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海南岛战役】韩卫平/决战海南——一个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

至简

毛泽东主席评价：“海南岛战役要是晚打两个月，就可能成为第二个台湾。”这是领袖对海南岛战役关键作用和巨大贡献的肯定和褒奖。

如果没有 65 年前一个军人的坚持与决断，我们极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宝岛，而海南，对于我们而言，最后可能的定义是“另一个台湾”。  ——作者

决战海南

—— 一个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

韩卫平

    节选    

1949 年 12 月 18 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明亮的大厅，第四野战军关于进军海南岛的作战计划，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在第一时间就仔细阅读了这份作战计划，因为解放海南岛，是这位最高统帅在这一时期最大目标之一。可是，这位一向果断的统帅却将这场绝对必打的作战计划压了整整 12 天，12 天！要知道，毛泽东考虑是否出兵朝鲜，这样的极其重大的决策也不过是几天不睡，那么为什么考虑打海南岛要用整整 12 天的时间呢？那是因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极其沉重的地名——金门。

就在一个多月前，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叶飞部，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进攻金门，结果是四个字“全军覆没”。金门之役也就成了我军最沉重的一段回忆，金门战役，解放军伤亡9000人（不包括被俘人员），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被这样成建制地消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两栖登陆作战，本来就是战争的各种作战形式中最为复杂最为凶险的一种。

要不然，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一群盟军最有才华的将领，也不会为了一次诺曼底登陆如此煞费苦心，机关算尽；要不然，一路采取越岛战术，一路打来的麦克阿瑟也没有资格作为盟军最高代表在日军的投降书上签字；要不然，时至今日，海军陆战队仍然是平等与陆海空三军的美国四大军种之一，而且一切美军驻外大使馆的保卫工作都有堪称军中精锐的海军陆战军来执行！

当然两栖登陆作战这种困难，如果放到 65 年前那就要加上一个“更”字，因为众所周知，那时的人民军队，没有海军，空军也刚组建，而制海权和制空权，恰恰是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的绝对前提。是后现代工业文明与原始作战方式的一次激烈碰撞。输赢，好像是不用费什么语言便可明白了当的事。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这位处事果断的最高统帅，经过长达十二天慎重的考虑，到了 12 月 30 日，终于作出了《关于如何做好渡海作战的指示》。正式成立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统一领导下，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领导成员有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

......

要知道，在这场战役进行的 1950 年的上半年，绝对没有人能想到我们这支军队，还要进行一场一直打到 1953 年的朝鲜战争。因此，在所有人看来，解放海南就是“最后一仗”，但同时又是最难的一仗。从正常人的心理而言，革命一辈子了，眼看着胜利就要来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牺牲，要知道，也就在40 军和 43 军这两支源于四野 3 纵和 6 纵的两支部队在雷州半岛练兵的时候，四野其他纵队的全体首长们正在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为此，刚刚抵达雷州半岛时，40 军的战士们听到了金门之役的失利，就议论纷纷：“革了一辈子命，终于要把自己革到海底了。”“四野其他部队都休整了，最后一仗死在海里真冤。”甚至吃饭的时候，有的士兵对着鱼还说：“今天我吃鱼，明天鱼吃我。”对于韩先楚这位被人们称为“好战分子”的老上级，战士们也多有怨言:“跟着好战分子就是这个结局，好好回去当兵团的司令不就得了，非得兼任 40 军军长，不然的话也不会派 40 军了。”......

海南岛的守将是被称为“老虎仔”的薛岳，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上，薛岳是一个极其辉煌的名字，绰号长沙之虎。想当年，他三守长沙，共歼灭日军十万有余，绝对是国民党的将领中最能打的虎将之一。薛岳字伯陵，而毛泽东曾寄语海南岛将领这样一句话：遇伯陵必持重！

此时的薛伯陵正雄心勃勃想一洗前耻，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他曾兵败鲁南，名声扫地。现在蒋介石将镇守海南岛的重任交给了他，这样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薛岳必须牢牢抓住。蒋介石同时交给他的，还有十万兵力，40 多架飞机，50 余艘舰艇，利用这些优势兵力，薛岳精心构筑了一道海陆空立体阵线，名字就叫“伯陵阵线”。也正是为了对付薛伯陵这个老虎仔，林彪才派出了自己的旋风纵队和虎将韩先楚。但是我们这些陆上猛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中最基本的常识：海上无船不算兵。

