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战役遗址

拯救地心

　　松山战役又称松山会战、松山之战，是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役中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战事持续3个月，国军投入兵力30倍于敌，战损高达15：1。

中国远征军方面

战役初期主攻松山的是宋希濂第11集团军中战功累累，号称“荣誉一师”的第八军和71军的新编28师，若以兵力论，中国远征军约为日军的三十倍，由于参战方较多，兵力调动以及记录遗失，各部队与军事调动频繁，参与此次战役的中国部队有：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71军新28师（缺编一个团）担任松山攻击，师长刘又军（刘铸军）。该军另外两个主力师（87、88师配属新28师的84团）和第6军的新39师的主力则绕过松山，主攻龙陵。由于侦查报告说松山日军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所以71军仅打算以一个步兵团，在军属山炮营支援下几天之内全歼松山日军。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7月2日起接替作战，军长何绍周。该军编入远征军序列并接受美式武器及训练的时间较晚，且从滇南步行1千公里到达保山后，接受远征军总部多种任务而分散各地。必须经远征军总部同意后方能陆续调入松山战场，故“番号虽多，但得使用之兵力，永未超过两个步兵团之力量”。军司令部、军直属部队(特务营、山炮营、战炮营、工兵营、通信营、辎1营、辎2营、第1野战医院)。103全师，包括307、308团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8.24后，309团参战；82师246团、245团第2营、244团第1营及师直属部队。荣1师第3团、第2团第1营配属部队：炮10团、炮7团混合营、71军山炮第2营、第5军山炮第8连、工兵15团第9连。第8军荣1师主力（荣1团和2团第2、3营及师直属部队等）此前奉命由作战部参谋长封裔忠率领副军长李弥带队增援龙陵，7.29后李弥加入松山，荣1师主力仍在龙陵；第82师244团主力奉命防守怒江东岸。1944年6月1日，怒江东岸远征军重炮射击松山、音部山日军阵地。第十一集团军71军新28师强渡怒江，向竹子坡攻击前进。远征军突然发动的左翼攻势令日军陷入被动。但中方对敌情报严重缺失，故非常轻敌，甚至在71军新28师移交任务时，转给第8军的仍是“其情报敌仅三四百人，炮一二门，据有坚强之工事”。而日军，却对中方情况熟知。

　　松山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松山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40里江面。而且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县形成犄角之 势，互相呼应，松山不克，滇缅公路不通，交通运输困难，反攻龙陵、腾冲，就会得而复失。所以松山战役是滇西战役中关键性的战役。被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1942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撤退到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余部与日军隔岸对峙。

　　渡江战役一开始，得益于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掩护，七十一军率先展开攻击。然而，尽管他们的进攻激烈，但在日军的交叉火力下，一个营几乎在短短几分钟内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只剩下少数幸存者。

　　紧随其后，七十一军再次进行大规模进攻，然而日军依然顽强抵挡住了进攻。各个师团的伤亡惨重。尽管七十一军的所有主官都亲自前往下级单位指挥作战，他们依旧未能攻陷松山。日军伤亡微乎其微，然而两个中国师的伤亡已达一半以上。

　　七十一军，这支由国军名将宋希濂率领的精锐部队，也未能攻克松山，导致两个师的伤亡超过一半，不得不暂时撤下进行休整。

　　七十一军的失败之后，第八军紧随其后，试图攻克松山。第八军麾下的荣誉第一师完全由抗战老兵组成，这些勇士都曾多次负伤，无论是战斗力、作战经验还是战斗决心，都远超过日军。

然而，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他们未能取得胜利，反而遭受了严重伤亡。

　　荣誉第一师曾一度占领松山主峰的子高地，但在日军的多方打击下，很快伤亡惨重，被迫撤离。

在攻山过程中，那些无法下山的伤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胞在山上壮烈牺牲。山脚下，是牺牲的国军士兵的遗体，一片片铺展开。

　　高空俯瞰纪念陵园

远征军战士方阵

将军方队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出生于安徽庐江，祖籍安徽舒城县三河镇（今合肥肥西县）。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第一次缅战时任新38师师长。在孟关杰布山隘，孟拱河谷等地击败日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任新一军军长，攻克八莫、南坎、老龙山、南巴卡、新维、腊戍、乔美等地，共击毙日军3万3千余，是抗战中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有“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的美称。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赴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参加内战，历任东北绥靖副司令官兼新编第一军军长、长春警备司令、陆军总司令部代理副总司令兼陆军军训部部长、陆军副总司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驻守台湾。1950年起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因“孙立人案件”被撤职软禁。1988年台监察院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1955年郭廷亮“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间接为其平反。

