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宿舍楼

行者

知 青 宿 舍 楼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知识靑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在学校里深入开展了，那时候从学校毕业插队农村的青年都叫知识青年。75年高中毕业那年，按照当时长子可以留城的政策，我本可以在城里按排工作，但自已一时心血来潮，在学校里写了第一张报名到农村的决心书，而且贴到校长室门口墙上，至今我还记得决心书上写得两句话：“愿为祖国流尽血，不为个人留一滴”， 当时的自已可谓是热血沸腾、豪情壮志，从家里悄无声息的拿出户口本报名下放了，父母知道后十分生气，我只好一个人扛着被褥行里和一箱书来到了农村。

我们插队到农村的时候，上面对知青按排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照顾，比起那些下放偏远农村，离家动辄数百公里或者县城乡下，我们这一届知识青年要幸运的多了，班级里知青下放都按排在市郊，最远的也不过数十公里，而且按照父亲工作单位系统集中按排。我记得当时条件好、有资金来源的清拖厂，为本单位下放子女在钵池乡汕头村盖了知青宿舍楼，紧靠当时两淮路，交通方便相比我们这些被安置在农村生产队里，他们的条件好多了。每次从农村回家坐两淮班公交车都路过那儿，从车上望去汕头知青宿舍楼，內心有种羡慕呢，什么时候能住上这样的宿舍楼呢。

从1968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到1978年全国已有1500万知青下放到农村，对知青的按置已经逐步走上轨道。被批准下放后我们可以领到一笔按置费，有布票、棉花票，置办点崭新的棉被和床上用品，刚到农村的第一年，每月有八元生活费，在当时的农村是满足生活了。我记得知青凭购粮本可以从乡里粮管所买來大米或者小米，想吃粗粮也能买些粗粮，如玉米面和麦面等。我们到了生产队自然是要参加劳动了，早晨天不亮去参加生产队做“早事”，七点左右回来就忙着吃早饭，用米煮一锅粥，吃着腌制的大头菜和咸菜，就迅速的吃完了早饭。刚到农村时候恰巧赶上“秋收、秋种、秋播”， 没有时间弄饭，我和队里三个知青煮了一大锅粥，回来后拿上村里人送来的玉米饼，再吃上一大碗稀饭，吃着咸菜，草草的吃完了饭。我因此而得上胃病，有时候吃不上饭胃子先是“咕咚、咕咚”响，然后是绞肉般的痛，忍不住时就抱着肚子，吃一些买来的饼干缓解胃痛，村里人也心痛我们，说你们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城里知青用不着这么苦，实在累了就回家歇息吧。

那时候的我们，正值年轻气盛，大家都忍受着苦难，有一种被麻木的感觉，每天早晨和村民一起做“早事”，晚上和他们一起“放工”回家，夜里伴着星星回宿舍，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草房里。到了插队第二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城北系统知青被集体调到机场大队，住上了知青宿舍楼，是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城北系统知青终于住在一起了，结束了以前分散住在生产队里农房的历史。

我记得两层楼基本上都住满了知青，女的住楼上、男的住楼下，按照生产队知青分配房间，我和本队三名男知青住在一楼凹房东头第一间，面积稍微大些，都是现成的床板，条件比起住在农房里要“高强”的多了，两层宿舍楼东边是一幢长达六十米左右的食堂，砌着两口大铁锅炉灶，是烧柴用的，又支了一个烧煤的大炉子，专门烧水、炒菜用的。几十号知青吃饭的地方，每天劳累回来首先就是喝到开水，所以喝开水对我们知青來说也是个不小的事情，毎天早上我们首先会把水瓶放到食堂里灌开水，不然一天没水喝，那可是件苦上加苦的事情。

我记得知青宿舍楼是盖在机场大队部西面，宿舍楼坐北朝南东西长约几十多米长吧，是凹形，面前是机场大队主干道，连接一、二、三、四、五、六队，七队在五队南面。宿舍楼后面二百多米是现在的钵池山大口子，站在窗口向北望去是一片水汪汪的河面，可惜我们男知青住在一楼，好风景都被二楼女知靑享受了。刚刚住进知青宿舍的时候，男男女女一下子集中到一起确实是幅热热闹闹的画面，一层楼板岂能隔断青春的燥动？到了晚上男知青用扁担捣楼板，女知青则用板凳猛击楼板，上下互动声音闹得大家常常轰堂大笑，女知青被惹急

