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济南府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清代文学家，短篇小说家。</p><p class="ql-block"> 蒲松龄逝世后其后人来到辽宁，带来《聊斋志异》《行乐图》《草虫篇》手稿，交多人保管。却险些在土地革命时期付之一炬。</p> <p class="ql-block">刘伯涛递交手稿收据</p> <p class="ql-block">刘伯涛印章</p> <p class="ql-block">手稿一、二页</p> <p class="ql-block">手稿涂改处</p> <p class="ql-block">学生抄的手稿</p> <p class="ql-block">笔者采访知情人发表的稿件</p> <p class="ql-block">《聊斋志异》手稿抢救始末</p><p class="ql-block">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各位都耳熟能详。然而，各位却有所不知，在蒲公谢世350多年之后，他的半部手稿在辽宁铁岭西丰县被发现，而且险些散失。同时还发现了《行乐图》《草虫篇》线索。至今这半部手稿就存在辽宁省图书馆。为飨读者，吾将1997年7月所写专稿重录于此。</p><p class="ql-block">偶然识玉</p><p class="ql-block">今年近80岁的抚顺离休干部刘伯涛，1947年土改时担任辽东省西丰县（现辽宁省西丰县）政府秘书，负责两个区的土改工作。11月的一天，刘伯涛带着两个人到距县城5公里的更刻乡忠信村元宝沟屯检查土改工作。刚进在三间房里办公的农会，他就注意到西屋北炕上散乱地放着一堆书。</p><p class="ql-block">刘伯涛想，土改挖浮财，把书也"挖"来是政策不允许的。他指看书问农会干部："你们拿人家这个干啥？"一位干部回答："不是故意拿的，是一天晚上拉东西顺手拿来垫车的。谁拿的，从谁家拿的都不知道。"</p><p class="ql-block">"我看看！"爱书的刘伯涛气有些消了。他说着话跳上炕，开始挑来捡去地翻那堆旧书。突然，他手中捡起的一部厚书中掉出一函两册包着蓝皮的线装书。他翻开一看，书页黄色如土，内文由毛笔书写，且有勾划，删改。"这难道是《聊斋志异》吗？"刘伯涛好一阵惊喜。</p><p class="ql-block">谈完工作，刘伯涛把书装进书包带回了县里，锁在小书箱里。晚上有空的时候拿出那两册蓝皮线装书，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却"噼啪"响着蹦纸片，他有些不敢翻了。此后无数个晚上，他在油灯下对照着伪满出版的《聊斋志异》书仔细对照、研究起来。凭他初小的文化与好读古书的修养，刘伯涛断定这不是书，而是《聊斋志异》手稿。但他问自己：如果是手稿，怎么会落到西丰县呢？</p><p class="ql-block">第二天，刘伯涛把县城里程庆弟、鄂世卿、纪维绪、曾庆谭4位老教员请到县政府门前开座谈会。刘伯涛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在西丰吗？"老教员们自信地说："在西丰。""在谁家呢？""在蒲文珊家啊。书放在两个红木匣里，上边放烟，下面放书。他曾拿出残页给我们看过。"</p><p class="ql-block">得到4位老教员的指点后，刘伯涛立即把蒲文珊请到县政府办公室。蒲当时50多岁，土改中被定为地主。刘伯涛请他坐，他不坐，仍站着。刘伯涛初见这位已逾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时就感觉到了他的精明。刘伯涛开门见山地问："您家有《聊斋志异》手稿吗？"蒲文珊一愣神，答道："有啊！那是我家老祖宗蒲松龄写的。""你敢叫真儿吗？""要是差一点，让公安局找我。"这位蒲文珊问一句说一句，多一句都不说。</p><p class="ql-block">这位敢以公安局起誓的知情人的回答并未使刘伯涛满意。第三天，他又查了县志。果真有蒲文珊的父亲蒲步瀛存有《聊斋志异》手稿的记载。刘伯涛又请公安局帮助查了蒲文珊的家史，证实蒲文珊是蒲步瀛之子，系蒲松龄第9世孙，当过教员，曾任县立图书馆馆长。此时，刘伯涛对手稿的真实性确信无疑，深为无意间发现并抢救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兴奋。然而，当刘伯涛与蒲文珊第二次谈话中得知《聊斋志异》手稿共两函4册时，他的兴奋顿时消失了：另一函两册手稿在哪里呢？</p><p class="ql-block">千里追宝</p><p class="ql-block">送走蒲文珊，刘伯涛告诉通讯员立即准备饭、备马。他匆匆吃过饭立即带着两个通讯员动身二进元宝沟。到了农会，刘伯涛三步并作两步跨进西屋，一看炕上堆的书不见了。他急了，大声喊道："那些书呢？"农会干部说："在外边麻袋里装着呢，准备烧火。"刘伯涛命令通讯员把7个麻袋逐个推倒，把书倒出来，三个人一齐翻找。可是，所有的书翻了个底朝上却一无所获。刘伯涛心凉了。</p><p class="ql-block">就在这时，一位农民走进院来，看着满地书随便问了一句："你们找什么书啊？""