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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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位于风景秀丽的长河北岸，是收藏、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石刻文物、艺术的专题博物馆。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局，现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

馆舍位于明清时期皇家寺院真觉寺旧址内。因寺内的金刚宝座顶部平台上有五座佛塔，故该寺也被称为“五塔寺”。民国时期寺庙被拆毁。1951年后五塔寺由西郊公园（即后来的北京动物园）使用。1980年移交北京市文物局管理，成立五塔寺文物保管所，并于1982年对外开放。1987年10月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

馆藏文物共2600余件（套），以北京地区的　石刻、石雕文物为主，包括碑碣、墓志、造像、经幢、石雕、石质建筑构件等类别。众多的寺庙碑、诰封碑、墓碑、会馆碑、唐至清代墓志等石

刻，是北京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中东汉元兴元年（105年）的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柱及石墓阙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文字石刻。《诒晋斋帖》 《敬和堂帖》等帖石是明清书法艺术的珍品。

馆内基本陈列为“贞石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展”，分为露天展区和室内展厅。拓片传习室常年开展拓片表演及互动。金石书院每月开展公益文化讲座。博物馆每年举办“五色五香——五塔寺端午文化嘉年华”等文化活动，并推出多项临展、巡展。

围绕石刻文物文化和科技保护，石刻馆先后开展了多项科研课题，出版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石刻拓片编目提要》《新日下访碑录》等学术出版物。依托本馆的藏品资源，设计开发了“佛足”“初心”“美石美刻”等独具特色的系列文化创意产品。

石刻馆四季风景皆美。金刚宝座前有两棵600岁的雌银杏树，树干虬劲，枝繁叶茂。秋天银杏满树金黄，古树、古塔相映成辉，每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是最佳观赏期。

参观导览图

真觉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文献记载：当时有位西域来的高僧室利沙，给永乐皇帝敬献了五尊金佛和一座金刚宝座的规式（模型），朱棣赐地为其建寺，寺名“真觉”。清代为避雍正皇带“胤禛”名讳，改称“正觉寺”。民国时期寺庙被拆毁，仅金刚宝座及少数殿宇、碑刻辜存。

清乾隆时期，正觉寺两次被乾隆皇帝选作为其母祝寿的场所，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改造，寺院达到极盛。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也就是后来的崇庆皇太后，是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的原型。

乾隆十六年（1751）崇庆皇太后六十大寿，宫廷画师绘制了总长百余米的《万寿图》，描绘了昆明湖至紫禁城沿途设置的庆寿景点、迎驾官员和皇帝仪仗等欢庆场景。

真觉寺内中轴线上的金刚宝座建成于明成化九年（1473），内为砖砌、外部包镶石材。下部宝座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8.33米：东西宽15.73米，平均高8.83米。顶部有五座石质密檐式佛塔，中央大塔有十三层，高12.83米，周围四座小塔为十一层，高10.18米。塔顶还有乾隆时期所修的一座琉璃罩亭，造型为天圆地方式。

金刚宝座台座之上建有五塔的型制是仿照印度释迦牟尼得道处菩提迦耶寺的大塔，但其建筑结构大量采用了仿木斗拱、筒瓦、滴水、檐椽及藻井等中式建筑元素，雕刻采用中国传统的石雕技法。金刚宝座外部遍饰各种宗教题材的雕刻，塔身上下共有1561尊佛像，还有六拏具、四大天王、降龙伏虎罗汉、八吉祥等图案及藏文、梵文，多来自于

藏传佛教。《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重阳日，北城居人多于阜成门外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

真觉寺金刚宝座融合了中印两种建筑风格，有着堪称明代艺术杰作的精美雕刻，被梁思成称为同类型建筑中“最杰出最重要的实例”，林徽因盛赞其“具体地表现出祖国劳动人民灵活运用外来影响的能力，他们有大胆变化、不限制于摹仿的创造精神”。1961年真觉寺金刚宝座（五塔寺塔）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刚宝座上的石刻

塔西侧古银杏树树龄已近600年，与塔同龄，为一级古树。

金石走廊

金石书院的金石讲堂

金石书院的传习教室和金石雅集

真石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展

北京地区有着极为广泛的石刻文物资源，石刻遗存分布面积广，品类齐全，数量众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位于今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遗址、房山镇江营遗址、平谷区上宅遗址、昌平区雪山遗址等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为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作为唐代以前的北陲重镇和辽金以来的国家都城，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皇朝帝都，又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石雕、摩崖、碑碣、墓志、帖石。先人用智慧的双手和一把把铁凿、雕刀创造了类型多样、制作精美、形制壮伟、内涵厚重的“北京石刻”，在幽燕大地留下了人类文明的轨迹。

