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历博秦汉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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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4周四，我们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参观。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毗邻秦咸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占地面积约300亩，建筑面积39809㎡，展陈面积10362㎡，是集文物保护、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旅游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具有浓郁传统风格的现代化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以集中展示秦汉文明的缘起、发展、贡献为宗旨的博物馆，旨在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为基础，以考古资料为实证，重点展示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奠基作用。博物馆向所有公众免费开放，以基本陈列为核心，不定期地规划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多种专题教育活动。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三路东段，与秦文明广场一路之隔，有人行和车行天桥联接，交通便利，停车方便。南邻西安地铁14号线秦宫站、咸铜铁路，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西安北站等交通枢纽约20分钟车程。

探秘！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图解392：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是个什么“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试开放公告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试开放 基本陈列对外开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航拍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秦朝

西汉

东汉

西汉和东汉的区别有哪些？彼此有什么传承关系？谁更强大一些？



秦汉时期



公元前后是怎么划分的？公元1年是中国哪个朝代？



周二全天闭馆！

天下同一 秦汉文明主题展 序  厅

展览分为序厅、第一至六单元和尾厅共八部分，陈列内容以新制度的创建为核心，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思想奠基、文化创新、科技助力、交流互鉴等方面，分述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种成就和作用，向观众充分展示其发展的程度与高度。

（政治）制度｜秦汉文明基石

• 历经春秋战国500年的风雨，秦始皇初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西汉王朝继承并发展完善，到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贯彻，基本确立了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发展2000余年的政治体制。新制度的创建，是秦汉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社会其他层面发展的核心力量。

•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旧秩序的逐步瓦解，各诸侯国为争霸安邦，纷纷开展变法，进一步加速了新秩序的建立。“以能任官”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的传统，郡县制普遍替代了分封的采邑制；明确废除井田而实行土地私有制，释放生产力，以“履亩而税”的实物税制取代了“籍田以力”的劳役税制；各国普遍重视法治，颁布法典；实施兵制改革，增强军队战斗力。大变革的时代，促进了社会整体的蓬勃发展。

风起云涌各国变法

整个展览利用主、辅两条线索平行叙事、相互呼应，架构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窗口，将秦汉文明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视角之下，突出其对世界古代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第二图左为世界文明进程

右为对应时期中华文明进程

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周政衰败，官制混乱，战国并争，各有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

秦的统一创立了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打下基础。秦汉以来，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以察举制为中心的选官制度逐步满足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已初步显现。

法律保障下的国家机器运转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能力主要依赖于皇权的控制力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遵循法家思想，制订了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并在全国推行。秦法制主要包括“事皆决于法”“法令由一统”以及“轻罪重刑”等方面。

西汉时期，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秦的法律思想，主张将“礼”教和“德”化与刑罚结合起来使用；他们沿用秦制的律、令、科比四种形式，并将其规范化，使之成为此后较为稳定的法律的基本形式。汉武帝时期，采用“春秋决狱”的判案推理方式，对整个封建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础，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简牍探中华》：里耶秦简-央视频】

【《简牍探中华》：里耶秦简·下-央视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局面，完成了统一。之后，秦军南逾五岭一统南越和西瓯地区，北击匈奴拓地至阴山。汉武帝即位后，继续向南北拓展，先后设置河西四郡、西南七郡、东北乐浪四郡，使汉代的疆域空前辽阔。秦汉两代400余年间，中原王朝的版图基本奠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汉代疆域

汉武帝继位后，改变了对匈奴忍辱妥协的方针，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公元前127年，派卫青收复河南地；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回西走廊；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分两路出击，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

汉武帝时代的疆域空前辽阔，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

国家意识的形成

秦汉时期，三晋文化、楚文化、齐文化、燕文化、秦文化等多种区域文化，经数百年的融汇与交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汉王朝以华夏族为主体，吸纳了周边各部族的人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融合成为一个人数庞大的族群----“汉”族，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

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构成了汉代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意识；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也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秦汉王朝，开启了中华民族从区域融合走文化认同的新征程。

国家祭祀体系

秦汉时期国家祭祀体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时期秦国所具有的广立神祠的传统。战国晚期，秦的畤、祠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区。秦统一后，原六国山川祭祀及齐地八主祠也被纳入其中央祠官的管辖范围。