孙立人

戴安澜（1904年11月25日—1942年5月26日），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省无为市洪巷镇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人。国军名将，黄埔系骨干之一。1926年黄埔军校三期毕业。1942年，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取得同古会战（歼敌五千余，而日军兵力4倍于戴部）、收复棠吉等战功。1942年5月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北茅邦村殉国。1939年6月17日，授陆军少将。1942年10月16日，追赠陆军中将，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戴安澜曾血战古北口，后立下台儿庄战役部分战功（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击败瑞阳公路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属武汉会战）、击退艾山阵地日军进攻（属徐州会战）、攻克昆仑关/击毙中村正雄少将（属昆仑关战役）等战功，因昆仑关一役获得蒋介石"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之赞誉。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戴安澜

卫立煌（1897年2月16日—1960年1月17日），字俊如，又名辉珊，安徽合肥人。民国初年参加合肥光复军。1917年任孙中山卫士、警卫团排长。翌年，调粤军第二支队为连长、营长、团长。1925年粤军编成国民革命军，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团长、第十四师师长。1927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1929年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师师长，1931年起任第十四军军长，曾在蒋介石指挥下，率部进攻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初期，先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积极主张抗日，指挥忻口战役。1938年到延安，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的了解。历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1943年冬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滇西、缅北给日军以重创，名声大振，后任陆军副总司令。1946年9月出国考察，次年底回国。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共”总司令。沈阳解放前夕，因消极避战被撤职查办，飞回南京，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获释出走香港。1955年3月回到北京，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卫立煌

廖耀湘（1906年5月16日—1968年12月2日），汉族，字建楚，号冠三[14]，湖南邵阳（今湖南新邵）人。国民党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新编第六军军长。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9年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2师师长，1940年，同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廖耀湘部战败被俘，后于1961年12月作为特赦战犯被释放。特赦后，先后任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8年12月2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终年62岁。

廖耀湘

郑洞国（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汉族，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七七事变”后，相继率部参加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屡创敌顽，战功卓著；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1945年回国，历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等职，1948年于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脱离国民党阵营。建国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祖国建设与统一事业。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去世后受到两岸共同追悼。

郑洞国

　　甘丽初（1901―1950），字日如，广西容县人。早年就读于广州农业专科学校、黄埔军校。后任国民党政府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1938年任第六军军长，曾参加缅甸之役。后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转参谋长、广州绥靖公署参谋长、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桂东军政长官。1949年负隅顽抗，1950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后被蒋介石追授陆军上将衔。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883年3月19日-1946年10月12日），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35年7月-1939年8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美国陆军四星上将。1946年10月，史迪威将军因病在美国逝世。

　　史迪威将军

老兵方阵

　　全部阵亡的7000娃娃兵，最小的仅9岁。

英美参战方队

战马方队

　　随着战局的缓慢推进，日军也开始遭受相当大的伤亡，这使得远征军有机会逐渐靠近那些隐藏的暗堡，并将其摧毁。

当时，攻击碉堡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种是使用巴祖卡火箭筒进行轰击，另一种是让士兵背着火焰喷射器接近并点燃。

巴祖卡火箭筒对付一些外围工事还算有效，但对付嵌入山体的永久性工事就显得力不从心，只有靠火焰喷射器才能取得一些进展。

　　然而，如果火焰喷射兵在行动中被日军提前发现，一旦敌人开枪击中喷火兵背后的气罐，直接就会将喷火兵烧成人形火炬。

这种火势难以扑灭，甚至需要等到火焰将人烧成灰烬才会停歇。尽管火焰喷射器在对敌人和自己都具有致命威胁，但除了火焰喷射器，几乎没有其他有效的手段能够对付这些坚固工事。

最终，第八军最初训练的火焰喷射兵几乎全部阵亡，装备也大部分遭到摧毁。紧急情况下，从昆明调来了一批新的器材，并且临时在部队中培训了一支新的火焰喷射兵小队，这才勉强使战役得以继续。

尽管这些新的火焰喷射兵经过仓促训练，阵亡率尤为高，但正是凭借着这些新式武器和牺牲的勇士，终于逐步清除了松山的大部分暗堡，只剩下了主峰阵地迟迟难以攻陷。

　　曾一度被荣誉第一师占领的松山主峰子高地，很快就被日军赶了下来，子高地上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在战斗结束后，清点尸体时发现，所有阵亡的士兵都是头朝前倒下的。

