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馆的人家

徐长玉

我家小区西边有一排门面房，门面房靠北有一家名为“首益造型”的理发馆。自2020年从老城区乔迁至延安新区以来，我几乎都是在这家理发馆理发的。理发馆的老板兼理发师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壮小伙。小伙五官端正，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全然不似没文化的粗人。理发馆的老板娘除了在店里带孩子外，兼给丈夫当下手。夫妻长得挺般配，看上去感情也不错。营业中，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不同的是，老板娘的性格更为开朗，和老顾客的关系颇为熟稔和亲近。然而，也许看我素来表现出一副不苟言笑的神情，几年来，夫妻二人每当看见我前来理发时，除了像看见所有顾客时表现出的一派喜悦之情外，几乎未和我主动搭讪过。诚如他们的观感那样，我向来不喜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和女性“打情骂俏”。但出于一个学者的职业需要，我倒是愿意和天南海北的普通人聊天，借此“体察”底层百姓的“疾苦”。 “你老家是哪的?”一次，我主动问正在专心致志地给我理头的老板道。“黄龙县的。不过，我家老人最初可不是黄龙人，而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那你们怎就成为黄龙人了?”“农业社那会儿，榆林实在穷得没办法，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听说黄龙那地方，人口少，土地多，捎林大，爷爷和父亲就偷着跑到黄龙当了黑户。”“那时候，黄龙的条件倒究好不好?” “好着哩，地多得随便种，吃饭不是问题，就是人太少了，全县统共才三几万人，县城就住了不少，农村连两万人都不到。所以，那时候，黄龙农村的教育条件特别差，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念书太少上了。” “你是怎样想到干理发这一行的?”“我早早就出来混社会了，什么也做过。后来才跟我师傅学了理发。就好比吃饭，不管到多会儿，不论穷富，每个人一日三餐总得吃吧？同样，不管多会儿，不论穷富，每个人一两个月总得理一次发吧？再说，理发歪好算个手艺活，虽然挣不了大钱，养家糊口应该不是问题。”“几年来，也没见你带过徒弟，你是咋想的?”又一次，理发时，我好奇地问。“我在西安开理发店那几年还带过几个徒弟，但大都半途而废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多半吃不了苦。”“学理发一般得几年才能出师?”“三年，当年，我跟师傅就足足学了三年。”“原来，学个理发都这么费劲，真是学什么都不容易；你当徒弟那几年，师傅给你挣钱着不？”“不挣，不过，除了管吃管住外，师傅每个月多少不等还会给徒弟发一点零花钱。”“你刚才说，你还在西安干过。为什么放着大城市不呆，反倒回了延安呢?” “西安的房价高，教育孩子的成本更高，我的娃儿多，加上理发生意做不大，一家人在西安呆不住，就只好回延安发展了。”“你有两个娃娃?”每次理发时，总能看见有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在理发馆叽叽咕咕地说话和嬉戏。“三个。”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啊呀，你真厉害!现在的年轻人，生两个孩子的都不多，你居然生了三个!”“唉，自己这辈子没出息，就指望多生几个娃儿，将来给自己争个光。”老板自嘲道。“你这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给国家后继有人做贡献，应该大力表扬才对。”“给国家做不做贡献说不上，现在一想到怎样才能把三个娃儿抚养成人，就愁得不行不行的!”“不要愁，将来，不要说国家了，就是那些不生孩子的人和生孩子少的人都会替你养活这几个孩子的。”“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人到多会儿，都得靠自己哩。不过，愁归愁，一想到这三个娃儿，我就来劲了，理上一天发，也不觉得累。” “今年的生意怎样?”最近，我再次来到这家理发店，边理发，边和老板聊起来。“唉，疫情过去了，我的生意反倒不好做了。”“通常，一天能理多少个？”“平时，一天一般能理40来个，双休日还可以，能上60来个。”“一天平均最低理上多少个，就能养家糊口了?”“20来个。”“那真可以啊，一年下来净赚十来万（元）应该不是问题吧。”“差不多吧。关键是成本不高，我们是个体户，公家不收任何费用，也不需要交税，主要是自己要承担水电暖的成本，特别是房费，一年光门店租赁费就得6万哩。”“为什么疫情过去了，生意反倒不如从前了?”“主要是生意太稠了，竞争得厉害。你没发现？光今年，咱三地块周围就新开了4家理发店!”“注意到了，你说，为什么？”“也许是大家都认为搞理发投资不大，收入还比较稳定，就都扎堆开起理发店了吧。”“再有什么因素影响你的生意的没有?”“现在的顾客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女的做头发的特别多，还不问价钱，只要做得好。现在，女的做头发的少了不说，还特别在乎价格，不是一问价格，二话不说就走了，就是一个劲地砍价。”“没事儿，这种情况总会过去的，再说，凭着你的理发初心和出色的手艺，只要坚持下去，你的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的。”“就是，干理发这一行，关键是要有坚持性哩，再一个就是全靠回头客哩。我已经在这里做了几年了，顾客比较稳定，甚至还有附近其他小区的人前来理发哩。”看到年轻人信心满满的神情，我欣慰地笑了。 作者：徐长玉，陕西省志丹县人，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