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之——隶书 文/赵文华

华丰书院

隶书，汉代艺术王国里一颗耀眼的明珠！在中国书法史上延续时间最为久远。

隶书起源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汉代。其历史遗存主要分为二大类：简帛书（书写在竹木简牍和丝绸）；石刻文字（包括碑刻和摩崖）。

从战国末到西汉末这400年间隶书的发展过程。学术界称为“隶变”，即由篆书逐渐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也就是隶书的孕育阶段。这段时期主要是简帛书。比如：四川省青川县战国末年木牍文字。1980年出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隶书，也就是秦隶或者叫古隶。

在湖南长沙汉墓中发展大批西汉帛书，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古代文献类帛书的原始面目。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尚存，是秦汉文字的手写体。涵盖典籍有《周易》，《春秋事语》，《老子》等五十多种，十万多字。

最早的简牍文字是秦始皇在位时的《阴阳五行》等，形似战国的楚简文字，亦有“八分”体的雏形。用笔温和克制，书写潦草随意，有时甚至出现连带笔画。

程邈，陕西渭南人（秦代下邦），因得罪了秦始皇，被幽禁于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狱中，看到当时狱官的木牌用小篆写比较麻烦，就整理了民间字体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对篆书进行了改良，创立了一个新的字体——隶书。受到了秦始皇欣赏，赦免无罪，封为御史。因程邈是徒隶，改良的字体初期又专供隶役应用，故此书体叫“隶书”。其实隶书早在大篆时代就有隶书的影子出现。

王次仲，秦代书法家，在程邈之后，他将各种钟鼎器皿以及诏版文字广泛收集，取二分小篆，取八分隶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八分”隶书，也叫“分隶”。体势像八字一样向两边分开取势，波磔明显，在汉末魏晋后使用。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汉碑隶书—莱子侯刻石，这也是西汉的碑刻隶书。

《莱子侯刻石》是刊刻在新朝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的一方石刻，又称'莱子侯封田刻石''。

释文：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丈人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

清代书法家方朔评价: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虽不能如孔庙《五凤二年刻石》之高超浑古，要亦遥相辉映，为西汉隶书之佳品。

近代书法艺术家杨守敬评价: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

西汉和东汉的简牍书法，正是当时参与书写活动人数甚众的普通者所为。也是文字在实际应用活动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频繁，最为普遍广泛的书写形式。

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竹简和木片）、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与官方铭刻体相比，简牍书法在日常应用中，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这些来自民间和下层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永恒的生命力。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越显示出它艺术的可贵。

汉简书法的书写意兴最为流露，最为浓烈，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笔姿横生奇态。加之汉简竖长的简形，竖写的顺序，偏扁的字形，趋横的字势，形成了它竖为贯通，横为联络，既为均齐，又置错落的独特格局。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从这些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汉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承启秦帝国而建，汉帝国在文治武功上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领域汉武帝借助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思想文化并没有被限制住，没有被僵化的儒术所局限。

相反，为摆脱这一精神上的桎梏，在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有大变革、大创新、大发展，尤其是汉代的文学艺术可谓“波澜壮阔，群星璀璨”，无论是太史公的史传文学和汉代大赋，还是茂陵石刻、汉画石刻、简书帛画、汉碑汉印，甚至汉代草书，都可以说承前启后，独步千载。

纵贯了先秦、秦、汉、魏晋六朝，自汉代隶书盛行后，就逐渐取代了篆书。从字体演进史看，隶书这一书体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字形体和书法演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东汉隶书的风格的分类问题，由于碑碣众多，而体势、用笔、结构等又皆有异同之处，历来就存在争议。兹根据其用笔和艺术风格，拟分三类，现分别作如下介绍:

一、秀逸健劲类

此类为汉隶中最标准的一类。这类碑笔力圆润，造型秀逸多姿，大都是“多骨微肉”、“多力丰筋”的作品。一般都用圆笔一分或二分。波磔分明，字体结体偏扁。有的笔画也呈现上承篆书里像虫子一样的“蚕头”，也有下启草行笔画飞翔的“燕尾”。其代表作有以下数种:

1.《礼器碑》，即《韩勑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原碑现仍存于曲阜孔庙中。历来认为此碑为汉隶极则，极为精妙。用一分笔，有圆有方,圆多于方，笔法多变化。风格:刚劲雄健，端庄典雅，兼有厚重流丽之美。创造纤而能厚的流派。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誉为:“汉碑第一”。王澍则谓其:“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杨守敬《平碑记》中则言此碑:“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兼有形质、性情之胜”。

2.《曹全碑》，即《邰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原碑仍存西安碑林。此碑秀丽而有骨力。字势特别俊美，为汉隶中著名作品，为圆筆的典型。用笔一分，笔墨和畅，如行云流水，风神至为逸宕。但初学者易上手难深入，一般人容易走向应飘浮。清代潘存(孺初)中说“分书”只有曹全最为逼真。足见曹全碑也是“八分”书的代表。

3.《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刻。现存曲阜孔庙。碑字结体绵密而又宽博。用笔一、二分相间，运笔圆转，含篆书笔意。其特点是书法整齐，波撤并出，既端庄又飘逸。清康有为云:与《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誉为汉分中妙品。此碑也是学汉隶的好范本。

4.《史晨前碑》即:《鲁相史晨孔庙碑》;一面称《史晨后碑》即:《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前碑》建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建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现存曲阜孔庙。前后二碑如同出一手。碑字结体方正，给人以端庄典雅的美感。笔势健劲遒逸，有古厚之气。其整体结构:左右顾盼，上下启承，疏密匀称，提按得法，为汉碑中逸品。清书法家王澍认为此碑“严谨”，学汉隶从此碑入手，可以“正其趋”。

5.《西岳华山庙碑》。为东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所立。(一说为延熹八年立)原碑已毁于明代。流传拓本稀少。据目前所知仅有《长垣本》、《四明本》、《关中本》(即《华阴本》)以及金农所藏残本等四种。《关中本》现存故宫博物院。此碑是汉隶中起伏变化最多的一种。为历代评家赞誉备至，认为是汉隶中第一精品。

6.《乙瑛碑》，即《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为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此碑字体方正，端庄谨严中有跌宕顿挫之致。是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用笔二分，方圆结合，粗细相间，起笔藏锋、收笔回锋，长画多呈弯弧，波尾常现大挑。凝练俊逸，雄浑古朴。清翁方纲誉为:“骨肉匀适，情文流畅”，王澍则认为:“《乙瑛》雄古与《礼器》《史晨》皆汉隶极则”。它是学习隶书的首选。

二、方正古拙类

此类多用方笔，结构严整，风格古拙，笔致多变化，骨力颇为雄健。此类作品与上类作品一样,多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作品，也都是汉隶中的杰出之作。其代表作有以下几种:

1.《衡方碑》，即《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刻。现存山东泰安岱庙。为汉碑中著名之碑。用笔结体与《张迁碑》相似:笔画粗细端正，折角敦方，笔致朴质古拙，遒勤灵秀，在布白上行密格满，亦与《张迁碑》相似

2.《张迁碑》，即《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建,现存山东泰安岱庙。此碑为汉碑中风格雄强之典型。二分书稍壮，结体用势平直，字体凝正，如狮蹲虎踞，气势万钧，具有端正炼雅之致。清杨守敬《平碑记》云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即《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此碑以方笔铺毫成古拙之气象。

4.《熹平石经》。在汉熹平年间(公元172-178年)所刻。据传为蔡邕订正五经(《书》、《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之巨作。现在仅存些残石残字。西安碑林尚存一小块残石。《憙平石经》字体方正，用笔以方圆结合，后世认为此碑为汉隶里的馆阁体。

5.《孔彪碑》，即《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笔画精劲、结构谨严，与《张迁碑》称为隶中楷书，清康有为云:“《孔彪》自近楷法”。现代杨震方《碑帖叙录》中亦云此碑当为唐颜真卿所祖。”