了就站在楼上大声喊叫，楼前小广场常常聚集当地村民的孩子在看热闹。

当时的城北街道也派来了干部，是从居委会干部中抽来的，他负责管理我们这些知青，名叫带队干部，日常管理着大队几十名城北系统知青，对知青宿舍也加强了管理，刚刚热闹的宿舍楼也渐渐趋于稳定，我们的知青生活又恢复了正常。每天早上吃早饭是知青宿舍最热闹的时候，为我们弄饭菜的村民是从当地生产队抽来的，四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也比较整齐。早上开饭是固定时间内，过时不候，所以我们早上打开水、吃饭是一窝蜂的聚集在食堂门口，男女知青互相打打闹闹、逗趣取乐，做些恶作剧的事情是难免的。我记得一个男知青是二队的，比我迟一年下放，姓侍吧，那一次早饭做迟了，大家都把饭盒放在食堂里，等做饭村民弄好饭喊我们，过了一会儿把饭盒拿回宿舍时，这个姓侍的男知青和女知青吵起来了，原来是一个男知青趁大家不注意，把这个女知青的饭盒拿到姓侍男知青的宿舍里，女知青没有了饭盒自然是一路找到了这里，看见了自已的饭盒，幸亏她又在下面做了记号，责问这个男知青为什么拿她饭盒，姓侍的男知青也不知道饭盒如何跑到自已这里，自然和这个女知青吵起来，大家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热闹。我记得那顿早饭吃得特别香，山芋稀饭、馍头和大头菜都被我吃光了。

知青宿舍楼里也有吃不完饭的时候，每天早上蒸出来的馍头吃不完，第二天再蒸一下我们知青会吃掉，但前一天剩下的山芋稀饭知青们是不吃的，有的知青干脆就倒掉，带队干部和村民再三动员知青吃掉，前天做的饭第二天是可以吃的，但知青们就是不吃，消息传到了大队书记那儿，对于这件浪费粮食的事情，他是很生气的。我记得这个书记姓袁，知青们都很怕他，因为回城的命运就掌握他手里，得罪了他可没有好果子吃的。袁书记那几天盯着知青食堂，他觉得唯有亲自出马才能解决问题，早上弄饭的时候袁书记果然来了，当着我们知青的面，把前天剩下的稀饭和当天才弄的稀饭搅拌在一起，然后一碗碗装在知青饭盒里，大家看在眼里、怒在心里，闷着头打饭跟袁书记装着笑脸，然后转身回宿舍吃了，也有几个胆大的，偷偷把稀饭倒了。事后知青们背后都说这个书记厉害，早早离开最好。

住在知青宿舍楼的日子是平淡的，比起原来住生产队农房自然是好多了。再也用不着自已挑水弄饭了，用上了自來水，这在七十年代的农村里是少有的，就是在市区里自來水还没有普及呢，我家住在的地方新村一区，也不过上百户人家拖一根自来水管装在居委会的小组长家，然后一分一桶、三分一担的卖给我们挑水回家。几个男知青住在一起，晚上自然是热闹的，带队干部每周一次会集中我们知青在一起学习，无非不过是读读报纸、传达文件，因为到了七十年第七年，国家开始对知青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事情开始重视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的口号也不喊了，我们调到机场大队时，经常会遇到“上面” 来检查知青工作，问我们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生活上有什么要求。

下放到农村的第二年开始，我们农活已经基本上能做了，和村民们做一样的事，但工分还没有队里老农和强劳力高。在机场大队劳动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学会了耕地。驾驭黄牛拖着犁把我可以把地耕到头，根据种什么庄稼和蔬菜决定耕地深浅，一手拿牛鞭一手扶犁把，颇有一个老农民“犁把式”形象。我不像有些人耕地时抛鞭子打牛，我一般是不用鞭子打牛的，一声“驾”和 一声“吁” 就驾驭了牛；扶犁把是要有点轻重力气的，力气大了犁刀下深牛就要用力，力气小了地耕的浅，所以这是个技术活，在生产队里都是老农干的。