与现在的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当时丢失了大陆的蒋介石在 1950 年并未惊慌失措，而是一心一意想反攻大陆，而反攻大陆最重要的跳板之一就是海南岛，这是中国的第二大岛，琼州海峡是中国的三大海峡之一，水流很急，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而当时对于解放军的装备情况，蒋介石心里更是如明镜一般，空军刚刚成立，海军根本没有，舰艇基本为零。没有船，再多人也是没用。在战前，蒋介石曾对前来汇报战备情况的薛岳详细询问了解放军在徐闻的战备情况，薛岳汇报说他们在搞什么水上练兵，沙滩练兵，船上练兵，名堂多极了！蒋介石问：“你有没有他们的海军空军的情报？”“没有”薛岳回答“没有海空军，他们如何突破你的伯陵防线？？”蒋介石加重语气地说：“他们那不叫练兵，是胡闹！”

海上无船不算兵，这个在金门之役中用九千多条鲜活生命换来教训，蒋介石知道，毛泽东也知道，十五兵团的兵团首长也知道，对此，当时任 十五兵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杨迪曾著有《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在书中，关于这一段高层决策的过程有这样一段记述：

 “兵团 1950 年 1 月 5 日上报的电报内容大意是：我们已令 2 个军加紧准备，力争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即旧历年前（2 月 17 日）完成渡海作战准备。但是，我们也充分认识到，渡海作战面临的都是新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最大的困难是在一个月内搞不到大批的渡海船只和船工、舵手，北方籍的干部战士不习惯乘船，还要训练，这些困难，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解决。加之海南岛上国民党防御军队，有空军、海军封锁琼州海峡，对海南岛形成了陆海空立体防御。为确保渡海登陆作战成功，第一次必须使用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按每只船乘坐 30 人计算，需要 1000 多艘木帆船，而且必须将一部分木帆船改装成机器帆船，同时，还必须征集大批舵手，船工，并与部队一同进行训练，亦需要较长时间。根据以上情况，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

四野首长收到十五兵团邓、赖、洪 1 月 5 日电报后，于 1 月 6 日将这份电报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林彪在电报中说：“我们对渡海作战亦无经验与体会，尚无确定意见。”

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莫斯科，于 1950 年 1 月 10 日致电中央转林彪。毛泽东在电报中写到：“一月元旦及转来邓、赖、洪 1 月 5 日电均悉，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十五兵团于 1 月 12 日收到四野总部转来毛泽东主席 1 月 10 日的复电，林彪、邓子恢等人于 1 月 11 日致邓、赖、洪的电报，决定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几个月，并令十五兵团及 2 个军认真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令，研究制定渡海作战方针和部署，充分作好战役准备工作。

收到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报后，邓、赖、洪三位首长高兴坏了。

邓华司令说：“这下就好了，我们的意见被毛主席和四野首长接受了，旧历年前不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我们的准备时间就充足了。

正是根据这样一个总的战役指导原则，1950 年 2 月 1 日到 2 日，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有叶剑英参加的广州会议，40 军、43 军和琼崖纵队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指着作战地图说：“毛主席在莫斯科访问十分繁忙，但对海南岛的作战仍十分关注，20 多天连发三封电报，很多具体问题都考虑到了，我们一定要充分准备，打好这一仗。

接着，叶剑英请刚从海南岛渡海过来的符振中，介绍了海南岛敌我情势。

会议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渡海工具。有人主张到港澳买登陆艇，有人提议将帆船都改装成机帆船，有人坚持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

韩先楚很长时间没有发言。一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对渡海作战虽然有了基本的路数，但还缺乏实践检测，还达不到胸有成竹。二是他的一些想法与毛泽东的指示不吻合，这就更使他不能不出言谨慎。而定下“谷雨”前大规模登陆的决心尚未成熟，一个军人在定下决心的过程是极度疲劳而痛苦的，要考虑的方面太多，是个主题的系统工程……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讲过：“假如让我考选将军的话，对于能够把敌人行动判断的清清楚楚的人，我会把他列为第一名，而深通理论战略的却要摆在次一等，因为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而实际运用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

港澳当局是倾向国民党的，会卖你登陆艇，让你去打他们的盟友？改装机帆船是必要的，但能改装多少？这都是韩先楚反复思考的。毛泽东 1 月 10 日来电报指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在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显然，毛泽东对到底能改装多少机帆船，也是心存疑虑。大马力的发动机数量有限，能占渡海作战船只的 1/5，就算顶天了。那就只有依靠帆船了，帆船就得依靠北风，而北风东北风只有清明、谷雨季节才有，过了谷雨就刮南风了。