汉初，承秦旧制；至汉武帝时期，虽对国家祭祀进行了重大改革，但主要手段仍以在全国广修神祠为主。这种广布神祠的祭祀形态，直至西汉末年南郊郊祀制度的成立，才得以真正被改变。这种改变，深刻影响着东汉以来人们对国家祭祀的认知。

天地有节 风雅中华



同一时期世界主要文明帝国

（经济）蓄力｜农耕经济迅猛发展

长期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物资匮乏以及生产力的大大下降，严重阻碍了战国时期社会的发展。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确立，中央政府全面掌控国家发展的经济命脉，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小农经济支撑下的国家经济发展渐入正轨，国库日渐充盈，为汉武帝时期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蓄力，国力增强，成为汉王朝打开国门眺望世界的重要保障。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政策。

统一货币，在全国推行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币制的统一，克服了以往币类多样导致的使用与换算困难，便利了各地的商品交换和经济的交流。秦代外圆内方的货币形制，一直沿用了两千余年，直到现代才被淘汰。

此外，秦始皇颁发诏书，统一度量衡，在全国通行由国家制作的标准度量衡器，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统一度量衡

The Standardii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后，不同的制度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秦王朝以秦国原有的度、量、衡为标准，并在商快曾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统一诏书，制成统一后的标准器发布全国，而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被禁止使用。

牛耕与铁农具的发展

战国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制农具得到改进，种类不断创新。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政体的确立，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技术随之进步，铁犁牛耕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也催生了精耕细作生产模式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率，促进了农业的长足进步。

铁农具的应用，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划时代的变革；牛耕的普及更是中国农用动力的一次重大革命，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武帝整顿币制

西汉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使地方势力扩张，中央政府无力有效调控货币的生产，诸侯贵胄私铸货币盛行，币制混乱阳碍了经济发展。汉武帝经过多年经营，不断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政府的执行力，经过数次币制改革，实现了铜料国有，不仅禁止私人铸钱，而且有效遏制了郡国铸币，并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所有。五铢钱作为汉代法定货币最终确立下来，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扫清了障碍。

统一标准铸五铁

“五铁”钱，因货币表面有“五铁”两个篆字而得名，是汉武帝时期最终确立的币制，由中央政府设置的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一说为均输)三官统一铸钱，因此亦称“三官五铁钱”。其中，钟官掌铸造，辨铜审查铜料的质量、成色，技巧主刻范(或言均输官负责铜钱运输)。五铁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通行全国。

王莽的币制改革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土地被兼并，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

初始元年(8),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新朝建立后，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但其前后四次的币制改革，最终导致了“农桑失业，实货俱废”的局面。

新朝（王莽时期）



盐铁官营

汉初，延续秦朝的政策，由民间经营盐铁的生产与销售，故煮盐、冶铁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时期，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朝廷在盐、铁产地设置盐、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严厉禁止私煮、私铸，违令者处以重罚。盐铁官营，使国家独占了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之利，出现“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的景象。

盐铁计划

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外用兵，对内滥肆封赏，大兴土木，使汉初70年的储积为之一空，造成财用不足的局面。当时，冶铁和煮盐业全部由豪富权贵之家操控，富累巨万，但“不佐公家之急”。元狩三年(前120)御史大夫张汤上书，请求“笼天下盐铁”。汉武帝于是起用盐铁大商出身的孔仅、东郭咸阳等人，在时任治粟都尉桑弘羊的主持下，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将盐铁经营权由民间收归官府。

《均输法》的推行

《均输法》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八个字，即“徒贵就贱" 和“用近易远”。所谓“徒贵就贱”是指不以固定数额向各地征收实物赋税，而是根据农业年景丰歉的变化，在农业歉收、物价高涨地区折征钱币，用折征钱币在丰收地区低价购买上供物资。“用近易远”是指上供物资如果存在于多个物产丰饶、物价低廉的地区，则选择距离较近且交通便利的地方，以减少运费。

平准法的推行

平准法与均输法相互配合，紧密联系，是汉王朝平衡物价的政策之一。具体内容是在京师和主要城市设置“平准”机构，利用均输官所掌握的物资，根据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从而调控物价，稳定经济秩序。