室外综合碑刻区

本区展出了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碑刻26座，包含修桥、补路、治河、兴办教育等内容，其中不乏丰碑巨制，例如清普胜寺创建碑和重修碑为体型巨大、造型少见的卧式碑，清雍正御制广宁门外石道碑高大壮观、雕刻精美。

普胜等创建碑——清顺治八年（1651）十一月立。碑卧式，僧帽顶，首身高247cm、宽383cm：厚45cm，方座高97cm、宽447cm、厚101cm。宁完我撰文，希福校定，罗米书写满洲字，沙里书写蒙古字，杨振麟书写汉字。碑阳满、蒙、汉文合壁。碑阴镌营建普胜寺官员及工匠题名。原址在东城区东华门南河沿。普胜寺民国时为欧美同学会

所在地。2014年曾获美国美银美林银行全球“艺术保护频目”资助修复

普胜等寺重修碑——清乾隆九年（1744）七月立。碑卧式，僧帽顶，龟趺，下有海墁。首身高237cm、宽380cm、厚59cm，龟趺高96cm，宽404cm、厚283cm。额篆“御制”。碑阳满、蒙、汉文合璧，记述了藏传佛教的意义及重修普圣寺的情况。励宗万撰文，班第校定，永泰写满洲字，戴临写汉字。碑阴为营建普圣寺官员题名，多为户部及内务府官员。原址在东城区东华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内。2014年曾获美国美银美林银行全球“艺术保护项目”资助修复。

宗人府颁恩碑——清乾隧六十年（1795）。碑方首，阳阴面浮雕云龙纹，碑身残缺上半部，阳阴边框刻卷草纹，两侧浮雕云龙纹。碑文满汉合璧。碑出土于上世纪80年代天安门广场纪念堂工地，国家图书馆藏碑全拓。

文昌帝君阴騭文碑——清嘉庆四年（1799）二月。无首座佚，碑身高164cm、宽80cm、厚21cm。首题“文昌帝阴騭文”。邵瑛书丹，碑原在宣武区储库营

胡同15号太原会馆。邵瑛（1739-1818），字桐南，号瑶圃，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进士第二名，擅长书法。有《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传世，帖石今藏于本馆。

西晋会馆碑——清乾隆四十－年（1776）六月。碑方首方座，首身高174cm、宽66cm、厚23cm。额题“西晋会馆”，首行题“盖闻圣王之制祀典也法施于民则祀之”。郝振都撰文，戴联奎书丹，仝会弟子敬立。碑原在海淀区青龙桥厢红旗东。

宝塔寺礼部剳付碑——明正统十三年（1448）十 一月十五日立石。碑螭首方座，首身高320cm、宽92cm、厚23cm，座高69cm、宽108cm、厚51cm。额篆“圣旨”，首题“钦赐礼部札付碑记”。碑文记礼部奉敕札付宝塔寺主持僧德玩，将该寺原名“宰塔寺”赐名为

“宝塔寺”。该札付在礼部档的编号为“礼字拾肆号”。碑阴额篆“万古流芳”，首题“敕赐宝塔寺住持德玩同合山僧众口口芳名碑”，碑文刻宝塔寺住持德玩同僧众的题名。碑原址在西城区

阜成门外南礼士路月坛西夹道宝塔寺。

石供桌——清早期。整体承长方形，高112cm、宽222cm，厚111cm。上下口沿饰团莲花与暗八仙、杂宝。上下枭莲瓣。束腰饰二狮戏绣球，狮立姿；两

侧浮雕二狮披发；四角宝瓶。下部圭角云纹。桌面四框开光，卍字纹及花卉，框芯四角岔角花，居中浅浮雕云鹤纹。

火焰宝珠石雕——明清之际。高90cm、宽120cm、厚43cm。石坊顶部所置火焰宝珠。周身满饰祥云，底部四周饰海棠线，造型为火焰宝珠形，上尖、中宽、下收。其上部穿孔系后改作。馆藏品。

石洗——清（1644-1914）。长131cm、宽95cm、高89cm。青石质地。平面呈莲花形。上下分两部分，即盆与座。整体以曲线造型取胜，变形莲瓣。盆部带平底托，座部为四层叠涩式造型，底饰圭角云纹，局部有残缺。2003年，西城区廉子胡同工地出土。

