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蛟龙（5）

谢晓京

解放军海军及系列部队诞生

五、水面舰艇部队组建与发展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人民海军从此诞生。

1949年11月8日，华东军区海军以海军学校第5、第6大队为基础，在南京组建了第1、第2舰艇大队。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支水面舰艇部队，也是海军的“种子”部队。

1950年10月，这支“种子”部队扩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

1954年7月22日，海军司令部下发命令，以购买苏联的两艘“高尔基”级驱逐舰为基础，组建驱逐舰大队。10月25日，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在青岛成立。

海军首支炮艇大队显军威

1950年2月1日，华东军区海军奉命组建江防炮艇大队。

3月2日，中央军委正是授予“华东军区江防炮艇大队”的番号，并在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

这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支炮艇大队，它的组建要追溯到建国前。

1949年8月，原是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一团副团长陈雪江奉命调到华东军区海军工作。

12月底，华东军区海军干部部任免科科长丁田找陈雪江谈话，告诉他说：“华东军区海军要成立一支炮艇大队，你去当大队长，于树楷同志去任政委，炮艇大队归海军第一纵队领导。”

对于这个决定，陈雪江感到有些突然。他原来是被安排到“长治”号登陆舰上去工作的，因为“长治”号还沉在长江里，没有打捞上来，所以一直没有上任。

他奇怪地问：“原来是要我上‘长治’号舰的，现在怎么又要我去搞炮艇？”

丁田解释说：“‘长治’号一时捞不起来，现在配合陆军解放舟山群岛，军舰还不能参加。今后浙江沿海的斗争主要靠炮艇，打仗不会少的。”

陈雪江听说有仗打，高兴地说：“打仗可以，舟山解放后，你还是把我调回来，我还是要上舰的。”

陈雪江来到炮艇大队，才知道大队的45艘船多数只适合在内河作战，而且都是老旧的装备。一些船的船身上，还能看到当年战斗时留下的弹痕。

陈雪江立即组织对这些装备进行整修。但是，还没等整修工作完成，战斗任务就下达了。

1950年5月，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赵汇川向陈雪江交待任务说：“现在有个紧急任务：要你们大队配合陆军解放舟山群岛。陆军已经扫清了外围，但你们炮艇还出不了长江口，你的意见怎么样？”

陈雪江听出了司令部的担心。炮艇大队有的船是日本侵华时期的，有的船是国民党时期的，不仅陈旧，而且所有船都没出过长江口，更不要说出海作战了。

但是，陆军进攻舟山群岛，需要海军的支援。作为海军唯一一支江防部队，你们能完成这个海战任务吗？赵处长的眼睛里满是希望和担心。

陈雪江虽然也有这样的担心，但是觉得任务很紧急，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任务要接受下来；什么都要经过实践，没有实践过怎么就知道一定不行呢？

想到这里，陈雪江说：“我没有把握，原海军人员说不能出海，不能出长江口。究竟行不行，可以试试。我去，我带出去。我回去尽量把艇都抢修好，修好多少就出去多少。”

原海军人员指的是国民党起义海军。

陈雪江回到驻地，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任务，并确定由他和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廖云台率领第一中队8艘日式25吨炮艇、4艘改装的美式25吨登陆艇，执行配合陆军解放舟山的任务。紧接着，动员工作展开。

在动员过程中，部队的反映很多。

原海军人员普遍反映不能出海。理由是：这些艇从来没有出过海，艇的性能差，只能在长江、内河里跑，不要说出海，一到长江口就要翻船。

有的人还说：“这是拿着黄牛当马骑，鸡蛋碰石头，是送命。”

而从海防纵队和陆军来的人们又是另一种想法。

海防纵队来的同志说：他们过去用帆船和敌人作战，现在是鸟枪换大炮，用炮艇去同敌人作战，比过去不知强了多少倍，他们认为可以出海。

陆军来的同志因为不了解情况，对出海有好奇心，想出海看看。

原海军人员在技术上是行家，他们说的话是有理论和实践根据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受我军“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意料之中的。

海防纵队的同志有热情和干劲，但光有热情和干劲，不尊重科学和技术也是不行的。

一时间，大队的领导们下不了决心。

陈雪江自己也有些担心：指挥陆战没问题，但指挥海战却从来没有过。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大队干部们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服从战争的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建；不能等舰艇造出来再出海，等学会了海战再出海打仗。而在实践中学，就不免要冒点风险。

因此，大队干部们最终下定出海作战的决心，并开始耐心地做部队的思想工作。

在动员大会上，陈雪江对大家说：“只要大家把工作做得仔细点、充分点，就有可能不翻船。我乘坐第一艘艇出海，我在前头，你们都在后面。如果我大队长的艇翻了，你们都跑回去，不追查责任。”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干部战士们的心。于是，从大队长到普通一兵都行动起来，积极备战，很快就做好了出海前的准备工作。

6月10日，参战部队出航，从镇江转港到上海。

在上海，编队按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指示，配合陆军未放一枪一炮就解放了被海匪占据的滩浒岛。

在这次战斗中，炮艇大队战胜了风浪，从而说明小炮艇不仅可以出长江口，而且可以在大海上航行、作战。这大大提高了同志们出海作战的信心。

炮艇大队在定海休整了5天后，又南下执行配合陆军解放上、下大陈岛的任务。

当大队的10艘炮艇驶进海门后，前来迎接的陆军同志脸上显出尴尬的神色。

陆军二十一军第六十二师周纯麟师长握这陈雪江的手一连问了几个问题：“见过敌人军舰吗？”“你们的艇这么小，到大陈要过海，还要组织联合指挥所，连电台都要上艇，蹲不下吧？”

……

又担心地说：“大陈有敌人军舰3到5艘，还有5艘大炮艇，比你们的艇不知要大多少，跑得又快。”