6.《鲜于璜碑》，即《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1973年出土于天津武清县。它的书法可与《张迁碑》比美，为汉隶中雄强风格的又一典型。字体属方笔，与《张迁碑》相似。早张迁碑21年，为汉隶之翘楚之作，艺术水平较高，笔致浑厚凝重，端庄遒劲。雄浑而又气魄，严谨而有姿致。

三、奇特异变类

此类笔性特殊，或带草意，或从籀、篆演变而来，一般没有蚕头燕尾，具有奇纵恣肆、状态异变的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1.《石门颂》，即《司隶校尉楗(犍)为杨君颂》。为摩崖石刻，在陕西省褒城县。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书法雄健恣肆，有隶中草书之称。虽用一分笔，但起收有特殊处理，既不同于圆笔，又不同于方笔。行笔挥洒自如，天真流露，字形笔划，变化多姿。其特点是:松而不散，细而不弱，放而不浮，极飘逸雄奇之致。乃汉隶中之奇花。清王昶等人称为汉人极作，为习隶者必学之范本。杨守敬《平碑记》云:“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初学无笔力者，学习时要防止流于油滑。

2.《西狭颂》，即《武都太守李盒西狭颂》。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刻)。在甘肃成县。汉武都太守李翕为谋求民利，开通西狭道，民颂其功而刻于道旁岩壁摩崖。此碑体势方正雄伟，笔势放纵，方笔中有圆笔，变化多姿。

3.《郙阁颂》，即《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汉灵帝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刻。摩崖刻在陕西略阳县西南五里白崖。字大一寸七分。书风古朴，多含篆意。此碑用圆笔三分。体法茂密，气势雄壮魁梧，行笔顿挫沉重，折角多九十度。康有为云为“隶中之篆”。

《杨淮表记》书法特色是古奇纵逸，疏荡天成，后世之《爨龙颜》、《灵庙碑》大由所出，其字朴拙真率，巧夺天工，观之则生迥出尘寰，飘然物外之感。唯独于此碑，天人合一，而古意存焉。

《杨淮表记》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湘弼表记》，亦称“杨淮碑”，为汉著名摩崖刻石之一，熹平二年刻于褒科道崖壁，后迁入汉中市博物馆，为【石门《杨淮表记》十三品】之一。杨淮、杨弼兄弟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杨涣）之孙。东汉熹平二年(173)二月，同郡卞玉过石门，见《石门颂》，有感于杨氏祖孙业绩，因作此表纪，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纪》。

《杨淮表记》书法雄古遒劲，笔势开张，用笔沉着扎实，结字参差古拙。其章法，因石势而书，纵成列，横不成行，字态因形体较大，波笔舒展，极尽开张，浑然天成。若将此刻与《石门颂》、《开通褒斜道摩崖》等视为一组，与同时期山东曲阜一带《史晨碑》、《孔彪碑》等庙堂碑相较，则见两地迥异之地域书风。

《大开通》是东汉摩崖石刻《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的简称，俗称《大开通》。它是现存东汉摩崖刻石中最早者，刻于东汉永平六年（63年），原石在陕西褒城（今勉县）北石门溪谷道中。该刻石记述了汉中太守鄐君受诏开通褒斜道的事迹，因此也被称为“中国交通第一志”

《大开通》以其篆书笔意和隶书结构而著称，其用笔掺入篆意，以圆为主，结字方古舒阔，随摩崖石面的结构，依势自然书写，字的大小、笔画的长短粗细，参差不齐，没有波磔，天真朴拙，外紧内松，气势饱满，保留了早期隶书的特点。其书法风格古奥灵动，具有黄宾虹“不齐之齐”的美学，带给后来者不绝的启发。近代书法艺术家杨守敬评价其为：“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为神品”。

4.《景君铭》，即《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立。字体怪异，取势狭长，方头尖尾，与汉碑多方扁不一样。笔锋犀利如折刀，古气磅礴，曳脚提笔尖收，多用籀笔。杨守敬《平碑记》云:“隶法易方为长，已开峭拔一派。”