室外寺观碑刻区

北京地区寺观的碑刻数量众多，记述了寺庙庵观的建置、沿革、修缮及宗教活动等。本区域陈列北京地区寺观碑刻33

座，隆福寺双碑、大德显灵宫双碑等，对于研究北京地区宗教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宝禅等寺七字真言碑——明崇祯十七年（1644）前。碑方首抹角，座系后配。首身高200cm、宽69cm、厚22

cm。碑身居中书“唵悉怛多般怛啰”七字（即大白伞盖观音咒）。大字旁原有碑文数行，已被人为磨去，仅可辨“塔院”及“勒碑于后”等字。阴面字迹亦被磨去。碑原址在西城区西四北八条（原西城区武王侯胡同）。

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首身高340cm、宽102cm、厚38cm，座高88cm、宽133cm、厚65cm。首题“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永远传代香火碑记”。周锵撰文，周道洽书丹，张翱、张翔镌刻。碑文记载明崇祯年间延寿寺修缮情况。碑阴线刻须菩提长老画像，唐代王翰画，周道洽重摹，如琳识。碑一侧刻题记。碑原址在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

御制隆福寺牌碑——清雍正三年（1725）十月十二日，碑螭首龟趺，首身高536cm，宽169cm，厚50cm，龟趺高126cm，宽185cm，长370cm。额篆“敕建”。 首题“御制隆福寺碑文”。清世宗胤禛御制。 碑文满汉合璧，记述清雍正年间重修大隆福寺的情况。碑原址在东城区隆福寺内。

重修宣武门外老墙根白衣庵碑——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中浣立。仅存碑身，身高277cm、宽115cm、厚34cm。额题“十方丛林”，首题“重修宣武门外老墙根白衣庵碑记”。黄云鹏文并书丹，昌宏镌刻。碑文记述重修白衣庵的原因及经过。碑原址在宣武区诚实夹道玉虚观旧址。

六角须弥座——清（1644-1911）。 高80cm、面宽58cm。上口沿框内饰卷莲纹，束腰转角处雕宝瓶。瓶与瓶之间所夹的六面，镌刻着“真定府冀州安乐社黄村居住”下口饰杂宝。

室外陵墓石刻区

按照我国古代礼制，在陵墓的一定部位放置不同数量和形制的石刻，用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尊严。本区展出了

28座陵墓石雕石刻，其中石象生、石翁仲、封冢刻石等位于地上，是墓主身份的象征。石享堂、宝座等作为墓主的“宫殿”设施陪葬于墓室之内，仍不失奢华。石供桌、石五供等则在墓之上下皆有所设。

石翁仲（文官）——明代（1368-1644），高180cm，宽80cm，厚50cm。

石翁仲（文官）——明代（1368-1644），高277cm，宽90cm，厚57cm。

石翁仲（武官）——元代（1271-1368），高314cm，宽99cm，厚67cm。石像高大威猛，庄严凝重，两眼平视，颔下胡须。头顶战盔，身披铠甲，腰间束带，足蹬战靴，外罩战袍，胸前腰下蔽黼鱼鳞甲。双臂自然弯曲，交手于腹前，双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拄鞭及地。1995年北京海洋馆工地出土。

石翁仲（武官）——元代（1271-1368），高312cm，宽100cm，厚66cm。梁冠，朝服，腰间束带佩剑，云头靴。1995年北京海洋馆工地出土。

石虎——元代（1271-1368），长93cm，宽50cm，高148cm。单只失配，体量较大，背部稍屈，身取坐姿，闭嘴立耳，前胸肥大。胸以下四肢及尾部以浮雕形式镌刻。

石华表柱——清代（1644-1911）。单件失配，仅余柱身，缺吼佚座，盘落板脱。鱼籽石质地。柱身底部雕海水江崖及地仙、怪兽、荷叶、池塘。柱周身满雕出没于荷塘的一大三小四条龙，周围还伴随有荷花、菡萏、莲蓬、宝珠。小龙做升腾状，大龙则自上而下垂首正面雕，龙头顶部饰兽面。征集于原崇文区玉蜓桥花鸟市场。

玄宫宝座——明代（1368-1644），高111cm，宽175cm，厚78cm。这是一座王爷级的玄宫宝座，虽然体量不大，但其特征明显，结构比例依木作罗汉床制作，三围式，须弥座，靠背，扶手等柱头饰以宝珠，祥云圆雕。