多样化的经营内容

田庄经济的产品结构，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包含农、林、牧、副、渔多种生产内容。农业生产是田庄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种植的粮食种类多样，畜牧业发达。手工业是日庄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织染业、酿造业、粮食加工业、制药业以及冶铁业等。

自给性的生产模式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通过购买、兼并或者私下开垦土地的方式，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土质和生态环境，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以及各类经济作物，形成了聚族而居、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使得田庄内部的生产生活实现了自给自足。

完备的田庄防御体系

田庄不仅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东汉时期，政局不稳、战事频仍，豪强地主拥有的私人武装，由依附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称为“部曲”或者“家兵”，主要任务是看家护院，后来转变成为豪族镇压农民起义和拥兵割据的武装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田庄演变为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坞壁。

田庄与豪族经济

田庄是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营地产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生产形态，有着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是能够自给自足地进行生产生活并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经济实体。

在东汉宦官与外戚相继专权、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情况下，田庄成为有些农民的庇荫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虽然它在国家与自耕农之间起着缓冲两者利害冲突的作用，但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对依附农民的剥削和奴役也不断加重。

入世（思想奠基）｜儒家思想确立

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讨论，促生了百家争鸣。秦王朝强权政治导致的后果，促使汉王朝的统治者进行深刻反思，调整国家管理思路，推崇儒学，使之成为推行教化的思想工具。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集权国家的统治思想。太学兴起，经学普及，广开学路推动文化传播，这些更使儒家思想根植于民心。儒家政治的发展与确立，使儒家“入世”成为必然。

从“学在官府”到“有教无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及教育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支撑的井并田制和分封制逐渐崩溃，原来“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政教一体”的教育体制，便失去了其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支捍。于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私学骤兴，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学在官府

西周统治者对文化教育极端重视和高度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学在官府”主要表现为官师不分，国学、乡学教师皆由士以上的现职官员或退休官员担任，他们大多既有教职又有官职，有的还享有爵位。“学在官府”还表现为政教一体，教育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分，为官的人掌握学术，以官府为传授基地，教授子弟，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贵族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庶人和平民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从“焚书坑儒”到《为吏之道》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禁止不利于统治的各种言论的传播，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独尊法术，禁止儒学。从此，“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胸)以听其上”，留给士人的政治空间急剧压缩，战国时代从容择主、睥睨(pi ni)权势的自由已经丧失。

“禁私学”和“以吏为师”成为官府强制推行的政策。吏师合一，由官方完全垄断教育事业，客观上有利于秦的文化专制统治。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在关于郡县制的御前辩论中，丞相李斯批判儒者遵行古制、实行分封的主张，他建议：除秦官定的史书以外，其他历史记载都予以烧毁；除博士官所掌握的以外，天下所有私人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者，都必须交地方官员烧毁；有敢私下讨论《诗》《书》的，处以弃市之刑；焚书令颁下三十天仍然拒不遵行的，罚作筑守边城的劳役；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这就是“焚书”事件。

始皇迷信方术，欲求长生，方士侯生和卢生不满其专断，相约逃亡。始皇定其“诽谤”之罪，并疑心咸阳其他儒生亦妖言惑众，故将所谓“犯禁者”460余人坑杀于咸阳。这就是“坑儒”事件。

“独尊儒术”

汉初的“无为”政治，使权贵官僚奢华逾制，地方豪强武断乡曲的问题日益严重。董仲舒在继承孔孟学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阴阳五行、黄老刑名之学，倡导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适应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需求。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开始推行“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并开始具备法律效力，且逐渐控制了教育事业。经学的普及，更是将儒学的精神信念与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民众，使之成为其日常的行为方式和准则。“独尊儒术”作为“大一统”政权的统治思想，对此后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者受命布王更化改制通三统以明示天命。每一新朝代之安必改正期，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

“天人三策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论证

儒家思想就此植于民心

两千多年的文官体制就此肇始

这是地方的中国文明从“升平”迈向“太平”的关键过程”

经学的普及

东汉时期，经济生活祥和安定，统治者的政治风格也与前代迥然不同，他们主张“修文”“崇德”“宣教化”，使儒学的文化权威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统治者重视经学及经学教育，扩建太学，官办儒学教育进入发展高峰期；士大夫中出现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在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经学在民间兴起，蒙童教育进步，不少熟悉典籍文献的知识女性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知识女性的现世