当符振中讲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建议先进行小部队偷渡时，韩先楚倒是非常赞同，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岛上力量对比，增强接应大军登陆的力量，还能取得渡海作战的经验，提高部队渡海作战的信心。

在十五兵团作战会议上，这位惟一一直在第一线操劳、运筹的兵团级指挥员韩先楚，要求在大举登陆作战时，率领指挥，并指出：毛主席说，金门战役，第十兵团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各自为战，并要求我们要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由我带人上去吧。叶剑英同意了，这也成了在当天所有的会议议题中，唯一一个没有争议，且也无人争议的议题！

会议确定“首先采取以夜间分批小部队偷渡，加强琼纵军事力量，改变岛上敌我形势，再配合我大军强行登陆，为我对海南岛的作战方针”。但在渡海工具上，决定积极购买登陆艇，改装机帆船，并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 6 月份。

从广州会议回来的韩先楚，自离开会场就陷入了沉思，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对周边发生的一切全无反应，根据驾驶员的回忆，在回来的路上：有一次吉普车向左急转，韩先楚的头重重地磕到车门上，他居然毫无反应！为什么？这位战将究竟在担心什么？

他，在担心一个日子的来临——1950 年 4 月 20 日，农历的谷雨。

他知道，一切军事准备，一切战前决策都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过谷雨！

过了谷雨，又会怎样？

我军的大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有一句名言叫做：“五行不定，输的干干净净。”所谓五行，刘帅是指“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为了摸清五行，刘帅要求：“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把侦查勤务当做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侦查是战斗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没有侦查，或侦查不详，就像狗带砂锅乱碰一阵。”

而侦查与决断关系，毛泽东主席有一段极精彩的论述：“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自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必要的侦察和对于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项战略，战役，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在韩先楚的手下，从东北一直跟到海南，有几个人从来未变过，其中就有侦查科长--郑需凡，“找郑需凡来”也成了韩先楚在战争年代所说得最多的话。这位侦查科长对于这位老上级的脾气和要求早已“侦察”得一清二楚，每次侦察，从不放过任何细节，细微考虑到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自来徐闻之后，整个雷州半岛周边小镇的关于气象，海情，海战的所有资料，连清朝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都被他买回来了，因为两栖登陆作战，其实最重要的是靠海和靠天打仗，最最需要摸清的，是老天爷和龙王爷的脾气，这两个爷的脾气如果摸不清楚，再多人再多枪也派不上用场。而郑需凡之于韩先楚只有四个字，得心应手。

还记得那部记录诺曼底登陆的影片《最长的一日》吗？其中影片的最高潮和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并非是千船进发那一刻的痛快淋漓，而是面对可能有变化的气象情报，艾森豪威尔做出艰难选择的沉重。之所以会这样沉重，那就是因为登陆作战中天气、风向、潮汐、海浪这四个要素对作战成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金门之役，我们不是败于对手，而是败于自己！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来到雷州半岛的这些日子里，郑需凡陪着韩先楚去走访渔民，船工，下了一番苦功夫，实功夫，基本摸清了这片海的脾气，两个人也迅速地成了半个航海专家。这两个专家最后得到了一个一致的意见——打海南，必须在谷雨前！有风走一天，无风走一年，这是琼州海峡两岸渔民对于这一海峡的一直判断，而要从琼州海峡南下，如果要乘木帆船，就必须借助季候北风，而按照这里的气候规律，一是 4 月 20 日谷雨过后，北风一停，就要等到冬天北风再起，也就是说要等上一年了！所以，韩先楚认定 1950 年海南岛之战，要么在谷雨前，要么再等一年，并不存在多一日或少一日的时间刻度。那么，为什么必须依靠木帆船呢？对此，韩先楚在后来的自传中是这样写的：

我对上级解放海南的计划：半年准备，以登陆舰为主，当时因无经验，也没提出什么意见。但我认为夜长梦多，时间拖了，恐怕对我不利，同时我们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许多登陆艇，即使有许多登陆艇也会有很多新的困难，因此我们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过年不放假，并积极打周边的小岛，搜集了大批帆船，还拆用了自己汽车的机器，装置土炮艇来对付敌人的军舰。”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广州会议后，韩先楚干了四件大事，一是大胆决定暂不向师以下传达推迟到六月份的登陆计划，仍按照三月底完成战役准备的计划来进行；二是按照广州会议精神积极组织小规模偷渡；三是用最大力度收集木船，学习水战，落实兵团“把陆军练成海军陆战队”的号召；第四，也是最难的，那就是积极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力图说服上级同意在 1950 年的谷雨前大规模登陆海南。