松山战役持续到8月，重庆方面对战局的发展已经坐不住了，蒋委员长亲自下令，要求第八军的军长李弥在9月1日之前攻占松山。

这时，美国顾问提供了一个主意，即使用爆炸手段解决问题，因为正面攻击无法奏效。

　　当时，除了主峰阵地外，松山基本上已经被我军的火焰喷射器摧毁，只剩下主峰阵地上的数百残敌依然负隅顽抗。

李弥采纳了美国顾问的建议，在主峰阵地下挖掘地道。

士兵被分成四个班次，连续挖掘了好几天，美国顾问在测算后认为地道已经挖到了位置，于是下令开始装填炸药。

这些炸药都是美国援助的高爆炸药，威力远超国内产的炸药。地道呈“Y”形，两侧都安放了一百多箱美国炸药。仅仅是安置炸药就花费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

“山上远征军的尸体又是飞机炸又是火炮轰都炸成了碎片，而山脚下的尸体早已腐烂发臭，出击阵地上到处是白花花的蛆虫。美国军医见状，吓得连忙在阵地上洒消毒水，又给士兵们打预防针，才算没有爆发瘟疫。”

　　8月20日早上，李弥下令引爆起爆器。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大地一阵震动，随之而来的巨大声响后，一朵蘑菇云从松山主峰阵地下方升起，这个动静几十公里之外都可以听到。就这样，终于攻陷了松山。

　　见证历史的奇树

松山战役主战场遗址：核桃洼梁子头

　　远征军战士信件

松山战役主战场遗址：红帽坡梁子

　　1942年5月日军进驻怒江西岸后，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太平洋败退中，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显为首位，遂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日军缅甸方面军15军令第56师团派出工兵联队，并从中国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民夫1670余名（其中印度人80余人，东南亚华侨138人），昼夜施工。为保密，仅允许他们到大垭口为止。工事完成后，为完全保密，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抓来的民夫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注射处死，并焚尸掩埋，战后在大垭口曾发现“千人坑”。

　　至1942年底完成第一期施工。后又以防御为主，对松山腹部阵地加固和扩建。至1944年5月，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松山地区的准要塞式堡垒防御阵地体系：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碉堡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互为侧防。

　　并且，其堡垒为地堡，一般分三层构筑，大致相当于以三层楼埋于山体中。1946年，方国瑜教授曾现地进入日军工事，描述日军堡垒为：“敌堡垒主体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桩，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堡垒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以连接各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亦可移动。且交通壕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并连缀大量散兵坑。部分据点外设有铁线网两三道，纵深4米。随着堡垒阵地群的建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因伪装良好，无论空中还是陆上，均不易查觉也不易破坏。

　　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第89页：“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

　　主堡内有重机枪，子堡及侧射堡内有轻机枪，交通壕内有步枪、枪榴弹、掷弹筒，主堡后有迫击炮。近距离用冲锋枪、手榴弹。使用各种直射、曲射兵器，在阵地前编成浓密火网。接近堡垒是非常困难的。 障碍物及附属设施：阵地前有铁丝网1—3道，鹿砦1—2道，敷设地雷及陷阱。阵地内附设有水管及照明设备。防守松山的日军，利用地形，有计划的编成阵地，利用高大木材，构筑坚固工事。使各个据点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其强固程度，相当于钢筋水泥之永久工事。

　　第56师团第113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56联队1个大队，配属辎重兵、卫生队和防疫给水部队一部，常驻兵力3000人，取名“拉勐守备队”。滇西作战时，原守备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龙陵。松山地区指挥官，即为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当时守备队兵员，共约1340名。该守备队配备有重武装，虽然部队人力严重不足，但火力结构尚称完整。除此之外守备队储备了100日的粮食弹药。并以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弃置的T-26轻战车做为固定碉堡强化防卫能量，除去伤兵与后勤部队，实际完整作战兵力不满千人。

子高地：松山最高处

　　官方统计数字最后显示伤亡7000多人，但实际估算认为，松山的激战导致我方军队伤亡人数应该在一万五千到两万人之间，这显现了松山战役的残酷程度。

松山战役的幸存者

　　一寸山河一寸血，巍巍松山与滔滔怒江，曾经在七十年前目睹了这抗战中最悲壮的战事。

　　阵亡将土墓

　　松山战役简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大国地位，促进了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