东汉时期，儒学教育空前普及，全社会普遍重视经学的传授。家学的兴盛，促使知识女性开始出现。除了规范礼仪之外，经学也是她们学习的重要内容，如明德马皇后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和熹邓皇后十二岁通《诗》《论语》等，体现出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在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记载。女子教育史上的许多重要观念和制度，都在汉代得以形成。

蔡文姬

又名蔡琰(van),字文姬。陈留郡圉vu)县人。东汉未年女性文学家，文学家蔡邕之女。

博学多才，熟谙音律。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归家。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在南匈奴居住了12年。曹操与蔡邕友善，惜文姬才华，故以重金赎回，接到中原。208年，文姬重回家园后，再嫁董祀。据说蔡邕的4000余卷藏书在战乱中丧失之后，蔡文姬受曹操的指令，凭借记忆重新抄出其中的400余篇。

班昭

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又号“曹大家”。

班固去世时，其史学名著《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六十篇”，流传至今的还有《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以及《女诫》等。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

（文化）创新｜文化力量展现

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紧随而来的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大沉淀、大创新的时代。“书同文”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了中华文化一脉传承的基石；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史学、文学、哲学、目录学、堪舆学等取得了丰硕成果；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安定祥和。社会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促进了国家文化力量的彰显，也为汉武帝时期打开国门传播文化思想创造了条件。

统一文字

“书同文”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字政策。秦始皇为巩固统治，一方面废除与秦文不同的六国文字，焚烧古代典籍。另一方面编写正字课本，规范文字书写。他确立了小篆的通行字体地位，限制隶书的使用范围。“书同文”政策，保障了政令畅通，提高了行政体系的工作效率，稳定了新生政权；“书同文”也消除了战国时期汉字形体混乱的隐患，统一了汉字的笔画、偏旁，为汉字的笔画化和直线化奠定了基础；“书同文”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的传播翻开了新篇章。

汉初，统治者依然实行了严格的汉字律令。汉字书写不正确或不标准的官吏，甚至会因此遭到罢免。

学术成果

秦汉时期，学术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司马迁和班固开创了史书体例的先河；散文、汉赋佳作绝唱频出，富于生气、反映时代生活的乐府民歌到处传唱；目录学和堪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书·艺文志》堪称秦汉时期学术成果的指导手册，网罗各类典籍，并将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这是中国图书“六分法”的基础。对学术成果的整理和对天地规则的认识，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庞大而复杂的零散知识中建立秩序和系统的决心。

史学的发展

秦到汉初时期，史学的思想主题是“过秦”-- 对秦的覆灭做出合理解释，并为新政权提供历史借鉴。从汉武帝开始，政治上空前的统一要求史家阐发“大一统”之义，“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吸收了先秦以来的诸子学、史学以及人们对自然的各种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而“成一家之言”。东汉时期，“宣汉”成为史学的主旨思想。班固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作为其书写的目的之一，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汉族形成，民族意识增长。这一时期的史学，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又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同走向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文学的兴盛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秦汉时期，形成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和社会结构，也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散文是古代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谏逐客书》《过秦论《论贵粟疏》等，都是卓有见地的政论散文。赋，是介无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在汉代发展到巅峰，诞生出如寓寄感慨的《鵩乌赋》，辞藻华美的上林赋》和简短言志的《归田赋》等诸多名篇。乐府诗是由主管音乐的官署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多是文人歌功颂德的诗歌或者采集来的民歌。其中，民歌记录了丰富的社会属性，并具有相当的思想性与艺术价值。

• 哲学的使命

秦汉时期的哲学，是历经先秦时期的百家激荡后，综合形成的中国化思想模式，是“大一统”格局下的产物。士大夫阶层正努力建立一个与“大一统”的人间秩序互为表里的认知体系。先秦时期的多种信仰，经过与方术的整合、重组，最终形成了深入人心的神道系统。秦始皇、汉武帝希求的长生不老，普通人相信的生死轮回，都是他们对生死的哲性思考。人们对长生的不懈追求，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 目录学的兴起