雕松鹿纹石香炉——清代（1644-1911）。高142cm、宽82cm、厚74cm。此系五供中供。仿真铜香炉雕琢。侈耳、圆腹、虎足，耳饰宝相花，口沿及腹饰缠枝花，颈饰回纹及圆涡纹。石“供”呈圆柱形倒角，周身浮雕松、竹、梅、兽、鹿、羊、猴与场景等，下蚀福山寿海，皆寓意吉祥美好。采用虚实结合、变形抽象、露隐相间的表现手法。

显亲王富绶石享堂——清康熙十四年（1675）。汉白玉质地，石仿木结构，高230cm、长340cm、宽340cm。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间间以龙柱相隔，计有12根盘龙柱、24扇仿木石门。盝顶式屋面，檐下飞、椽错落，

椽头饰花卉，封护檐饰如意卷边。须弥座式台基，仰覆莲、束腰处云龙纹，最下部饰圭角云纹。该石享堂系清初八大铁帽子王和硕肃武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第三子显亲王富寿墓葬石刻。1970年左右，朝阳区架松村肃王坟出土。1987年征集。

三面雕石供座——清代（1644-1911）。高83cm，宽126cm、厚62cm。须弥座式，口沿浮雕团莲花，上下枭、束腰，正面二龙戏珠，侧面公狮戏球，母狮抚幼狮。下沿饰团梅花，圭角云纹。右侧立框沿刻“福德庵住持僧寂睿虔造。德胜门外福德庵遗址出土征集。

印心玺公和尚灵塔——清代（1644-1911）。圆攒尖顶，宝珠残缺；塔身八面，八角须弥座，仅存上枭。通高238cm，大棱宽45cm、小棱37cm。塔身正面题“圆寂上方山大悲堂上开山第一代住持传曹溪宗三十八代印心玺公和尚灵塔”。上方山在今房山区境，大悲堂为上方山的一座殿宇，印心玺公系大悲堂重开山第一代大和尚。幢原址在海淀区西八里庄北洼路。

墓冢复原——明代（1368—1644）。 直径332cm、 高102cm，该复原仅据现有刻石恢复成半圆形封冢。虽然不很完整， 但表现比较充分。画面刻划的是道修炼欲仙的场面，主人公长须披发踞于山子座上。假山座下内敛，浮雕驯服于主人的鹿与龟，两旁除道童外侍立八仙人物，周围上下、左右雕刻姿态各异的神仙人物达十数人，从其身材大小、所处位置、眉宇表情、肢体动作上， 都可以看出与主人的从属关系。馆藏品。

北京石刻文化展

公元1804年的初秋（嘉庆九年八月），大清嘉庆皇帝命军机大臣给成亲王永瑆送去御旨，喻令这位精专书法的兄长将平日所书自行选择摹勒刻石，

因永瑆家藏晋陆机平复帖为斋名，故以“诒晋斋”为卷峡，刻成《诒晋斋法书》行诸海内。这一发起自皇宫的文化工程，由成亲王奉旨主持摹勒刻帖，持续于嘉庆、道光数十年间，以永瑆书写、临摹、收藏的历代名家墨迹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当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如获至宝。

展厅内展示了十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石刻

石破天惊——从石头到石刻

“火成岩”、“沉积岩”、“变质岩”等大自然的岩石，坚固易得、加工便利，早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即已得到应用，那就是我们发现的早期石刻。正是由于人的作用，天然的石头变成了石刻，并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创造出异彩纷呈、类型多样的石刻形式，或独立造型、或多件组合，构成了人类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石出山记

生产生活用具

装饰艺术品

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刻——东汉元兴元年（105）造幽州书佐秦君墓阙石刻共计17件，其中包括神道双柱、雕螭双础、阙顶、柱形构件等。柱额隶书题“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残柱上端镌刻《乌还哺母》文，并有浮雕螭虎，平雕青龙、朱雀、门吏等，它的出

现是汉代厚葬风俗的一个明证，阳刻柱额为后世篆刻的楷模，柱铭《乌还哺母》开启了北京地区碑刻之先河。1964年石景山区老山出土。

凤戏牡丹石抱框——元（1271-1368）。凤戏牡丹图案，上残，残高242cm、宽30cm、厚29cm。偏白色大理石质地。该件门框雕刻的图案以风为主，以莲类植物衬托。三只风凰上下翻飞，缠枝莲花映衬左右，门框下端浮雕了一只花瓶，给人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感觉，花草之美以至于把风凰招来。上世纪6、70 年代北京城市改造工程中出土，该石刻曾作为明城墙填充物。