显然，周师长对小炮艇能不能出海，能不能与敌人军舰作战，完成支援陆军解放大陈的作战任务，还放不下心。

陈雪江把他们在滩浒岛的战斗过程告诉了周师长。周师长听说炮艇可以出海，心放下了一半，但还悬着一半，毕竟，炮艇大队还没放过一枪一炮。

接着，周师长一面向陈雪江介绍敌情，一面交待任务。炮艇大队的任务是：保障陆军机帆船航渡时的安全；保障陆军登陆时不受敌人军舰的威胁。

支援陆军登陆，比打击海匪，解放岛屿要困难得多。于是，陈雪江召集艇长、分队长研究战法。

敌舰吨位大，速度快，火力猛，我军炮艇在各方面都出于劣势。针对这一点，炮艇大队决定采取在夜间偷袭敌人锚地的办法打击敌人。这样可以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

为了弥补火力上的不足，大队领导们想出了扔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的办法。就是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再配些小炸药包，靠近敌舰时扔出去打击敌人。在步兵登陆前，炮艇将敌舰打跑，从而掩护陆军登陆。

这个方案得到了六十二师的赞同和上级的批准。

7月9日，舰队和陆军机帆船队从海门启航，因为遇到大风，船队到琅玑山金清港集结待机。

10日拂晓，敌人一艘大型炮艇巡逻至琅玑山时被担任警戒的3号炮艇发现。艇长求功心切，冒然出击，结果被敌舰击沉。

首战失利，在陆军和海军上下引起很大震动。情况上报到军区，军区马上来电，命令陆海军部队“立即撤回海门休整”。

然而，陈雪江认为，如果就此撤回，对我军士气极为不利。他对周师长说：“执行命令回去是可以的，但能不能打个胜仗再回去？这样，对提高人员的思想情绪有好处。不然的话，今后的工作很难做。”

周师长听了点了点头。接着，他和陈雪江一起研究了敌情。

因为3号炮艇被击沉，我军解放大陈岛的企图已经暴露，所以，如果要打，就只能选择外围岛屿。大陈岛的外围岛屿有两个，一个是一江山岛，一个是披山岛。两个岛上的敌人兵力相同，但一江山岛离大陈较近，容易得到敌人岸上部队的支援；相对来讲，披山岛比较容易打。

于是，他们把攻击的目标选在披山岛，并做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两路，一路佯攻大陈，牵制敌舰；一路奇袭披山。军区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

7月11日黄昏时分，佯攻部队30多艘船从金清港浩浩荡荡地向大陈到驶去。19时，奇袭部队4艘炮艇、两艘登陆艇以及30多艘机帆船，搭载两个营的步兵，直奔披山。

7月12日拂晓，舰队驶近披山海面，发现披山西面锚地停泊着敌人“海鹰号”、“新宝顺”号、“精忠一号”、“精忠二号”4艘炮艇和机帆船、帆船数艘。

我军舰队发起突然攻击。

敌人遭到突然打击，连起锚都来不及，慌忙砍断锚链逃跑。“新宝顺”号没能跑掉，被堵在锚地里。

炮艇大队分队长张家麟率领3艘炮艇奋勇追击，将“精忠一号”围住猛打，炮弹如下雨一样落在敌舰上。敌人大队长被击毙。

失去指挥的敌人不敢再战，打出白旗投降。

就在3艘炮艇在追击敌人时，被堵在锚地里的“新宝顺”号虽然已经被打伤，但依然用轻武器顽抗。

我军炮艇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在打不沉，靠不上的情况下，一〇七号艇首先开足马力，向敌舰尾部猛撞。敌舰尾部被撞裂，一〇七号艇被卡住。

这时，张家麟率领3艘炮赶回，加入围歼“新宝顺”号的战斗。

张家麟指挥一〇三号艇向敌舰腰部撞去。在撞舰的一瞬间，艇员带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跃上敌舰，与敌人短兵相接。敌人指挥官被击毙，其余的19名敌人缴械投降。

接着，艇员们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将敌舰舱底炸裂后，押着俘虏回到艇上。“新宝顺”号沉入海底。

披山之战，我军炮艇大队击沉敌舰一艘，俘虏机帆船1艘，帆船两艘，俘敌100多人，消灭敌人50多人。

陆军登陆后，仅1小时就全歼岛上守敌，俘虏敌人600多人。

1950年9月16日，炮艇大队得到华东军区的通令表扬。

奔袭披山战斗，显示了刚建立的人民海军的雄威。海上初战的胜利，不仅鼓舞了一度低落的士气，消除了小炮艇不能与敌舰作战的顾虑，而且确立了我军小炮艇打军舰的信念。

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诞生

1951年，人民海军计划从苏联购买4艘驱逐舰。在当时国家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划拨巨资购买战舰，是因为当时大陆沿海并不太平。

建国初期，被解放军击败的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仍不甘心失败，频频出动大批飞机和舰艇袭扰我沿海城市，妄图依靠空军和海军力量封锁我东南沿海。

为粉碎敌人的企图，年轻的人民海军与国民党空军、海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是，当时人民海军刚刚组建，只装备了火力弱、吨位小、性能差的舰艇。而且，这些舰艇大部分都是缴获的日本和国民党海军的陈旧装备，不仅型号复杂，真正的“万国造”，而且，连各种零配件都不全。

虽然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人民海军依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战斗中，人民海军发扬我军优良作风，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创造了木壳舰击沉铁甲舰的奇迹，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也因为装备上的差距而有了不必要的伤亡。

为了转变装备上的劣势，中央军委在建国初期就决定，优先发展海军等技术兵种，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划拨经费给海军。

驱逐舰是现代化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尺度适中，性能优良，火力强大，能有效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积极发展的主战舰种之一。