找《聊斋》!""《聊斋》？在我家住的那女工作队员有两本，天天晚上看，破破烂烂的。""对！对！"刘伯涛眼睛亮了。但那农民又说："可是，她头几天回哈尔滨了，书也带走了。"</p><p class="ql-block">失望中获得了希望，希望之后又是失望。但刘伯涛告诉自己：这是国宝，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找回那两册手稿。他经多方查证，弄清了那位女同志叫王慎之，是哈尔滨派来的土改工作队成员，可惜工作单位不详。刘伯涛思前想后，苦苦设计找回两册手稿的方案。最后，他决定给在梅河口的省政府写求援信，派人送到省政府，恳切请求务必找到王慎之，追回那两册手稿。</p><p class="ql-block">信派人送走后，刘伯涛进入了食不甘味的等待。转眼6个月过去了。1948年6月底的一天，通讯员终于把一个纸包送到他面前，告诉他是省政府派人送来的。刘伯涛兴奋异常，不知说了多少声“谢谢”。打开报纸包果然是《聊斋》手稿，封皮、内文字体和手里的两册完全一样，但有几页笔体不太一样。一问蒲文珊，得到的回答是：“是学生帮助他抄的。”刘伯涛如获至宝，从此，他将四册手稿小心翼翼地销在了一个铁箱子里。而就在这次，蒲文珊又说出前人还留下了《行乐图》，分家里分给了他兄弟，他兄弟住在高家店，与他无太多往来。</p><p class="ql-block">刘伯涛很想扩大战果，曾两次去高家店找姓蒲的，可有村里的人说那个姓蒲的搬走了，不知道搬哪去了。</p><p class="ql-block">半部"之谜</p><p class="ql-block">当年底，已任西丰县委书记的刘伯涛借一次到丹东参加省里的一个会议，代表县委、县政府把手稿转送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1951年手稿经重新装裱后转东北图书馆收藏。1952年又送交国家文化部。上世纪60年代初，手稿由辽宁省图书馆负责人王务同志索回，由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事情至此，为保护文化遗产功不可没的刘伯涛，也算了却了一份心愿。后来上海出版了这半部手稿。</p><p class="ql-block">为了表彰蒲文珊献出手稿的义举，经刘伯涛申请，1951年省政府奖励蒲文珊东北币500万元。蒲文珊对政府重视保护文化遗产十分感动，又献出了蒲松龄著的《草虫篇》手稿。刘伯涛又派人送到沈阳市政府文化处（据刘伯涛讲，该书有3厘米厚，后来这本书竟不知下落了）。</p><p class="ql-block">此前，蒲文珊还给刘伯涛看过一张伪满时期出版的《盛京日报》，上边有一则题为"柏林图书馆发现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的消息。刘伯涛由此判断，他抢救的仅仅是《聊斋志异》手稿的半部。</p><p class="ql-block">为了弄清原委，笔者又采访了手稿保存人蒲文珊的女儿蒲延章。她补述了半部手稿之谜：清同治年间，其曾祖父蒲价人由山东淄川蒲家庄偕眷来东北谋生，《聊斋志异》手稿也随同主人在沈阳定居。光绪初年，蒲价人请人将《聊斋志异》手稿裱糊装成四函八册，后传给儿子蒲文灏（即蒲步瀛）。据说，当时还把《行乐图》传给另一位后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蒲文灏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依氏得知手稿之事即商借阅。蒲文灏实难推却，先借其半部。依氏阅后交回，又借去另半部。可是不久，依氏就奉调进京，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病逝北京，从此半部手稿下落不明。直到伪满时期《盛京日报》刊载出此消息才知下落。但是，该手稿是否依氏借而未还的那半部手稿，还有待考证。</p><p class="ql-block">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传到蒲文珊手中之后的1933年，伪满洲国参议兼伪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袁金铠和伪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又名陈艺），在手稿胶版影印后欲出巨资购买手稿，日本驻伪满洲国的"领事"也曾以威胁利诱手段欲得到手稿，均遭到蒲文珊拒绝。不久，蒲文珊即失去了西丰县图书馆馆长之职。</p><p class="ql-block">为了确保手稿安全，蒲文珊于住宅西山墙建造一间耳房，内分南北二室。其中北室即为存放手稿的密室，连自家人都不得擅入，更不知其详。1947年，土改挖浮财时，蒲家大部分藏书和字画均被抄走，手稿也在其中。</p><p class="ql-block">蒲延章说：刘伯涛土改时抢救的两函4册手稿，经专家鉴定，是8册原稿中的1、3、4、7册，共收文234篇。当年遇上刘伯涛这样有见识、有情义又秉公办事的人，已属万幸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