田园般的农民生活，我们知青似乎在享受陶渊明诗人归隐乡村的乐趣。我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知青，也没有体会到干农活的雅兴，因为深陷在知青这个身份里，看不到自已的前途，知青们都觉得在农村不是自己一辈子想留在的地方，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盼望早点回城，不浪费自己的青春。我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之外就是看看书和写点小文章，但是到了晚上知青宿舍楼里已经看到青春的萌动了，尤其是夏天的晚上时间长，我们知青只要说声晚上有事，就可以不去队里做事。有男知青和女知青开始私下谈恋爱，生产队小伙子追求女知青，我们队里一个女知青就和队里一个名叫玉林小伙子的恋爱了，他家生活条件好，又有兄弟在市里国企上班。

因为当时机场大队紧靠市郊，又改成蔬菜队，不少家庭都有人在城里工作，尤其是机场五队和六队经济效益好，工分值最高，做一天满勤工分值大概在六毛钱左右，这在当时的钵池乡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村里小伙子能和女知青恋爱是件值得弦耀的事。

知青宿舍楼里难免会有男女知青恋爱的事，晚上在一起逛马路，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享受恋爱中的乐趣。我们队里一个男知青和隔壁六队女知青好上了，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他们的人影，听说后来他们结婚了，在一个厂里上班，生活过得很幸福。知青楼里剩下我们这些“开巧迟、情商不高”的人，大家在一起“吹牛皮”，有时候跑到大口子河边吹凉风，几个知青在一起谈论着何时才能回城的心事，因为我们住进知青宿舍楼的时候，已经有知青到城里企业上班了，他们只要交队里一些钱就行。

随着知青工作的松动，家里有门路、有关系的知青渐渐回城工作，虽然户口不能调回城，但不象我们这些知青辛苦劳动，在知青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住在知青宿舍楼的日子里，我和千千万知青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娇嫩的肩膀被磨成老茧，挑一担粪水左右换肩可以挑数千米，腰椎受伤一直到中年以后才好起来，记得最深的印象是十二月份到大口子砍芦柴，冰凉的水刺激自己全身毛骨悚然，忍着颤抖扛芦柴，至今记忆犹新，即使今天在废黄河边散步，看见河边芦柴在风里飘来飘去，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生活的艰苦磨炼了我们这些知青，但也留下了心灵上的隐影，就是现在我们当年下放在一起的知青聚会时，谈到当年的苦和累，也不由得叹气摇头啊。

到了七十年代第八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全国性的知青下放已经停止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一时也没有了消息，最后一批下放的知青和我们在一起嘀咕“真是倒霉鬼”， 我们也陆陆续续听到云南和新疆知青到北京上访要求回城的新闻，知青们私下里开始传“小道消息”， 我们要熬出头了，宿舍楼里的知青也有不少回城了，当兵的、上大学的、病退的、回城上班的、征用土地进厂的，知青宿舍楼里一下子觉得空荡荡的，原來四个人住一间的房间，有的空了、有的只剩下一个知青，宿舍楼里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吃饭的人少了，大队里弄饭的村民也撤回了，空下来的知青宿舍楼被大队当作了仓库，我们这些离家不远的知青也回家住了。不管怎么说，在家里肯定比住知青宿舍楼好，剩下来我们这些没有门路、没有关系的知青，大队不管我们，每天去生产队劳动，遇到刮风下雨也就在家不去了，队里也不管我们，渐渐的也和农村疏远了，七十年代第九年知青大返城，我们拿着大队发的返城表格，小队、大队、乡知青办、市知青办一路盖章，顺风顺雨的一天没有用完就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到市劳动局拿分配介绍信，然后迁户口、到生产队与村民打招呼，结束了长达数年的知青生活，摘掉戴了数年的“知青”帽子。临走的时候，大队和小队没有举办欢送仪式，乡里一个领导沒有看见，乡知青办一个办事员把公章放在桌上，我们去了就盖章。当年下放的时候，我们这些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的知青，是在锣鼓喧天中、身披红绸带、胸佩大红花來农村的，走的确是如此凄凉，但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跳出苦海是人生中幸福的大事。

回首往事，知青宿舍楼里的岁月是苦涩的。年轻人在一起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置身在农村做知青，仿佛坠入灾难深重的苦海，给我们知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我怀念当年在一起的知青，那是一段难忘的情和义啊，你们现在过得好吗？我们在一起含辛茹苦的岁月，那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江苏 ：李人

2024.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