但是，这个计划因为朝鲜战争爆发而搁浅。

为此，毛泽东亲自找海军司令肖劲光谈话，削减海军经费用于朝鲜战争。

这样，购买驱逐舰的计划被推迟了。但是，筹建驱逐舰部队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1951年，海军先后选调3批优秀干部去苏联海军学院培训，重点学习驱逐舰、护卫舰的装备技术和操纵管理，为筹建驱逐舰部队做人才上的准备。

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党中央又决定加强海军建设。

1953年6月4日，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海军订货协定”，其中包括购进4艘驱逐舰。

为顺利接受驱逐舰，海军领导决定，以第六舰队人员为主组成两套驱逐舰接舰班子。

虽然此时第六舰队的战斗任务已经十分繁重，但是，第六舰队依然表现出胸怀大局的观念。他们把自己最优秀的指战员抽选出来支援新建部队。

到1954年底，第六舰队累计抽选了一半人员到新建部队，极大地支援了人民海军的建设，被人们人民海军的“种子部队”。

1954年4月28日，第六舰队首批选调人员加上从其他单位选调的人员，共计800余人，在华东海军司令部集合，准备接收从苏联购进的4艘驱逐舰。

5月1日，全体人员来到青岛。为了保密，接舰部队命名为“青岛基地训练大队”。

这时，海军首长向接舰部队提出要求，要虚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听从苏联同志的指导。

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和动员，接舰部队做好了接收驱逐舰的准备。

10月13日9时，由苏联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海军少将彼得洛夫率领的舰艇编队，徐徐驶进青岛军港。青岛人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军舰，惊奇地看着这支雄壮威武的编队。

只见这些军舰舰体庞大，舰形流畅，多种装备门类齐全，各种火炮威风凛凛。这些驱逐舰一靠岸，码头上的其他船一下子就被比了下去。有些船，连驱逐舰的船舷都够不着呢！

接舰的指战员更是激动，他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钢铁“庞然大物”。想到昨日的梦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自己就要登上这雄伟的战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驱逐舰的舰员，他们心中升起万丈豪情。

青岛基地政委卢仁灿、海军作战处长李挽伦等，代表接舰接收小组负责人，同海军少将彼得洛夫和首席顾问阿夫斯诺维奇等苏方官员，进行了舰艇交接会谈。

第二天，中国舰员登上驱逐舰，开始官对官、兵对兵的对口学习。

航海的，学习操舵和观天测海，定舰位，看海图的技术；通导的，学习雷达、声纳、无线电通信联络技术；枪炮兵学习瞄准射击，掌握风浪运动规律，学习鱼水雷的装填发射技术和反潜知识；轮机兵学习蒸汽机、柴油机、发电机操作管理和油、电、水、汽的制造和供应……

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中国第一批操纵驱逐舰的水兵横空出世！

1954年1月25日，在青岛永安大剧院里，人民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隆重召开成立大会。

会上，基地政委卢仁灿宣读了军委命令，宣布苏军任驱逐舰大队大队长，刘成章任政委。

次日，中苏双方在军港码头上，举行交接签字和命名授旗仪式。

卢仁灿政委代表中方，彼得洛夫代表苏方在交接证书上签字。海军参谋长周希汉宣布中央军委命令，将“列什切里内依”号和“列齐威”号驱逐舰分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鞍山”号和“抚顺”号，舷号分别为一〇一号、一〇二号。

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支驱逐舰部队。

1955年6月28日，第二批两艘驱逐舰抵达青岛移交我军。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分别将“列兹基”号和“列考耳特内依”号两艘驱逐舰，改名为“长春”号和“太原”号。至此，驱逐舰大队由两艘增至4艘，舰员100余人。人民海军第一支海上王牌军在黄海之滨诞生。

青岛和旅顺海军基地的组建

1950年盛夏，驻川东的第二野战军十一军，突然接到野战军司令部转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

调十一军直属部队即赴青岛组建海军基地。

8月，十一军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政大学三分校第三总队等共6000多人，携带各种枪支、车辆，在四川省万县集中出发，8月17日全部抵达青岛。

之后，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1950年9月9日，根据中央军委电令，海军青岛基地正式成立。

10月10日，海军青岛基地在青岛市汇泉广场举行了成立大会。

此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基地组建了领导班子，并担负起青岛市的卫戍任务。接着，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基层部队的组建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始了。

基地组建了岸防部队和巡逻部队，承担起基地及附近地区的防务；组建防空部队承担防空任务；并对附近海区进行测绘，设置航行必备的灯塔、灯标、测速标和罗经标等设备。

1952年10月6日，海军司令部电报指示：

将了望站的名称一律改为“观察通信站”并冠以地名，简称“观通站”。

以此标志，海军青岛基地各部队的组建任务基本完成。接下来，基地的各项设施建设提上日程。

青岛是京津地区的大门，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因此，加强地处海防前哨的青岛基地的建设刻不容缓。

基地确定，首先要抓紧修建岸炮阵地，其次要抓紧修建机场，第三要建造自己的巡逻艇。

基地确定抢修青岛地区10处海岸炮兵阵地，先修几处临时应急的，然后再修固定的。

工程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保证按时打响炮；第二阶段继续完成阵地配套项目；第三阶段收尾。

10月15日，岸炮阵地第一阶段工程破土动工。投入修建的兵力高潮时达1万余人

在修建过程中，地方政府给予了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参加的干部、战士和民工，以临战姿态劈山填海，吃大苦、耐大劳，克服了重重困难。至年底时，除大麦岛外，各个阵地的配套工程已基本完成。

