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考古学泰斗尹焕章先生 文/唐明

大美中原

尹焕章先生遗照

唐明/一种印迹、一片踪影、一个往事的记存——缅怀考古界泰斗与大师、我的舅舅尹焕章先生

安阳小屯遗址发掘史，其中有我舅舅考古十兄弟之一尹焕章。他参与了第八期之后所有发掘工作，之前，他因整理明、清大内卷宗档案史料，错过了八期之前发掘工作，为河南殷墟甲骨考古文化之大事件。殷墟发现，可以说，代表了一个中国现代考古新纪元之诞生。

著名安阳殷墟小屯遗址——第八次发掘，我舅舅考古学者尹焕章，开始参与，即1934年1月15日至24日。工作人员：刘耀、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等。——没有安阳殷墟小屯遗址发掘，可以说，就没有中国考古学。经过它呈科学体系化的见证和认知，从中走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和梁思永先生；还有“甲骨四堂”之一、我舅舅的先师董作宾先生。包括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尹达（刘耀）、石璋如、夏鼐、李景聃、尹焕章等等，等等。我舅舅尹焕章先生，由于前期整理“清朝大内”档案，没有参与，直到第八期发掘，方与中国——“古考学十兄弟”，陆续加入其中。

做为从此之后著名考古学家，他参加了历次发掘。——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护送大量、成批次“国宝文物”、“历代国史档案”、“书画青铜器”，由北京南下至金陵，直到建国后在南京博物院，进行一系列科学管理、田间考查及研究工作。

当时与之后，关注此事件发生的国内外各界文化精英颇巨，甚至连与之不沾边的马蘅、朱光潜、杨东莼、叶圣陶、齐白石等人，也参与其中。

做为中国考古界闻名遐迩之十兄弟，15次殷墟发掘，除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家外，尚有他们刻意培养的一批青年才俊积极投身于考古事业，并逐步成为中坚力量，甚至是殷墟发掘与研究的中流砥柱。其中以“考古十兄弟”最具代表性。按当年十兄弟的排序分别是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他们于殷墟发掘的不同阶段来到发掘第一线，因年纪相近，志趣相投，因而平时工作、学习时也总以兄弟相称。

到殷墟发掘中后期，因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多重职务在身，不能长期坚守在殷墟，很多发掘工作都是由十兄弟完成的。像石璋如于第13、14次发掘事实上担负起执行领队的职能，第15次更是独立领队。纷飞的战火让十兄弟于1938年来到长沙，国家危亡、前途未卜，他们决定就此一别，石璋如先生动情地记录了他们于长沙清溪阁饯别的情景：参加的人除了十兄弟，还有李、董、梁三先生及几位技工。想想来日分别，前途未卜，大家只能以酒买醉，一口气喝下11杯：第一杯“中华民国万岁”、第二杯“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史语所万岁”、第四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第七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先生健康”、第十杯“梁先生健康”、第十一杯“十弟兄健康”，如此大家醉得一塌糊涂啊！

分手后，十兄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刘（后改名尹达）、祁延霈、王湘去了延安；李景、石璋如、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寻、潘悫留在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尹焕章去延安抗大短暂学习后又到中央博物院工作。1949年后，他们更是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大陆，这之前，祁延霈和李景已去世。留在大陆的刘则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所长，主持大陆的历史和考古研究工作；胡厚宣则成了研究甲骨文的一代宗师；尹焕章仍然坚持在南京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考古第一线，成就斐然，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自杀。去了台湾的石璋如、李光宇、高去寻、潘悫四位，一直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殷墟考古资料的整理，石璋如、高去寻后来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为考古界泰斗级的人物。

中研院史语所，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皇地，在大陆“廿年功名尘与土，八迁所址云和月”。不仅创造了中国考古首个“黄金十年”，还创立了国际汉学重镇“中国李庄”。

中研院史语所殷墟考古发掘团，所谓“战火未到，文物先行”。傅斯年被称为“搬家先生”，而“押运先生”李济的信条是：文物去哪里，人就去哪里，人在文物在。

李济于1948年底押运故宫及中博院文物东渡台海，却未能带走女儿的骨骸匣子，而是托付给中博院（后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尹焕章代为照管。据尹焕章女儿邓嘉嵋怀念父亲的文章：“当时以为此去最多半年，不料从此两岸隔绝。父亲将木匣子秘藏在南博文物库房里，哪知到了1969年，被原中博院一位知情人（与李家很亲近）举报。于是造反派硬逼父亲交出木匣子，连同骨骸一起砸毁了。之后不久父亲便告别了人世。”最后一句话的实情是：尹焕章在学习班上吊自杀。关于中博学人悲剧，人们只知南博院长曾昭燏（李庄中博院总干事）1964年自杀于南京灵谷塔，却不知南博研究员尹焕章（战时在乐山安谷乡守护中博文物）同样死于非命。

