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崩

麦子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也一直有一个错觉，秦始皇嬴政和汉高祖刘邦似乎是隔世的两代人。实际上，他们之间只相差了三岁，他们曾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四十七年。正如李开元所言，这同代人的隔代印象，是时代区分割裂人物、历史观念影响历史时间的结果。 《秦崩》一书即是从这历史错觉言起，讲述了秦帝国崩溃，刘邦、项羽等英豪崛起的历程，刷新了我对秦帝国和秦始皇的认识，竟忍不住想如果......历史当然没有如果，历史是昔日往事，而这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存在却总是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应时修正，所谓的历史真相或多或少都带着“成王败寇”的印记，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而历史的真与假于当世的意义其实也并非显而易见。不过，历史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重演，相似的结构、不变的人性编织成一幕幕大同小异的史剧。 自秦统一天下以来，中国结束了多国并争的列国时代，进入了王朝交替的帝国时代。列国时代，政权交替的动力多来自于外国，权力在统治阶层间平行移动。帝国时代的政权交替，动力主要出于国内民间社会的武装暴力，权力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间垂直移动，这就形成了两千年中华帝国政权交替的基本特点：王朝循环和农民战争。而帝国第一位聚众造反、武装割据成大业者是兴起于芒砀山的刘邦，帝国结束接踵成就武装割据之大成者无疑是井冈山的毛泽东，芒砀山的亡命集团，井冈山的红色部队，相隔千年，在转折与突变中掩映出历史的连续与反复。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耕战立国，以法律治国。军人，最受社会推崇；官吏，最为民人敬畏。秦帝国政府任命官吏有严格的籍贯限制，郡县主要长官一律不用本地人，由朝廷从他处直接任命；郡县属下的官吏皆用本地人，由郡县长官在当地举荐考选任用。长官不用本地人，便于中央控制地方，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和地方长官沆瀣一气，共同欺瞒中央；役吏使用本地人，便于地方政权的末端根植于本土，有利于政令下达、民情上闻。帝国官制之制定可谓用心深远、影响深远。 《韩非子》在秦王朝是政治教科书般的存在，秦始皇对其推崇备至、爱不释手。韩非子对人性和权力的分析，冷峻而近于苛酷。他认为，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君王是国家权力的绝对体现。君王的意志是公意，臣民的愿望是私欲，君王为了支配和统治臣民，必须掌握和使用法、术、势三件神器。法，就是治国治民的法律和章程，必须公开；术，就是支配臣下的权术，必须隐秘；势，就是强制臣民服从的政治强权，必须独擅。韩非子的思想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飘摇了两千年，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似乎未曾被真正的磨灭过。

　　特别想说说李斯，与韩非子同为荀子的高足，在秦帝国政界沉浮近五十年的权臣，深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相信权力高于政见且与道德无缘。因此，无论在门主吕不韦的教化恩遇和秦王政的权势之间，还是在扶苏即位的正统和胡亥篡位的利益之间，他都秉持权势利害优先的原则，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甚至于为了避祸解脱，算计求全，在重温韩非子关于“权术”的论述后，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挥就《奏请二世行督责书》，有理有据地为最高统治者提出了一套兼顾个人享乐和专制独裁的督责方案，彻底消除了二世对于自己追求恣肆享乐的疑虑和不安，从此开始肆无忌惮地穷尽耳目之所欲。当然，这篇邪恶美文的确救了李斯一时，却未能救他一世，他终究在与赵高的博弈中败落，以大逆谋反的罪名被判腰斩处死、夷灭三族。李斯其人，真可谓是名利场中的千古明鉴，既是他同时代的人物典范，也是现代社会经济人的前辈先驱，在他们所开创的巨大功业后面，继之而来的往往是彻底的毁灭。

　　韩非子认为，上古时代以道德高下较量胜负，中古时代以智谋多寡较量胜负，当今时代以实力强弱较量胜负。秦帝国对此奉为圭臬，忽视道德伦理，秦末更是以胡亥、赵高、李斯为代表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之辈泛滥，终致上下离心、二世而亡。令人警醒，发人深省。

《秦崩》，是史学作品不是杂谈小说，严谨而又不失生动，看点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