太子戏莲石抱框——元（1271-1368）。太子戏莲图案，上截残断，残高233cm、宽29cm、厚28cm。偏白色大理石质地。“太子戏莲”是自宋代以来比较常见的图案之一，在狭长的石表雕刻了姿态不同的三个“太子”，或被莲枝环绕，或执莲而舞，或拥莲而痫寐。在太子的周围装饰以莲花、缠枝、莲蓬、菡萏等，在最下端饰以山子图案，给人以稳重踏实的感觉。上世纪 6、70 年代北京城市改造工程中出土，该石刻曾作为明城墙填充物。

爱奥尼亚式柱头——清（1644-1911）。高 45cm、宽70cm、深60cm，偏白色大理石质。西洋式建筑构件，上部盘状侈口，周身多层浮雕器物、花卉。

科林斯式柱头——清（1644-1911）。高47cm、宽62cm、深59cm，偏白色大理石质。顶部六面雕花环与缠技，下部雕蕉叶形纹饰，中部雕花环等，其下衬以联珠纹。

抱鼓型门墩——清(1644-1911)。高 68cm、宽 30cm、长 59 cm。抱鼓门墩一对。大鼓上伏小兽，鼓芯浮雕花卉，鼓面饰鼓钉，鼓前刻宝相花。鼓下以双小鼓为大鼓骨架，双鼓间以荷叶为锦铺，承托大鼓，骨架以下再饰锦铺，垂须弥座上，长枕中部凿沟槽，以受门槛。长枕的后部凿海窝以立门轴。馆藏品。

状元石——清（1644-1911）高62cm、宽24cm、长40cm，平行镂空高 30cm、宽 17 cm。长方体，居中镂空，花瓶形。上顶部双钩如意二字，其他素面无纹饰。明清进士考中状元后，宅前常置此物，示文不忘武之意。馆藏品。

佟国维夫妇墓坊石额——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高60cm、宽339cm、厚28cm。白色大理石质地。阳面榜书“仁善谨恪”，阴面“宿德壶范”

清圣祖玄烨御笔，分别是对佟国维与夫人品行的赞美。两面均上部居中钤“康熙御笔之宝”，榜书两侧以纵向平雕缠枝纹为界栏。石额系清初重臣、国戚悠佟国维与其夫人何奢礼氏墓石牌坊的横额。石额原在朝阳区佟家坟，上世纪50年代征集到文物工作队，后转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雕云龙石券门——清（1644-1911)。高 155cm、宽 272cm、厚 34 cm，每段均长 58cm。该石系无梁殿等建筑的门券。由 7件石雕组成，石表雕饰云龙，各有不同，居中龙门石雕正面龙一

条，两侧四石雕二龙戏珠，最下二石雕寿山福海祥云，云龙均雕于框内，石与石相连之处内券饰瓣尖形。馆藏品。

“薛仁贵征东”故事刻石——明（1368-1644）。五幅屏式嵌墙刻石，通宽210cm、高49.5cm、厚均8cm。每屏为一个单元，上下分四栏，上三栏雕刻故事情节，底栏均雕不同方向的狮子造型，框下再雕以宝相花卉。背铭镌刻诗文两首，提及“应梦贤臣”、“薛礼白袍”、“白袍救驾”、“九天玄女”、“淤泥河救主”“唐太宗”、“白虎星”、“雪花骢”等等。此刻石是民间石刻的珍品。

翼兽——唐（618-907）高140cm、长79cm、宽70cm。圆雕手法、三角形躯、半兽半鸮，前爪似兽，后爪为鸮，鼓腹蹲踞，颔下胡须，披发于后，身生双翼，1982年出土于丰台区王佐乡刘太庄，专家推测为史思明墓神道石像生。该唐代石翼兽为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年代最早、墓主等级最高的石雕。

金陵石坐龙——金（1115-1234）首残缺，残高76cm、宽30cm、厚53cm。石龙呈犬坐状，团身侧视整体成三角形，周身鳞甲，前后似兽足，头断残。房山金陵遗址出土。

石麒麟——明(1368—1644)。绿砂岩质地。长 83cm、宽 22cm、高63cm。圆雕满雕，立式走姿。其鼓目似有所视，张嘴似有所吼，耸耳似有所听，弓背似有所蓄，举足似有所奔，翘尾似有所动。整体来看，动感十足。馆藏品。2014年曾获美国美银美林银行全球“艺术保护项目”资助修复。