尹焕章是著名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之一，参加了殷墟第九至十五次发掘。这十人都是在李济、梁思永直接指导下成长的青年才俊：依次为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耀(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战时他们在长沙“清溪阁”醉别后各谋去路，或奔延安，或去昆明，或回老家，不料在十年内乱中“考古十兄弟”竟成了反动组织。邓嘉嵋的丈夫朱元曙，其祖父朱希祖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和史语所研究员，在故宫午门指导过尹焕章、李光涛整理明清大内档案。而在50年后，朱希祖的孙子娶了尹焕章的女儿。两位后代可谓同命相怜，两人父亲双双死于十年动乱。朱元曙父亲朱偰（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56年挺身而言保护南京古城墙，1957年被戴上“右帽”，于1968年自杀于南京图书馆门前。而祖父朱希祖有一个观点影响了孙子：“编写国史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者为编写民史。”于是朱元曙撰写了《考古十兄弟传》，其岳父尹焕章的“罪名”有三：罪名之一，是“协助民国当局劫掠文物逃台”；罪名之二，是“逃离革命圣地延安”（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数月，因原配拖累弃学回到中博）；罪名之三，是“参加‘考古十兄弟’反动组织”。1968年冬至1969年春 ，江苏省在南京农学院举办文化系统学习班，尹焕章难以接爱无休止的批斗、检查、交代，于3月29日在学习班自缢身亡。而尹的老师李济托付其照管的“女儿骨”被砸毁，成为压垮尹焕章的“最后一根稻草”。

（尹焕章先生亲手签属的南京博物馆保管部工作准则）

今年，是尹焕章先生（1909～1969年）诞辰一百一十四周年纪念，我们将他生前已刊和未刊的著述集结出版，以示对这位考古界前辈的怀念。尹焕章，河南南阳人，著名考古学家，江苏当代考古奠基人之一。早年就读于河南大学，1929年经董作宾先生介绍，尹焕章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在朱希祖、陈寅恪、陈垣等前辈指导下，在徐仲舒先生具体领导下，参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并于1930年由董作宾推荐到北京大学学习。1933年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从此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考古事业。殷墟发掘是尹焕章考古事业的起点，从1933年至1937年，他在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人指导下，先后参加了安阳殷墟第八至第十五次发掘。这期间，还在郭宝钧先生指导下参加了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墓的发掘。那时，他与石璋如、尹达、胡厚宣、高去寻、夏鼐等年轻考古工作者初露头角，日后都成为中国考古界的翘楚。

（尹焕章先生遗著《华东新时器时代遗址》）

抗战开始，尹焕章奉史语所之命，冒死将河南辉县、浚县、汲县等处出土的铜器押运至汉口。1939年转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只身一人派驻四川乐山看管文物，直到1946年冬文物回迁，他又一人押运文物回到南京。在7年的时间里，他保管的文物，在战乱、迁徙中未损一件。1950年3月，中央博物院更名为南京博物院，尹焕章留任为保管部主任，他根据自己常年看管文物的经验，撰写了《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保管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推荐发表，连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1、12两期上，对后来的博物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尹焕章为江苏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先后任治淮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华东文物工作队副队长、郑州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江苏文物工作队第一分队队长，长期在华东地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十余年间，他走遍江苏大地，亲自调查过的古文化遗址占江苏遗址总数的70％，多次主持重大考古发掘。在此基础上，他与曾昭爝先生共同提出了“湖熟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概念，撰写了《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我国东南地区苏、浙、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试论湖熟文化》、《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重要著述。

这次，我们编辑《尹焕章文集》，收录了他1950年以后所有著述，一为考古卷，一为考古日记卷。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财富，尤其是从未刊载过的考古日记，更是记录了他考古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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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唐明，著名作家、学者、诗人、画家、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美术家协会会员，原工作单位河南日报。其父唐戈民国北师大历史系毕业，曾师从于杰出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历任河南日报图书馆馆长、总编室处级检查员、第一张报纸审阅人，被誉为河南日报“全科百书”式人物、有河南报界“活字典”之称；而其舅父乃为著名史学家、安阳小屯殷墟发掘者之一:甲骨文出土重要见证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考古界十兄弟”之一尹焕章先生。其姑父周祯基，为国内著名国文教育家，周恩来之侄（叫周恩来七叔）。唐明先生，博古今通，南阳邓州人，生于郑州。出身于耕读世家；其祖出自尧唐氏，自元至民国均为书香门弟。著有《闻香识玉：中国古代女子闺房脂粉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版)、《香国纪：中国历代闺阁演变》(人民日报出版社版)等书，长篇小说《淘米水》《鼠群》《中午》等；长短诗三千余首，另有《中国兵器史》《中国佛典钩沉》《中西方艺术史鉴》《词语的双翼-中国当代诗家百人谈-对话录》（与人合著）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