不依靠登陆艇，就要靠机帆船，但前提是还需要有船，为此，韩先楚他们可以说是煞费苦心，除了广泛动员民船外，还四处打探哪里还有船。

根据情报，在涠洲岛守军只有六百人，并有被敌劫去的 300 多只大船。3 月5 日，在副军长解方亲自率领下，立即组织夺船战斗，一举攻占涠洲岛。这样，连夺带征集，到渡海作战时，40 军已有 1000 多条大船，动员船工 1400 多人，不但保证了 40 军主力渡海作战，还接应了 43 军的后续部队。而此前由于准备工作抓得紧、做得好，两次偷渡都先于 43 军。

在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解方。解方又名解沛然，1908 年生，吉林东丰县人，1927 年至 1930 年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中国在东北军领袖张学良身边任亲信随从。由于精明、能干，颇受赏识。为实现反蒋抗日的爱国愿望，毅然于 1936 年加人中共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屡建殊勋。

海南岛战役时的解方（左二）

抗战胜利后，解方从延安调任东北民主联军，在总部当副参谋长，他多谋善断，积极献计献策，抓司令部的日常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并身体力行，使之成为首长下决心、定计划，实施指挥的可靠助手。

1948 年冬季，四野主力人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组织平津战役,四野第一兵团改番号为第十二兵团，解方任参谋长。不久,中央决定以十二兵团为基础组建海军。解方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渴望率兵打仗再建新功。因此，他向野司请求下部队，与兵团副司令韩先楚一起来到 40 军。韩兼军长，解兼副军长。

韩和解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家庭、出身、学历，但他们却能够心有灵犀的密切配合，韩多次感慨的讲：“解方确实是难得的人才,在解放海南岛战役及至后来的抗美援朝中，解方的军政、外交才干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对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还成立了改装机帆船的工厂，把美制 10 轮卡车发动机拆下来，装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从地方招募一些技术人员，还在部队发现许多人才。参军前当过木匠、铁匠的不用说了，还有汽车司机、旋床工人，甚至有开过轮船的。一个军 5 万人，也是藏龙卧虎，什么角色都有，就看你有无眼力，能否发现。思想的轮子在炮火、硝烟中飞旋。

第一只机帆船改装好后，韩先楚亲自登船，在港内外检验技术性能。韩先楚总觉得就那么把火炮运过海去，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应该让它们在海上就发挥威力。军炮兵主任黄宇，修械所长全云白，在解方的具体指导下反复试验，终于成功，把野炮、山炮、战防炮、机关炮都装上去了。这支由各种炮组成的 15 艘炮艇大队，在攻占涠洲岛和掩护渡海作战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海滩上，荡秋千，走浪桥，转“迷罗”，用竹子捆扎救生圈。海里，练游泳，练射击，练登陆，练划桨摇橹，练堵漏，练水中自救、互救。白天练，晚上练，歇人不歇船。练单兵动作，练单船动作，先近航，后远航，先单船，后多船。海上联络和各种情况如何处置，如遇敌舰、空袭，或是掉队、触礁等等。土炮艇大队练习如何护航，攻击敌舰，特别强调近战。

练来练去还真的练出了门道，352 团 1 营 1 连士兵吴志诚，无论风浪多大，总趴在船头盯着海浪。一个浪过去了，后面海浪又涌上来，船头把波浪劈开，浪花顺着船底两侧滚过去。就在这时，他感到船身能稳定一会儿，一般能数六个数。

用这个时间瞄准射击，可以打出两枪。

对于这个经验，当 1 营教导员张仲先讲到这个经验已在全营推广时，韩先楚高兴地说要在全军推广。

练完打枪，再练救生。张仲先为了说明水的浮力，他们在岸上称一个人 113斤，站在水里再称只有 11 斤。一根丈二长的桅杆，在水中可以浮起 8 个人。只要沉着，不慌张，即使船修补堵塞不好，只要抓住一块木板什么的漂浮物，就有获救或登陆的机会，而一上陆地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韩先楚将 1 营的经验归纳为“积极、民主、实验”。他说这就叫实践出真知。

有了这种积极性，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我们就能摸透大海的脾性，把我们的部队变成一支“陆军海战队”。

有了通过严格训练的“陆军海战队”，40 军的小规模偷渡就开始了，打头阵的先锋就是 352 团 1 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