息水兽——明（1368-1644）。高 80cm、宽 118cm、厚 70cm。体量较大，形象威猛。异兽高浮雕，顶饰鹿角叉，面目狰狞，骨骼突出，双目圆睁，眉

头紧拧，披发中分，前爪趴伏外露，息水兽置于桥梁、水窦等券脸中部，作为龙门石，具有止息水患的象征意义。此物征集于西城区北海后门附近，原在石桥中孔上嵌置。

桥头兽——明（1368-1644）。高109cm、宽37cm、长101cm。石兽一对，形象相近，仅有尾部稍异。兽取坐姿，前腿镂空雕，双目平视，顶出龙角，披发飘逸，背倚山子座饰祥云，爪下座饰海水、江崖，尾巴分别盘过臀部绕于内侧。周身以线刻饰斑纹，此兽原立桥头，起雁翅抱鼓石的作用，绿砂岩雕琢，今已残损严重。2003年征集于西城区旧帘子胡同。

塌腰石狮——元(1271-1368)。俗称塌腰狮子，首高 74cm、肩宽 35cm、身长 74 cm。狮子的造型别致，一反普通蹲踞状狮子常态，背部自然下凹，肩首偏向右侧，两前腿相对立，右腿稍屈，爪下踩元宝；双后腿贴伏于臀部两侧，夸张的尾稍曲线优美地由臀下出右腿、逶迤至座侧立面，整体显得舒展自然。偏白色大理石质地，馆藏品。

“官”款石虎——金（1115-1234)。高 110cm、宽 42cm、厚 50 cm。汉白玉雕刻。虎身接近直立，双目平视，上下唇合拢，双耳后附，胸部较大，前腿直立，虎爪有力，后腿曲屈，尾巴盘绕，周身无装饰，底座素面斧剁，肋胁处雕以楷书“官”字。客观上证明了它的身份。上世纪海淀区田村出土。

石犀牛——唐 (618-907)。长 54cm、宽 23cm、高 28 cm，大理石质地，上世纪7、80年代出土于丰台区永定河床淤沙之中，后征集到石刻馆。该牛整石雕琢，脖颈粗壮，牛首低垂，巨吻触地，双耳前附；尾稍盘曲，四蹄肥硕，腿部镂空，错步而趋。额顶上下双角，身饰锦铺甲胄；虽体小而颇显威猛，固磐石而蠢蠢欲动。

石羊——金、元。高120cm、宽54cm、长125cm。卧式，三角头、大盘角、双眼皮、唇外翻、大尾绵羊、身驱肥硕、骨骼不显，头首及腿部写实。

前后腿均向内曲，以示驯顺。征集品。

东汉石人——东汉（25-220）。身高150cm、胸阔50cm、座高20cm、最宽110cm、最长80cm。石人立姿，青石质地，扁平脸，双吊眼，头戴网帻，身着长袍，双手拱于胸前，素面长板，又名“捧盾石人”或“桎梏石人”。石

人雕刻朴拙，背腰之下几乎天成，随形底座，自然质朴，丰台区永定河河床出土。2014年曾获美国美银美林银行全球“艺术保护项目”资助修复。

北魏太和造像（复制品)——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造，又称“阎惠端造像”。通高225cm。背屏式、高浮雕。正面雕一佛二菩萨；背面雕化佛124尊，下部刻题记及捐资人名。造像原有

着彩。原在海淀区车耳营，1998年失窃，半年后追回，已被损坏。目前原件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赵俊兴等造像碑——东魏天平三年（536）四月。残高140cm、宽57cm、厚

22cm，碑首、座俱失，今座后配。开龛剔地起凸雕一佛二菩萨，佛施无谓与愿印，龛左、右、上部线刻花饰，项部双龙缠绕，两侧及下部刻题记。碑明上方锈佛像一驱，两侧和下方线刻供养人及题名。碑身两侧均线刻供养人画像和题名。该造像碑为传世品，1985年出首都博物馆调拨。该碑系赵俊兴等一百余人为祝皇帝万岁、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出现太平盛世而造。

武周造像——唐武周时期（690-705）。高70cm、宽 46cm、厚18.5cm。正面剔地开龛，龛内起凸雕一佛二僧二菩萨，佛踞金刚座上，身披袈裟右袒，

施无畏与愿印。高肉髯，方颐广额，宽肩窄背。阿南迦叶、观音普贤、足凳莲台、侍立两侧。佛菩萨项带背光。下部雕二狮护法。左右侧及背面镌刻题记，文中多有则天造字，如“国”、“年”、“月”、“日”等。征集自河北。