目录学是整理各种图书、概括其内容，梳理学流派，确定图书类别，编制目录的学问。人甚至可以通过目录学的成果，去了解已经失传的古籍。

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是西汉学者刘向编写的《别录》。刘向对图书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校勘本，且每校完一书，就梳理其篇目、编撰其内容提要，最后集成《别录》二十卷。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编写了《七略》，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

• 堪舆学的蓬勃

The Prosperity of Geomancy

堪舆一词出自《史记·日者列传》:“堪，仰观天；舆，俯察地。”堪舆学是研究天地的学问，天文与地理都属于它的观察范畴。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称:风水学。这门学科，为人类的基本营建活动--住宅与坟墓的吉凶趋避，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南。

秦汉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四时、四方、天干、地支、律令等表明了时空与方位，阴阳、五行、八卦阐释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秦汉人眼中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堪舆学著作，既有讲述地理知识体系的《青囊经》，也有记载神异故事的《山海经》等一类的著作。

宅法与铺首

宅法是风水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人的命运和住宅联系在一起，并指导人判断住宅的凶吉，并避免居住的禁忌。在秦汉时期的堪舆学说中，“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书》中记载，门的修建必须祭之以牲，并且依据方位的不同配合不同的颜色。由于门对吉凶的影响，有避邪寓意的铺首应运而生。铺首是大门上衔门环的底座，有云龟蛇形螃形龙蛇形等。

• 《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作，作者不详，共十八卷，记述了古代河流、民族、植物、动物和矿产等知识。还记载了诸如“夸父逐日”“羲和浴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传说，堪称“史地之权舆，神话之渊府”。

与现今流行的文字版本不同，《山海经》最早由图片和文字组成，但这一版本在晋代以前就佚失了。据学者推测，在汉代，《山海经》记载的奇异现象和怪鸟奇兽，能够指导人们通过识别超自然事物，了解各类天灾(洪水、旱灾、风暴、大火、瘟疫、蝗灾等)发生的预兆。

《史记》中的堪舆典故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日:“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 色彩

色彩是视觉最鲜明的表达。强烈色彩之于眼，一如铿锵节奏之于耳，让人无法忽视。秦汉时期的色彩，风格厚重、艳丽。受五行五色理论的影响，“金、木、水、火、土”对应的“白、青、黑、赤、黄”成为广泛使用的装饰色彩。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五种“正色”代表了构成宇宙自然的基本要素，因此拥有了比其他颜色更为崇高的地位。

• 乐舞之美

The Beauty of Music and Dance

青铜时代的终结，宣告了先秦最具代表性的“钟磬之乐”的衰落。六国的灭亡，导致了旧时礼乐的失传。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初的乐官世家，对宫廷雅乐“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但这并不代表，秦汉是个乐舞衰微的时代。《乐府诗集》云:“自汉以后，乐舞浸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进了艺术的南北融合，“北狄乐”张扬狂放健朗的时代色彩，“楚舞”长袖中蕴含着婉约的优美韵味。新生的乐舞形式，具有鲜明的感性化、世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贵族宴会上，回荡着助兴的乐曲，舞者的身姿婀娜多姿；乡间田头，反映现实生活的民歌口口相传，流淌至今。

动能（科技助力）｜科技成果助力

不论是哪个时代，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助动力。秦汉时期，科技成就耀眼，相关学科体系形成，多项生产技术趋于成熟，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中央政府管理下的大型工程不仅体量浩大，而且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造纸术、天文历法、医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那个时代所展现出的发展动能，是国家强大实力的充分体现。

古代帝国的工程与科技

古代帝国为了维系广阔的领土和社会民生，既要修建牢固的对外防御工事，也要建设便于通信、运输的道路，以及供给日常生活的水利系统。在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古代国家，日月更替、土地旱涝和四季的变换，直接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而一套成熟的历法可以指导人们高效地进行生产，为古代帝国的社会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国家工程

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也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制造体系和生产标准，为大型工程建设提供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和保障。秦汉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都城建设、大型宫殿修筑发展迅速，并先后建成了规模空前的战略性交通干道和长城防御工程体系。此外，各类推动生产和生活进步的工程也随之兴建。

万里长城的修筑

TheConstructi0n of the Great Wail

万里长城是古代土工建筑技术的重要成果，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秦汉长城多采用夯土版筑技术筑成，它的修建反映了当时规划设计、测量、造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高超水平。

