的石拱桥在一夜之间被人撬了个精光，据说是石拱桥的两边桥墩各放了一块银元镇妖驱邪。为了那两块银元，有人丧尽天良，顷刻间，耗光了无数先人积蓄的善良！古樟树被村委会卖给外地人炼樟油，每棵都连根挖起。四个外地人足足炼了一冬天，才使十几棵古樟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里。我外地求学回家，刚踏进村口，发现少了些什么。但那时的我，和村民一样漠然，认为石桥古樟树虽遭了浩劫，但地球照样转。

在桥、树被毁之前，桥头却是我和小伙伴们的玩耍天堂。烈日下，骄阳似火，大家在石拱桥下，一边戏水，一边捞鱼、虾、螃蟹……这时，邻村的李水生坐在桥上拉起了二胡。大家年幼，听不懂，但悠扬之声却能令我自失起来。

那时的我，不谙世事。只对李水生的二胡声感兴趣，至于他的身世毫不在乎，只在大人们的闲言碎语中略知一二。

据大人们说，李水生的祖上很富裕。他父亲常年多病，家道中落。水生四岁时，母过世，十二岁时，父亦亡。没有父母的调教，他虽读过书，写得一手好字，也学会唱戏，但终究没学会营生。年青时，把祖上留下的基业败了个精光。水生的爱情曾经昙花一现。他恋上五行寨主吴会火的小妾翠凤，差点被打死。在吴会火的操弄下，李水生被调包抓去替人当兵，打日本鬼子。后来在武汉一带，部队被打散，他得以拣了一条烂命逃回来。回来后，见翠凤已被吴会火逼死，从此便变了个人似的，行尸走肉一般游离于世间。

解放前，李水生的日子还过得去。他教了一些唱戏、拉二胡、吹唢呐的徒弟。徒弟们都侍他不错，轮流供他的茶饭。农闲时，戏班常在十里八乡唱戏，挣得微薄的收入。附近一带，红白喜事、过年的对联都他写。请他的人家，不仅会好吃好喝地款待，还会给他红包。他一人吃饱全家饱，日子也能马马虎虎敷衍下去。

解放后的几年，李水生的生活每况愈下。先是破“四旧”：村子里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傩面具，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古庙里的菩萨、古屋里的石雕木雕、家家户户的花雕床柜，都砸了个稀巴烂；戏班的古装，自然不能幸免，也都烧了……戏再也不敢唱了，他便失去了生活来源。后值划成分，穷困潦倒的他没被划为地主、富农之类。但因其当过几年的国军，便成了批斗的对象。五花大绑，跪在台上遭毒打，是家常便饭。

那些二流子出身的革委会成员，不仅疯狂地砸碎“旧世界”，而且更为凶残地发泄私愤。（他们当中不少人披着党的外衣，打砸合法化，干着善良人不愿做也不敢做的事。其中的有些人，后来竟然被提抜，成了公社或国营单位的干部。）有次批斗会前，廖家俚的廖婆婆轻言细语地对黄二流说：“今晚，你要打我就得使劲打哦，打了今晚，明天你就没机会了。”当晚散会后，廖家婆婆真的在牛栏里上吊自尽了。革委会的人打李水生时，他从不哼一声，更别说哭爹喊娘了。也许是革委会的人觉得打他没意思，很无聊，和打死人没多大区别。批斗几次之后，他便被撂在一边。

在我认识李水生时，他已邋遢得不成人样。六月天，还穿着一件薄棉袄。也许是太热了，没扣扣子，露出两排又黑又瘦的胸胁骨。衣服的两袖油光发亮，头发胡子乱蓬蓬的，身上散发出让人闻着想吐的恶臭气味。在我十一岁时，李水生在贫病交加中，饿死了。死了好些天，才被人发现，最后被他的远房侄子给草草地下葬了。

李水生用一生的时间致力于创作，据他的徒弟们说，他写的剧本装满一木箱子。只教会了徒弟三出戏，因文革的到来，其他的剧本都胎死腹中。在他感觉自己大限已到时，把它们全部焚于一口烂锅中。

他是生活的低能儿，却是写戏、拉二胡的天才。只是他生不逢时，换在今天，可以当之无愧地冠以民间艺人的头衔。

李水生过世后，他的身影，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听不到熟悉的二胡声，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但另一个叫花子——陀田，很快弥补了我心头的缺憾。大人们说，陀田拉二胡技艺与李水生比，一个于地下，一个在天上。那时我听不懂，觉得都差不多。

陀田是邻县黎川人，自己都不知自己姓甚名谁。他住的村庄名为陀田，大家便叫他陀田。我村与他家虽隔县，但翻过十几里的山头就到了，所以他一年有好几次来我村行乞。只要听到二胡声，小伙伴们互相告知：“陀田来了。”大家便一窝蜂地跟在他后面，连蹦带跳，一个劲地喊：“陀田，给糖……”别的乞丐，没见过会拉二胡的，手里拿的是一根打狗棍，让我们见着就害怕。唯独陀田很慈善，见人总是笑咪咪的，特别是见了小孩，把糖子分给我们。至今我都不明白，那时小伙伴们的快活从何而来，也许是精神生活太匮乏的缘故罢，也许是陀田偶尔会给我们糖的缘故罢。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瘦小，驼背，肩搭一个大蓝布袋，手提一把二胡。他腰间绑着一个固定二胡的木块，因而能一边走路，一边拉着二胡。每到一家门口，边拉边唱。平日里，屋主人会给他小半碗大米，也有问他吃过饭否的。如果没吃过，他便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硕大的搪瓷碗出来。过年时，主人都给红包，两角，五角，一元……这时，他也拉唱得更带劲，须一曲拉唱完，再到下一家。今天看来，乞丐也有他们的职业操守，相比当今一些急功近利的世人来说，陀田之类的人更有自己的原则。