潘景晖等造像碑——北齐天统五年（569）四月，卞印建。螭首，补配方座，首身202cm、宽112cm、厚30.5cm。碑身联额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二兽，佛跣足立方座上，大衣披肩，头顶花冠，胸前饰璎珞，施无谓与愿印。两翼雕

胁侍立于莲座上，座前雕蹲狮护法。主尊采用高浮雕手法。该碑为袁世凯旧藏，袁氏获于彰德（今河南安阳），运至中南海收藏。1985年由首都博物馆调拨石刻馆。

宝塔寺塔佛造像——明（1368-1644）。高66cm、宽124cm、最厚29cm。三塔夹两佛并立于莲花座上，方塔重檐正面开双扇龛门，宝珠顶、莲花屋面。二佛结跏趺坐于各自的莲座上，大衣披肩，胸前束裙，螺发顶严，右侧佛做禅定与愿印，左侧佛双手结禅定印。此造像原在西城区宝塔寺中，宝塔寺塔为六角楼阁式，此石原应六件，贴砌塔身，上世纪50年代拆塔时保存下来。

行龙牡丹栏板——元（1276-1368）高50cm，宽120cm。此栏板中间断裂，浮雕行龙、牡丹，龙似有游走之态，故称“行龙”。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金陵行龙栏板——金（1115-1234）。长137cm、高52cm、厚17cm。呈平行四边形，上、左、右边框雕卷草纹，下边框雕回纹，框心内浮雕双龙、牡丹，二龙做同一方向的奔跑状，张牙舞爪，前龙回首，后龙前趋，动感极强。房山

区大房山金太祖陵墓神道出土。

丹陛石——清（1644-1911）。残右上段。残高131cm、宽128cm、厚22cm。平面成矩形边框雕缠枝莲、框内浮雕海水、波

浪、江崖、寿山、仙草，左上角断残处犹见龙之一爪，多层雕刻、层次感强。1998西城区石驸马大街征集。

妇人启门石雕——金(1115-1234)。高90cm、宽71cm、厚13cm。门楼雕瓦垄，正脊两侧雕鸱吻，檐下饰斗拱三朵，一斗三升，对开大门，菱花窗，有妇女推门半掩，似有所望，鼓墩式柱础，为墓葬内玄宫后壁石雕。此石系明城墙填充之物。

双狮柱础——清（1644-1911）。宽67cm、长51cm、通高33cm。白石质地。双狮相向伏卧于覆盆式柱础两侧，口中各衔绶带。设计巧思，为原本单调的柱础增添了灵动的色彩。征集于原崇文区玉蜓桥花鸟市场。

残翁仲头像——宋（960-1279）。残高38cm、宽23cm、厚36cm。翁仲首，身驱断缺，顶冠插簪、面部丰腴、下巴肥大、眉清目秀、鼻直口方、耳大有轮、莲花眼、双目微合、耳后冠下，以阴线勾勒发际，白色花岗岩质地。征集品。

佛头——元（1271-1368）。残高 57cm、宽 35cm、厚 35 cm。高肉髯，顶严宝珠，丰额广颐，． 鼻直口方，柳叶眉，莲花眼，人中凹痕，鼻梁断残，双耳垂肩亦断残。馆藏品。

着彩真武像——元(1271-1368)。残高167cm、肩宽76cm、厚93cm。坐姿，头部断缺，披发跣足，右腿盘曲，左足踏地，身着道袍，右手仗剑挂拄地。像背部有铭文，座前部浮雕海水江崖和龟蛇缠绕的玄武形象，原有彩绘基本脱落。1998年，西直门立交桥东南国二招宾馆出土。该石像为元代的道教造像，弥足珍贵。

浮雕南海观音石门——清（1644-1911）。高220cm、宽61cm、厚5cm。观音身着交领长袍宽裙立于莲花台上，面容姣好，眉目清秀，高髯云髯，面向左偏，左手捧净瓶于胸前，右手持杨枝上指，身段婀娜，垂带当胸，袍袖飞扬。

项光如满月，线刻火焰纹，底子云纹亦阴线刻出。石门上部横、竖书刻“佛光普照”、“南海观音”。砂岩质地。2000年于宣武区文管所征集。

雕朱雀石板——北朝 (386-581)。高 64cm、通宽95cm、厚 12 cm。石板上浮雕朱雀一对，相向立。朱雀舞动双翼，一爪抬起，一爪着地，造型优美，动感强烈。征集品。