第一批岸炮阵地的建成，使胶东半岛沿海的防卫力量得到了加强。

11月1日，机场正式动工修建。整个工程分两个阶段，计划两个月完成。第一阶段完成飞机跑道、停机坪及修复全部营房等主体工程；第二阶段完成油库、弹药库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参加施工的人员，有基地机关、部队和海军航空学校抽调的干部、战士、学员2800余人。地方抽调的技术人员和学生240余人。雇请民工2万余人，另外青岛市还集中了汽车300余台以及马车、人力车等大量运输工具。

在施工中，人们克服了材料不足，技术力量和工具缺乏以及冬季施工带来的种种困难，于11月26日完成了一期工程，年底完成了所有的配套工程。

12月24日，6架飞机试飞，证明工程质量良好。

基地第一个作战机场的建成与使用，不仅增强了辖区的防御能力，打击了美、蒋空军有恃无恐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我领空领海的安全，同时也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随后，基地又于1951年9月6日动工修建潍县机场和胶县机场。1952年10月，这两个机场竣工交航校使用，山东半岛对空防御的能力又有了加强。

基地组建初期，担任护渔、警戒巡逻任务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赔偿给国民党的两艘舰。后来，又在几条美制渔船架上一挺机枪，组建巡逻艇队以应海防之急需。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海军要求青岛造船厂改装一批小炮艇装备部队。

为了加速完成改制任务，造船厂领导亲自抓这项工作。他们在旧艇壳的基础上，加强了船体结构，更换了常规船首。动力装置采用了库存的40匹马力汽油机，并给小艇配备上两挺12.7毫米高射机枪。

经过全厂上下3个多月的奋战，4艘海岸巡逻艇改制出来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以来使用的第一批由我国自己制造改装的舰艇。

接下来，基地又组织工厂建造和改装了更大更多的舰艇，并接收了一些苏联的装备。基地的海防力量得到加强。

经过数年的努力，人民海军第一个基地初具规模，我国北方海防线上矗立起一个坚固的堡垒。

1955年2月初，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命令：

调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改建为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部。

旅顺口是我国北方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太平洋舰队空运部分水兵到旅顺口，接管了日军在旅顺口的海军基地。

1954年，中苏双方根据新的国际形势，于1954年10月12日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公报》和中苏《联合公报》，公报中规定：

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走并将设备移交给中国，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调铁道公安部队组建旅顺海军基地的命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

接到命令后，调铁道公安部队司令员罗华生、副司令员刘昌毅、政治委员彭林赶赴北京向军委公安部请示具体指示。

军委公安部的首长分别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并指示他们在接收过程中，要做到“学习好，接收好，团结好”。

军委公安部的几位首长对他们说：根据中苏联合公报，旅顺口的接收工作要在5月31日以前完成。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要求他们按照军委指示，把这项关系到祖国尊严、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完成好。

铁道公安部队的主要领导接受指示后，即回到部队驻地，把中央军委的命令向铁道公安直属机关、部队传达。听到这个消息，部队的情绪非常高涨。

指战员们都认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守卫旅顺口、大连湾，其意义并不亚于在战争年代参加一次重大战役。所以，部队上下都以能参加接收工作和组建旅顺海军基地为无尚光荣。

接到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后一个礼拜，大部分同志就做好了本部门的工作，整装待发。

3月12日，大家怀着既高兴又留恋的心情告别了天津市，乘专列到达大连。

一下车，部队就受到了先期到达的海军参谋长周希汉和邵震、宋景华等同志的欢迎。同志们在大连没有停留，分乘军用卡车向旅顺口进发。

在铁道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的同时，中央军委将沈阳公安总队部，中南军区公安十一师师部、暂编七团、海军高炮三团团部及2个营、2个海军炮兵连、3个雷达连等，还有空军一、二航校，海军航空兵机关干部及第一、三师空地勤人员1000余人，大小100多个单位，共计1万多人调往旅顺，和铁道公安部队一起执行接收任务。

从2月上旬到3月中旬，北到牡丹江，南到榆林港，从东海前线到内地武昌，从江西革命老根据地到首都北京，1万多人的部队日夜兼程，似共和国血管中奔腾的鲜血一样，齐聚旅顺口。

1955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电令，成立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其任务是：领导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接收和组建工作。

为加强组织领导，便于接收，海军分会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干部工作组和物资保证组，组成了航空兵部队、快艇基地、通讯勤务、海道测量、后方勤务、工程、防险救生、工厂等12个接收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机关部队的接待、学习、接收工作。

在接收旅顺口的过程中，3万多旅顺居民积极行动起来，为一万多子弟兵积极提供住房和副食等生活物资，解决了部队初到旅顺时遇到的困难。

部队安顿下来之后，首先开始了学习装备，掌握装备的工作。这是接收旅顺口基地的第一步。

基地指挥员首先了解苏联海军在旅顺口的兵力部署、阵地设施和作战计划。几位领导同志征得苏军同意后，带上少数机关人员，乘苏军的护卫舰出海巡视，登岛勘察，从港口到码头到机场设施，从高炮、岸炮阵地到后勤保障，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洒满汗水的足迹。

接下来，指挥员们借鉴苏军的作战文书，很快制订出具有我军特点的基地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按照这个部署，部队开始积极向苏军学习。

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干部们以身作则，表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

基地几位领导同志每课必到，认真听讲，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上舰艇，就向业务长、水兵请教；到炮阵地，就向干部战士学习。

干部们的带动作用很快显现出来。各编队在各自的接收工作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本着“接什么学什么、边学边练”的原则，掀起了向苏军学习的热潮。

岸炮部队从陆军调来的老战士，大都年龄偏大，文化较低，学起来比较吃力。但许多同志都经过战争考验，能吃苦。他们凭借战争中磨练出来的坚强意志，硬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遍又一遍地刻苦练习，掌握本战位的操作技术，直至全炮协同演练，学会实弹射击。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军注意将苏军先进的经验与我军的优良传统相结合。