5.《祀三公山碑》，即《常山相冯巡祀三公山碑》，俗名《大三公山碑》。为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立。山东滕县有翻刻本。此碑以隶笔作缪篆，为篆隶相兼之书体。在书法史上颇有价值，书法纯古遒厚。杨守敬云:“邓完白(石如)篆书多从此出”

6.《夏承碑》，即《淳于长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刻。

今存于河北永年县者，系明代重刻。此碑是当时惟独继承古籀笔法之一种。明王世贞云其“有四分之篆”。康有为谓其:“风格高浑，称为别体”。但清杨守敬、翁方纲诸家，则认为非真本，并不见佳。“八分”体显明。

由于汉代碑板和摩崖的地域有别，形制各异，书家不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碑板位于儒教中心地山东曲阜的孔庙，由宫廷书家在制作平整的石碑上书丹，由高级刻工刻镌而成，因而具有端庄典雅的“庙堂之气”。摩崖刻石处在荒郊野外，多由民间刻工倚山就势，在崖壁上刻凿而成，因而具有朴拙率真之气象。

汉隶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化的分水岭。“隶变”不但造就了隶书，同时，也衍生出了行草书和楷书。现代考古研究表明，书体的演变并非是篆，隶，楷，行，草这样一步一步很截然的发展过来的。而是以汉为界，秦汉以前为篆隶，汉以后，楷，行，草几乎同时期在隶书的基础上演化而成。

所以说，至汉以后，汉字字体的演进已经完成，汉字也由此进入了自觉的艺术审美时代。自汉末始，隶书开始衰落。从魏晋到前清，由于隶书一直没有摆脱“八分”书的影响，始终无法超越汉隶的极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唐代虽有意振兴，但因以楷法写隶，古意尽失，终无所成。

《广武将军碑》，也被称为“立界山石祠碑”，是‌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刻制的一方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方碑刻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也是研究前秦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碑高1.83米，宽0.67米，碑额上刻有“立界山石祠”四字，内容涉及前秦时期‌渭北疆域的划分、部族的分布、‌职官的设置以及碑主所统治的吏民数目等。碑文的书法风格在线条上表现出高古、自由、不拘一格的特点，上承‌汉隶的平正大气，下启‌北魏的古拙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此外，《广武将军碑》还因其独特的书法艺术和历史价值，被誉为“绝品”，极为罕见，被认为是隶书名碑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了解前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是书法和历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唐代隶书，缺乏古意，虽有风格，但不被后人所重。清代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作了具体的分析，可为参考阅读：“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元宗、徐浩、张廷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如《石台孝经》

清代号为“书法中兴”。嘉庆、道光以前，帖学盛行。当时书法名家，如明末清初的傅山、王铎、宋曹、孙承泽、高士奇、周亮工、汪士鈜、姜宸英、陈奕禧等一大批人都是继承明代耽于帖学。

康熙、乾隆以后，大兴文字狱，知识界都潜心于考古，研究古籍经史，考证金石文字，补正史书之不足和纠其谬误。随着金石出土日多，金石学兴盛，摹拓之术日盛，为书法界扩大了视野，碑学趁帖学之衰兴起，于是写篆隶的人日多，成就也高，与号为“书法中兴”名实相当。

清代隶书直追汉代，但在创新在审美观上有很大的变化，个性方面更加突出，可称为在继承汉代隶书又赋予新的时代气息的新的隶书。卓有成就擅长隶书的名家的人数也是汉以后历代所不可比拟的。如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高凤翰、桂馥，以及西泠诸家丁敬、黄易、陈鸿寿、陈豫钟等等，都擅隶书，且各有自己的个性和面貌。其他如郭宗昌、傅山、王时敏、万经、巴祖慰、姚元之、张廷济、俞樾、翁同和、杨岘等，隶书也蔚为可观。

民国到当代也出现很多隶书大家，但都没有革命性的创新，所以不再一一赘述。

结束语

纵观隶书长河，每一个历史时代因审美取向差异都有着其不同的书法面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旗帜，当代亦然，所谓传承就是给经典注入时代的气息，中国书法才能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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