科发成果的助力

不论是哪个时代，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助动力。秦汉时期，科技成就耀眼，相关学科体系形成，多项生产技术趋于成熟，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中央政府管理下的大型工程不仅体量浩大，而且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造纸术、天文历法、医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那个时代所展现出的发展动能，是国家强大实力的充分体现。

波斯御道是一条横贯波斯的大道，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主持，修建于公元前5世纪。这条御道是波斯帝国的主轴，从萨狄斯的西边(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东约96公里) 出发，向东穿过今土耳其的中北部，直到古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再折向南方抵达巴比伦(今伊拉克巴格达)。御道还有诸多分支，这些分支可以通往地中海东岸、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等地。御道设有多个驿站和信使，不仅是重要的运输通道，也可以保障帝国内部的快速通信，为帝国的高效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 大型水利工程

Large Water onserancy Project

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在规模、技术和类上都有了重大发展。农田水利工程的分布，关中地区为中心，向西北、西南等地区扩展。水力机械如灌溉水车、水排等新发明，均位列界前列。

• 矿产冶炼的系统工程

Mineral Smelting System Emgineering

秦汉时期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生产工具和兵器铁器化、冶铁技术的进步以及炒钢、百炼钢和铸铁脱碳钢技术日趋成熟。其中，炒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日益成熟是秦汉时期铁冶炼技术发展的一大标志，东汉利用水力鼓风冶铁，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随着工具的全面铁器化，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也大幅升，农业生产全方位发展。

• 中医学体系

中医和中药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我国中医学的基本体系已经建立，临床医学理论得以奠基。在病理研究、诊治、草药以及针灸、体育健身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不但为后世留下了各类医药学名著，而且良医辈出。其中，张仲景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基础，华佗在当时已施用全身药物麻醉术进行外科手术。

• 朴素生态观的形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秦汉时期的人们，已经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有了深层次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先进的生态意识。其中，山林保护意识、“时禁”意识、“天人合一”思想便是其最重要的反映。这些意识的形成，客观上指引了人们的生态行为，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了自然生态平衡，对秦汉时期的生态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此时，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生态职官，对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进行相关保护，制定了相对完备的生态保护措施。

• 算数与数学的进步

Advancesin Arithmetic and Mathematics

《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秦汉时期两部著名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记载了运用勾股定理做天文计算的方法，及采用复杂的分数算法以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九章算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汇集了从先秦至汉代的算学发展历史，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方法的形成与数学体系的确立。

• 天文历法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成果突出。天文学体系逐渐形成，许多天文观测技术趋于成熟。不但形成了历法体系，出现了天文仪器和天象记录，更发展出了天文学派，出现了多个伟大的天文仪器的发明家。

• 天文学体系的形成

Establishment of the Astronomical System

《太初历》《三统历》《史记·天官书》和《灵宪》等天文著作的出现，多种天文仪器和天象观测手段的发明与运用，以及各种天体结构理论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古代独特的天文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 中国紫

Chinese Purple

作为中国古代人工合成的两种有色化合物，中国蓝和中国紫不但代表了古代中国科技史中独树一帜的文明成果，还丰富了中国古代颜料的种类，是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中国蓝和中国紫作为颜料，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身上的彩绘中已经发现。

“中国紫”目前在自然界中还未发现，是中国古代人工制备的一类无机颜料。化学成分为硅酸铜钡，属混合物，易溶于水，在今天也是需要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才能合成的一种物质，化学式组成是[BaCuSi206]。

秦汉科技成就集锦

这个展厅的中间是一个大圆圈，在其圆周上，卡片式展示了秦汉时期44项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它们是：

•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并将之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先秦两汉时期的哲学家创立了这一思想，后代的哲学家将这一思想发展成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最高、最完整的表现，弥补了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不足。

秦文化中的域外文化因素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早在商代就已经开始。战国晚期，秦地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运用宝石镶嵌、珠化、掐丝等细金工艺的黄金制品，这些工艺大多源自西亚，体现出战国晚期秦国与欧亚草原之间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是早期中西方物质文明交流与传播的集中反映。