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在学习苏军政治工作经验时，就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进行学习。

中苏两国军队的领导体制和政治工作制度是不同的。但苏军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军人职责教育，纪律教育等方面，都有其特点，值得学习研究。特别是苏军利用“军官之家”、“水兵俱乐部”等活动场地进行形象化教育，更具有吸引力。

为保持我军官兵同乐，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干部们把“军官之家”改为俱乐部活动“第一场地”，“水兵俱乐部”改为“第二场地”，官兵一起进行各种文化活动。

在后勤保障系统，我军也是先把苏军的一套供应方法学过来，然后“消化”、调整。

苏军的实物供应的方法，分工明确，手续简便，其“有效、节约”的精神，值得吸取。但照搬过来，则超出了我军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

后来，通过试点，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建立了基地后勤供应新体制。

随着向苏军学习活动的开展，各级干部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性能都比较清楚了。

这样，从3月中旬开始，中苏海军各级主管干部依据“三等六级”的评定标准，开始协商鉴定各种装备和物资。

就多数单位而言，双方友好合作，进展顺利，达成协议，按时签字。也有在鉴定等级上因意见不同而推迟签字的。但是，最后仍然通过反复协商，克服各种困难，终于达成协议签字。

到接收工作结束时，我军共有偿接收苏军舰艇、火炮、飞机等物资价值2.7亿卢布。无偿接收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等设施和器材。

4月15日，中苏两国海军在旅顺基地“水兵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两国海军官兵代表肃立两旁，乐队奏中苏两国国歌，两国海军代表致词，接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代表罗华生、苏联海军代表阿·普·库德梁夫切夫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

中苏两国海军代表互换证书文本，热烈握手。

这时，《莫斯科-北京》的乐曲响彻大厅，中苏海军官兵握手拥抱，欢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胜利万岁！”“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从此，中国军人开始在旅顺口驻守，旅顺口在历经百年的屈辱和蹂躏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4月20日，旅顺市各界人民和旅顺基地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旅顺市市长林沛、海军参谋长周希汉、苏军驻旅顺基地司令员阿·普·库德梁夫切夫少将分别作了送别和告别讲话。

之后，欢送苏军启程回国的仪式在旅顺火车站举行。

鲜花塞满了苏军指挥官的胸怀，五彩缤纷的纸片撒满了苏军水兵的戎装。两国官兵紧紧握手，中苏妇女热烈拥抱，两国儿童相互交换红领巾，欢送者挥手致意，祝愿他们旅途平安。

5月26日下午，最后一批苏军回国。

接收工作基本结束后，按照海军党委的要求，积极组建海军旅顺基地。

5月14日，国防部电令，正式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番号。在基地领导干部任命后，先后成立了海军旅顺基地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勤部。

1955年6月11日，经海军党委报请总政治部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共海军旅顺基地委员会。

至此，旅顺海军基地组建完成，新中国的北部海疆上又多了一个坚固的堡垒。

海军导弹试验靶场圆满建成

1957年10月15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议定，从苏联为我国陆、海、空三军引进四型导弹，并由苏联协助组建科研试验靶场和培训首批战斗部队。

根据两国签定的《协定》，为海军引进的“五四二”型岸舰导弹武器系统将从1958年底起分批交货。培训战斗部队的苏联官兵，也将于第一批装备到达的同时来华。

这样，组建海军导弹试验靶场就成为当时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按照总部机关的规划，海军靶场作为国家中心靶场的一个分场，受海军和总场双重领导。总场以二十兵团的机关为基础，海上分场则由海军选调干部组建。

1958年3月，海军司令部从总部机关抽调干部组建基地领导机关。基地领导机关借住在北京炮兵司令部大院，与总场的部分人员一起办公。

3月上旬，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报到。

试验基地组建时，没有现成的机构，各类干部都要从海军各单位抽调。其中，选调技术干部是最困难的。

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技术干部必须是工程师、大学生，而在当时的海军部队里，不用说工程师，就是大学生也很少。

针对这个问题，基地领导从实际出发，从高中或中专毕业、经过几年学习培养和教学锻炼的院校优秀教员中挑选，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选调过程中，所有的干部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无论是对老上级、老战友还是对父母妻儿，都必须守口如瓶，不能说自己和单位是干什么工作的。

而且，每个干部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最后还要和基地领导面谈。

这样，先后从各单位抽调61名干部到北京参加筹建工作。

4月底，参加筹建的工作人员，在苏联专家协助下，由杨国宇等人主持，编写并审定了在建场地区进行战术技术勘察的详细报告，初步确定了以试验岸舰导弹武器系统为主的场地布局以及光测，遥测点的配置方案。

机关组建的同时，从3月上旬到4月上旬，训练基地副司令杨国宇、苏联顾问科尔金等一行25人，对建场地区及其附近海域进行了战术技术勘察。

4月中旬，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听取汇报后，说服苏联专家放弃了迁走场区岛上1700多居民的要求。

4月下旬，工程兵司令部以勘察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呈送《关于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试验靶场海上部分的报告》，确定建场地区。

10月20日，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训练基地”番号，直属海军建制领导。

11月，基地领导和在京搞筹建工作的大部分人员进驻建场地点。

12月26日，海军转给基地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0月11日命令，任命基地领导干部，郑国仲为司令员，王大华为政委，杨国宇、孙亮平为副司令员。