有一年正月初二，恰巧我家来了拜年客。我邀请他留下吃饭，给他倒了半碗酒。说啥他也不上桌，端着酒坐在门槛上，搬了条橙子放上大搪瓷碗。我母亲夹些菜放他碗里。临走时，我给了他一包烟和一个十元的红包。他一边说着吉利说，一边用袖角抹着眼泪。

再有一年正月，我回家过年时，一直到初六，没看见陀田来过。便问邻人，邻人说：“陀田啊？去年入冬时，烤火不慎，在屋里烧死了。”“哦，怎么会烧死呢？”“据他同村人说，可能是病得太严重，下不了床，在屋里活活熏死的。”

底层人的命，和我母亲放养的那些鸡差不多，一不小心就被老鹰叼走了，说没了就没了。陀田的死，估计几乎没人关心过。我母亲养的鸡被母亲关心着。我亲眼见过一次老鹰在半空盘旋着，母亲边喊边驱赶鸡回家。不一会儿，老鹰便飞走了。

陀田过世后，好长一段时间没听过拉二胡了。一则自己在外工作，没多少时间回家。二则电视普及后，谁还愿意听拉二胡呢？没有主顾，艺人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我再次听到久违的二胡音时，令我刻骨铭心。

九八年的中秋前几天，年仅42岁的小叔因尿毒症辞医回家。他怕吓着孩子，当晚选择在一间放杂物的老屋里喝了农药。出殡的那天，灵柩被抬在晒谷坪上。道士先生做完祭祀后，还须等上一个多小时，才到起灵的时间。因天太热，别人都到荫凉处躲阴了。我一边烍纸，一边默念：“棺木里躺着的可是我的亲叔叔啊！”我呆望着两支被风吹得东摇西摆的白蜡烛出神时，道士先生坐在灵柩旁拉起了二胡。拉者无心，听者有意。听着如诉如泣的二胡声，我心如刀绞，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掉下来。本来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但小叔的英年早逝，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是的，昰无数的无形“绞绳”把他给勒死的。我悲从心涌，愤由心生，却不知向谁申诉。苍天？大地？还是神灵？秋霜专打独根草，厄运独降苦命人。

小叔出生时正赶上吃食堂，多次饿得奄奄一息。爷爷准备把他扔掉，但因心头肉，奶奶不死心，喂米浆水给救下来了。小叔七、八岁时，得了肾炎，全身浮肿。家贫，上不起医院。爷爷就按土方子，挖草药给他吃。虽然好了，但因长时间不能吃盐和荤腥东西，小叔一辈子都面黄肌瘦的样子。别人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小叔挑个六、七十斤，两腿都要发抖。分田到户后，别人能种一、二十亩田，但小叔种七、八亩田，总需亲戚帮忙才能收割完。常年穷得买猪油的钱须亲戚接济。几个姑姑说，只要小叔去她们家，准是借钱的事儿。

记得九四年的一个星期天，我没事回家，正巧碰上乡、村干部上门收特产税。十多个乡、村干部挤在小叔家的门里门外，逼着小叔交钱。小叔苦苦哀求，说是实在没有。带队的头儿凶神恶煞地命令其他乡、村干部，要爬上仓库打谷抵税。婶子满地打滚，哭诉着：“一年生产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和定购粮，一共剩下十二担谷子，那是到明年夏收前，大半年的口粮。卖定购粮的钱，除了还农药化肥的赊账，一分不剩。一年的开销只能靠养几头猪和砍些柴卖，日子才勉强维持下去。”我实在看不下去，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还差八元。奶奶颤颤巍巍地拿来了八元钱凑齐。我嘟囔了一句：“现在的农民哪有什么特产哦！”带头的乡干部厉声呵斥道：“谁都可以说这句话，你们老师最没资格说，你的工资哪来的？”我还想辩驳，转念一想：这世道是没有理可讲的，和我小叔同境况的大有人在。观音难救天下苦，算了，算了，人类的生存法则也就这样罢了。

九八年夏季双抢时，小叔正犁田，突然肾炎发作，倒在稻田里。村医生告诉婶子，小叔的病要赶快及时治疗，拖不得。因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硬生生地拖到快中秋了。那次，我见小叔路都快走不了，强行带小叔去县医院检查。当医生用手翻开小叔的双眼后，对我说，小叔的病非常严重，眼球全变黄，一片浑浊，须赶快住院治疗。我叫来几个姑姑，大家凑了一千多元，办了入院手续。过了几天，我再去探望小叔时，他已气息微弱，央求我把他带回家。我没敢答应，只说了些安慰的话离开了。第二天，我从家去学校的路上，碰上小叔面无表情地坐在弟弟的货车里。这一面，竟成了我和小叔的永别，从此便阴阳两隔。

人世间的苦痛，哀伤似一曲曲残破的二胡音，令人不禁掩面而泣。纵使时光流逝，它依旧在心底回荡，挥之不去。

生命过往里的那些挽歌郎啊，愿他们能在宽厚仁慈的地母怀中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