互鉴（交流）｜中国对世界的探知

丝绸之路的开辟

两汉时期是开启中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时代。古代中国与西方的陆路和海路交通格局，大致形成于这个时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史称“凿空”。汉武帝平定南越，灭卫氏朝鲜，建立汉四郡，开辟了通过南海、印度洋航路与西方交往的海上通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汉王朝开始联通世界。

流金铜蚕

这是中国国内的首次发现。它的发现说明石泉地区在汉代的养蚕活动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是汉代整个丝绸生产业态的重要见证，也反映了丝绸在中国古代中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丝路一号

古船考古发掘与保护

内容简介

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发现于2012年，这条古船位于渭河北北埽岸南侧积沙中，发现时已折成两段。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可知，船体各部分构件用不同形式的榫卯连接，其中组合大撒的木板为勾子同口和直角同口，大攛与船板、空梁和船板之间用榫卯相扣。

铜镜

中亚、西亚及欧洲发现的汉朝文物中，以铜镜数量居多且资料最为系统。铜镜的种类主要有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和直行铭文夔凤镜等。其中，连弧纹铭带镜的数量较多，分布地域较广。此外，在发现汉镜的区域多伴随有“仿汉镜”的发现，其中有结构形制与汉镜基本一致的，也有将汉镜与当地独创的装饰纹样、形制结构相结合制作的铜镜。

通过对这些外域出土的汉镜年代、分布地域进行分析可知，大多数铜镜为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早期的，且集中于中亚东南部地区、亚洲西北端至东欧南部黑海西北岸的草原地带。这些外域出土的汉镜，从侧面反映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及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流。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也渐次开辟了通过南海、印度洋航路与西方交往的海上通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汉平南越，置南海等九郡。从日南、徐闻(今广东徐闻附近)、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经都元(今越南迪石一带)、邑卢没(今泰国古港佛统)抵达谌离(今泰国巴蜀)，再从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到达夫甘都卢(今缅甸丹那沙林)，然后在印度洋换航至黄支(今印度甘吉布勒姆)。从黄支再往南经己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向东穿过马六甲海峡，经皮宗(今新加坡以西皮散岛)，即可返航归抵汉日南郡象林地界(今维州县南)。

“国家意识”到"世界观念”

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拓展了汉王朝统治者的政治视域，汉王朝所构建的“王者无外，天下-家”的政治秩序观念，得以在更为广阔的政治地理空间背景下被重新型塑。海陆丝绸之路，不但连通了欧亚大陆的文明版图，更让汉王朝在古代世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文明从城市走向世界

从城邦到帝国的发展过程，也是文明从城市走向世界的过程。贸易和外交活动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古典希腊文化传播到西亚，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罗马帝国的扩张，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其贸易网延伸到北欧、印度、中国等地区，加强了各文明之间的联系。在文明互鉴的推动下，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逐渐走向成熟。

尾厅｜中国大宁

秦汉时期，文明的创造和文化的发展，耀眼夺目！政治体制的创新，经济、文化、科技的繁荣发展，提升了国家实力，为一个自信、强大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范式”。

前人努力营造的“中国大宁”，亦是我辈坚守的方向，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

陕历博秦汉馆周边交通配套工程 午餐biangbiang面

参观回来，咥碗扎实的biangbiang面。这大大的老碗，诱人的色彩，香喷的味道，啧啧的口感，再加点油泼辣子和香醋，确实嘹咋咧😍👍👍👍！

中文名称:biangbiang面

别称: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裤带面

主要原材料:面、素臊子、西红柿炒

鸡蛋、腊汁肉、杂酱

面是陕西著名特色小吃，也是“陕西八大怪”之一，这段弯弯曲曲巧妙幽默的“biang”字组合，概括biangbiang面的产地特性，食者感受、制作工艺要领，原料、调料、做面人辛勤操作，秦人性格气质，心底宽长，有棱有角，大苦大乐的爽快精神，引出陕西人为之自豪的饮食文化。关中流传: 门帘挂个席片子，屋里吃着子，可见关中富饶的象征，爱吃不爱穿，通面放油泼辣子最香，从古至今，面馆到家庭餐桌均放四个小吃碗(盐、辣、醋、酱)‘“面条像裤带”“辣子是主菜”是陕西八大怪其中一怪，三言两语将陕西人爱吃面的饮食习惯展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