自此，基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地的土建工作展开。

自1958年7月，施工部队陆续进入场区。8月18日破土动工，从筑路开始，拉开了基地工程建设的序幕。

场区位于辽宁某地的荒山秃岭中，交通不便，非常荒凉。因此，施工的条件很艰苦。

施工部队住的是临时工棚或帐篷，吃的大部分是高粱米等粗粮，蔬菜也很少。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生活条件更差。同志们吃大苦，耐大劳，战酷暑，抗严寒，斗风沙，以苦为荣，顽强拼搏。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基地所属部队也都参加了施工。1958年7月组建的基地警卫营，除完成警卫任务外，还担负了技术阵地至发射阵地混凝土公路的修建任务和其他零星工程的施工任务。机关干部也轮流到工地参加劳动，领导干部也参加一些劳动。

为了防风固沙、调节空气、美化环境，同时为禁区提供天然的伪装，基地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口号。

从1959年起，每年春秋两季，都组织部队植树造林，每年成片造林近千亩，植树数万株。

在官兵们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迅速。由铁道兵设计和施工的铁路专用线，于1959年6月2日正式通过验收，6月3日启用。

到1960年8月底第一期工程竣工时，原来的荒山秃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树成荫，鲜花成埔，楼房林立，道路平整，设施完备的导弹试验基地。

1958年12月下旬，基地接到了接收导弹的任务。在派人去满洲里接导弹的同时，为接装后的人员培训，基地开始着手训练场的准备。

基地借用了已停办的一个船校校舍作临时训练场。虽然条件差，只有一栋二层楼房和几栋平房，但地理位置尚好，一面傍山，一面临水，较为僻静。

1959年1月2日晚上，第一列装载“五四二”导弹连地面设备的火车在满天的风雪中到达满洲里。满洲里车站早已戒备森严，车站周围布置了层层岗哨。为防止无关人员混入，工作人员还以臂带白毛巾为识别标志。

人们冒着零下20°寒冷天气紧张卸车，导弹和其他装备被装上特种车辆，并安全转移到了训练场。

导弹到达基地后，紧张的培训工作随即展开。基地专门组建了一个“五四二”导弹连，同时还组织了2个干部中队，在理论训练阶段随同导弹连学习。

1959年1月13日正式开始训练。

当时的学习条件很差，学员们住大房间，坐小板凳，用床铺当桌子，拿墙壁当黑板。教材没有现成的，都是随着学习进度，边译边编边印。

同志们白天学习，晚上还要轮流站岗。严寒的天气在场外站岗，大衣和大头鞋也挡不住袭人的寒气，常常冻得浑身打颤。一个岗下来，人有时连腿都迈不开了。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同志们的学习情绪，他们勤学苦练，学习成绩之好出乎专家们的预料，受到苏联专家的赞赏。

5月11日，学员们的专业理论学习结束，导弹连转场到发射阵地和技术阵地，转入实操训练。

听到这个消息，学员们都欢欣鼓舞，要打实弹了，再也不用在脑袋里“画图”了，一个个喜笑颜开，兴奋得睡不着觉。

当天夜间，导弹开始转场。为了安全和保密，转场在午夜进行，沿途布置了严密的岗哨，居民们也得到地方政府通知：“今晚有军事演习，不要出门观看。”

午夜时分，在7辆牵引车的牵引下，导弹车隆隆驶过城区，沿着预定路线前进，没有一台车掉队，转场工作顺利完成。

接下来，经过半个多月的实际操纵训练，导弹发射的日子到来了。

在发射前，导弹连对全连各战斗部位的座标进行了精确的大地测量；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对3枚导弹进行全面“体检”，并对全连装备进行了对接和联调。

1959年6月12日，在2号场地实施发射。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次发射导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次导弹发射。

天空中，海军派出轰炸机和歼击机在翱翔，警惕地注视着海面和天空。其中有1架运输机，在中空仔细搜寻，它将对遭遇段的弹、靶实施空中摄影。海面上，作为靶船退役“宜川”号军舰静静地漂浮在海面上。数艘鱼雷快艇和护卫艇也在海面上游弋警戒。

12时30分，随着导弹连射击指挥所发出的“5、4、3、2、1、发射”的口令声，助推器开始喷射出巨大的火柱，导弹离开发射架，高速飞向目标。

6月13日，在已划归基地建制领导的兴城八一疗养院召开基地成立大会。

肖劲光司令员在大会上讲了话，充分肯定了基地组建一年多来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肖劲光司令员的讲话博得了在场同志们的热烈鼓掌。在热烈的掌声中，我军第一个海军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

新型猎潜艇顺利研制成功

1958年春节刚过，海军修造部长林真就把舰艇设计工程师徐振棋找到办公室。

徐振棋是修造部总工程师。他早年毕业于福建马尾飞潜学校。在解放战争中，徐振棋在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的政策感召下参加了人民海军。

林部长请他坐下，还给他泡了一杯茶，然后说：“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我们要在护卫艇的基础上，建造一种既能打水面舰艇，又能打潜艇的小型军舰。”

“是反潜护卫艇！又叫猎潜艇。”听了这话，徐振棋立刻反应过来，兴奋得脱口而出。

“不愧是专家，连舰种名字都取好了，就叫猎潜艇吧！要超过苏联的驱潜艇。”林部长高兴地说。

为了让徐振棋更好地明白海军的设计要求，林部长对徐振棋讲了海军建造猎潜艇的原因。

50年代后期，我海军战斗任务更加繁重，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国民党水面舰艇、特务船对我沿海地区频繁的武装骚扰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还须为反对帝国主义封锁和遏制其潜艇的可能袭击筹措装备，所以急需加强反潜兵力。

当时，我军新造的小型炮艇、快艇，由于艇小，活动范围仅限于近岸地区，配备火力都在37毫米口径以下，火力有限，不具备200海里之外反潜能力。

我国虽然从苏联“转让制造”了一批驱潜艇，但航速太低，适航性又差，主炮发射率又低，也很难达到反潜的需要。

根据这种情况，无论是眼前还是长远安排，都急需一批适合中国海区的小型多用途舰艇。

这种舰艇要具备这样几个特点：能在较远海区活动，具有良好的快速性能，配备有较大口径火炮，能对海对空射击，还要有反潜探测和攻潜武器系统。

说到这里，林部长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徐振棋说：“我们要争朝夕，赶紧拿出方案。海军首长要听你们汇报哪！”