雕夜叉石板——高 70cm、宽 130cm、厚 12 cm。浮雕夜叉石板，石板横式，居中磨薄成孔。起凸雕两夜叉。夜叉屈肢相向立，面露狰狞之色，张嘴抵舌，鼓目拧眉，背饰飞羽。一夜叉手持兵器，一夜叉裸露身体。石板以火焰宝珠、宝相花卉为底纹突出了画面的主题，两夜叉又通过不同的姿势和装饰等细节，塑造了各自的特性。传世品，年代待定。

角狮一组——元（1271-1368）。有四只，长30-50cm、宽35-46cm、高 23-28 cm不等。 此类石狮原应置于筑月台转角处，具有震慑、装饰及标志等级作用，成对摆放，多为卧狮或母狮携幼狮造型。雕刻生动活泼，摇头摆尾，张嘴吐舌， 姿态 不一。上个世纪西城区后营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后征集到石刻馆。

汉画像石——东汉（25-220）。残高100cm、宽37cm、厚27厘米。此石方柱形，上部断残，仅相邻两面有做工，其他两面素面。主画面雕伏羲、女娲，人身蛇尾，表阴阳之始。相邻一面刻绶带穿环纹，底子纹为斜向交叉斧剁痕。雕工朴拙、剔凿明显。2013年，北京东城区市民史和平捐赠。

雕花八棱经幢构件——辽（916-1125）。底径 67cm、上径 48cm、高 25cm、每面宽 28 cm。经幢构件八棱形，项部起素面圆台，肩部浮雕宝相花，四面开光、内雕伎乐飞天，另四面素面无纹饰。馆藏品。

韦陀像——五代（907-960）。残高67cm、宽25cm、厚21cm。头束战巾，双手拄鞭，左手在上，右手在下。胸前束裙，披肩于背，袍袖下垂，衣纹做阴线刻。该石像意态安详，现眼观鼻、鼻观心之象。双腿下部残缺，红砂岩质地。馆藏品。

天王像——宋(960-1279)。宽 74cm、残高 120cm、厚 42 cm。身着明光铠，高束发，双腿残断，左手屈肘，有所执持，右手拄腰，五指分开。披肩、束腰、护心镜、蔽黻、战裙、护膝，齐备。该相面部骨骼突出，牛眼蒜鼻，方颐大口。鱼子石质地。馆藏品。

弥勒造像——五代(907-960)。高 126cm、宽 55cm、厚 43 cm。佛披袈裟，腰间束带，双足垂地，坐于宝座之上。螺发圆领，面容安详，鼻直口方，双耳垂肩，双目微合，嘴角微挑。左手手心朝下自然下垂，右手褪于袖中。宝座镂空雕，四角力士托举，壶门内浮雕伎乐天等。此为天宫弥勒造像，红砂岩质地。2000 年 3 月征集于天安门管理处。

定光佛舍利塔刻石——明正统年（1436-1449）。刻石五件，阴线刻。

刻石一：高43cm、宽80cm、厚17cm，右上左行书“明正统年造”，次行右行书“大明正统年造”，左侧题款“定光佛无量宝塔”，其上左行横题“南无过去定光如来舍利口”。描写了无量光佛结蹦跏趺坐，手施禅定印。左右胁侍菩萨,双手合十，侧身相向。

刻石二：高36cm、宽35cm、厚17cm，观音左手净瓶，右手杨枝，右上款“观音菩萨”。

刻石三：尺寸同刻石二，菩萨手持花卉，右上款“大势至菩萨”

刻石四：尺寸同刻石二，韦陀双手合十，横持双鞭，右上款“韦驮尊天”。

刻石五：高54cm、宽35cm、厚13.5cm，右上一尊者带头光，左下童子作拜揖状。

此五件刻石实为明代修塔甃石，线刻艺术精品。

1976 年唐山地震时，该组刻石发现于通县次渠麦庄塔。

浮雕婴戏图鱼洗——清（1644-1911）。圆钵形，高41cm、直径111cm，汉白玉质地，补配座。根据其形制、特点、图案等分析，专家们普遍认为，它是乾隆时期圆明园式之物。四周随盆形外面雕刻开光图案四组，以传统“

百子图”为素材。特别是其中一组，系一老者观看三位儿童嬉戏的场面，图案中的小车极似今天的滑板，高高跃起的童子似乎在做“跳板”。“文革”期间征集于西城区小石作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