徐振棋欣然接收了这个任务。

接受任务后，徐振棋觉得有实战经验的指战员的意见非常重要，于是就把工程师吴本湘找来，商定两个人一起下部队调查。

吴本湘小组转遍东海、南海，期间召开了许多调查会。经过一番调查，两个人对指战员们的需求，以及国产小型舰艇有哪些优点，火炮哪些最适中，心里有了底。

他们回到北京之后，在徐振棋主持下，开始进行方案论证。

方案论证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要研究解决主炮选型，一个是要获取快速性、适航性的最好船型。

当时，国内没有较大口径的舰炮，最大的是37毫米炮。把它作为猎潜艇的舰炮，显然火力不足。所以，只有发展新型舰炮才能解决火力问题。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要求，新型火炮不但性能要好，而且必须在短期内能国产化，否则远水难解近渴。这样，就只剩下改装的路子可走了。

这时，徐振棋想到了改装的苏式陆用57毫米火炮。不过，这种改装炮仍然保持原有炮管的平衡和制退装制的扬弹方式，还不能适应舰艇在海上运动中使用。

但是，它的炮管和炮弹已经国产化，如果把扬弹系统加以全面革新，就有可能成为舰炮。

徐振棋的意见得到林真部长和大家的支持，主炮方案就这样定了。

后来，设计组在广泛征求海军有关业务部门的意见后，确定新型反潜护卫艇采用双管57毫米炮作为主炮。

在艇型选用上，因主炮改换，原苏式的驱潜艇型已不适用，最重要的一点是航速达不到要求。虽然大家把主机由3部增加到4部，加强了动力推进，但计算结果显示，航速依然很难达到要求。

这时，根据我国海区特点设计的高速护卫艇进入设计小组的视野。这种高速护卫艇在各种高低航速下都有很好适航性，艇型很好。

这样，设计小组决定，采用苏式驱潜艇的4部主机和艇型，吸收国产护卫艇的体型线，重新设计。

这样，两个主要方案解决了。

接着，在林真部长主持下，由徐振棋总设计，吴本湘和工程师终诚存协助，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终于拿出具体方案，并制定了《〇一一二型反潜护卫艇的主要战术技术要求》。

经领导审查批准，1959年第四季度，海军正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设计制造。

具体方案被提交到了一机部九局船舶设计院，由他们进行反潜护卫艇各阶段设计工作。九局船舶设计院有一批苏联专家担任技术顾问。

在制订艇体型线方案时，苏联专家认为徐振棋的方案是拼凑的、杂乱的，所以提出还是用苏式的驱潜艇船型和体型线。

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设计院拿出了初步设计方案。但是，经过科学计算，这个方案达不到海军要求的航速。

苏联专家又提出要海军降低航速要求。军代表终诚存坚持海军意见，战术技术指标不能降低，应采纳海军提出的方案。苏联专家和军代表互不相让，设计工作僵持下来。

林真知道后，让吴本湘工程师和军代表终诚存俩人立即去汇报。

林部长听完汇报，思索了一阵说：“在科学技术上应重视吸取我国近些年来自行设计建造小炮艇取得的有益经验，做出另一型线方案并和仿苏型方案进行模型试验比较，同时对两种方案进行原理计算，以便在各项技术性能上做出较为全面的衡量，然后择优选择。”

林部长多次跟苏联专家打过交道，认为专家也不是神仙，也常常有错误。所以，无论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在科学技术面前都不能一言定乾坤，要尊重实践中的真理。所以，他对这两个方案都不加否定，而是要试验，计算比较之后择优。

于是，设计人员先后制作出两种船模进行试验。结果海军提案中的型线在降低阻力上有明显优势，可以获得更高的航速。

接着，人们又对两种方案进行成套原理计算，结果表明：海军提案不论在低速还是高速范围内，都可提高航速半节到一节。这意味着，在同样的航速下，海军方案可节约马力数百匹；不但航速达到战术要求，而且可以节约大量油料。

半年时间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试验使人们无条件选择了海军的方案。

与此同时，海军修造部枪炮处副处长郭克，改造陆用57毫米双管炮为舰炮也获得成功。

1964年春天，首艇两次试航，其他指标都很好，但航速没有达到原设计要求。后来重新设计螺旋桨，结果航速达到指标。

在浅水海域试航，航速达到29节左右，两部主机运转的经济航速可达18节。

接着，首艇又在深海地区试航，航程很远，结果航速反而更快，达到30节。完全符合战术技术要求。3年后，新型猎潜艇实现了全部国产化。

1973年8月，北海舰队一艘国产反潜护卫艇冒着9级以上风浪抢救朝鲜渔民落水人员，顶波压浪行驶10多个小时。

当时作战指挥室的首长提心吊胆，害怕抗不住风浪。可是，这艘反潜护卫艇的性能却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艇首时而高高抬起，时而又钻进浪谷，劈波斩浪，出色完成任务，安全地返回了。

事实就证明，新型猎潜艇无论整体结构、火炮、航速，还是抗风力都达到优良。新型猎潜艇研制成功！

新型导弹驱逐舰成功试航

1968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大连造船厂正式开工。经过一年半制造，第一艘“〇五一”型导弹驱逐舰于1970年7月30日下水。

为检验新舰的性能，1970年初，海军决定由一艘建制舰的全部人员去工厂接收，并进行试航。这一光荣使命落到了“长春”号驱逐舰的全体舰员身上。

消息传来，全舰一片欢腾。

早在军舰建造时，“长春”号驱逐舰就挑选了20多名最优秀的干部战士派往大连，参与军舰的建造。如今，他们又承担起军舰试航的任务，怎么能不高兴呢！

一到大连，指战员们来不及安顿休息，就迫不及待地要看看自己建造的军舰。

在驾驶“长春”号的时候，就有外国友人问：“中国能不能建造这样的军舰？”

指战员们多次这样回答：“不久的将来，我国就会建造比这更先进的驱逐舰。”

现在，指战员们在船台上望着战舰威武的舰体，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是难以形容的，恨不得马上驾驶它驰骋万里海疆，扬我军威，壮我国威。

1970年12月20日，一〇五舰开始码头系泊试验。

首先进行单机试验，这是装备上舰后的第一项试验，是系泊试验的基础。为了保证试验成功，大家积极主动地向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师傅学习本领，大胆参加机器操纵，保证了试验任务的完成。

在进行导弹系统试验时，雷达与指挥仪的联调问题多次解决不了。雷达班长李扣喜经过反复研究，对雷达输出线路进行大胆改革，经科研和生产单位鉴定后，正式批准装机使用，对试验做出了贡献。

有一次，进行导弹模拟发射试验。在装填导弹时，导弹从导弹架上下滑，眼看要发生大事故。

导弹班长沙前进立即用肩膀顶住，用尽全身力气阻止了导弹下滑，防止了一起重大事故，保证了试验顺利进行。

进行抗风浪和高速试验时，需要锅炉发出最大功率。为此，锅炉水管必须彻底清洗。

锅炉水管包括水柜和过热器等。水柜直径1米左右，过热器直径仅有40多厘米，柜壁又连接着许多管子。

由于当时没有专用清洁工具，锅炉区队的同志们就从管子两头爬进去，用绳子拴上刷子反复拉。巨大的工作量使许多人的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肘磨掉了皮，鲜血粘住了衣服，满脸满身都是铁锈。几天后，人们吐出来的痰还是铁红色的。

就这样，他们苦干了3天3夜，硬是把几千根管子都刷得干干净净，保证了试验，赢得了科研人员和工人的称赞。

码头系泊试验胜利完成后，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海上项目试验。

这一天，舰艇第一次进行消摆器试验。消摆器是在大风浪中使舰船保持平稳、消除摇摆的装置，它也可以使舰船在风平浪静的海上大幅度摇摆。

试验开始了，在消摆器的作用下，舰艇的摇摆幅度从小到大，还没到极限就使舰体摇摆到了45度。指挥室都快贴到浪尖上了，里面的人觉得军舰好像要倾倒一样。

舰长担心军舰真的翻过去，连忙命令停止试验。

科研人员和工人跑到指挥台问舰长：“为什么停止试验？”

舰长说：“你们摇得太厉害了，会不会翻船啊！？”

工程师听了，笑这说：“不会的，还没有到达技术要求哪！”

接着，工程师给舰长详细讲起“消摆器”的功能。舰长放心了，试验继续进行，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所有的试验中，武器试验是最为危险的。

全部火炮齐射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炮声震耳欲聋，强烈的冲击波将驾驶台的钢化玻璃震成碎片。火箭弹试射时，烈焰飞腾，摄氏1000多度的尾焰将舰舷的栏杆都烤弯了。导弹发射试验时，汽浪将5平方米、数百斤的发射筒盖吹到海里……

在试验时，武器附近的甲板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只要进行试验，舰长就严令全体人员撤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有时因为试验需要，也不得不让操作员暴露在危险之中。

有一次，舰上进行火炮危险射界试验，因为随动系统还没有装上，所以火炮不得不要靠人工操作。

试验开始后，炮声震天，炮塔里的照明灯被震得粉碎，摆在火炮附近的荷兰猪、小白兔，有的被震昏，有的在笼子里乱撞乱跳，拼命挣扎。炮管的油漆烧起了大泡又焦化脱落。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炮手的耳膜针扎一样疼，但在炮位上的几名战士都把危险置之度外，不断地根据口令变换射角进行射击。

这次试验，共发射炮弹700多发，战士们在700多次巨响中坚持奋战，从而使试验获取了大量准确的危险射界数据，证明军舰达到了设计要求的射程和精度。

还有一次，在进行反潜火箭弹试验时，一枚火箭弹留在弹槽没有打出去。一直在一发一发地计数的科研人员立刻就冒汗了。是火箭弹质量问题？还是发射装置出了故障？会不会延时发射或意外爆炸？

在险情威胁着军舰和战友生命的危险关头，深弹区队长刁载青挺身而出。他让别的同志隐蔽好，自己迅速向发射炮靠近，以熟练的动作，断开了击发电路并退出弹体，采取了安全措施，终于化险为夷。

科研人员感动地说：“关键时刻还是解放军过得硬。”

高速试验不仅是对主机的考验，也是对舰体强度的挑战。

有一次，受试验条件影响，军舰不得不进行高航速下的急转。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只有在战斗中才使用。

试验开始了，主机满功率运转，军舰跑出了海军有史以来的最高航速。虽然这样，谁也笑不出来，因为主机的轰鸣声中还夹杂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声音，那是舰艇颤抖的声音。

军舰高速急转，突然，由于震动太大，舰尾舵机电源被震脱，造成舵机失灵，军舰象脱级的烈马径直一个小岛冲去。

军舰立即全速后退，当舰停下来的时候，离小岛只有1链左右了，同志们无不捏了一把汗。

舵机修复后继续测速，终于测出了所有准确可靠的数据。

闯过无数个险关，克服了无数个困难，在科研人员和全舰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问题被解决了，一个个缺陷被修正了，中国自行设计的导弹驱逐舰终于横空出世，成为保卫中国海疆的国家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