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隶：官方书法，不失笔法

田泮

　　《里耶秦简》多为木简或木牍，文字是毛笔墨书的秦隶，也有一部分篆字。

早在里耶秦简出土很多年以前，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文中指出，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采用了隶书。

著名学者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论》也明确指出，秦王朝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全国的文字。

里耶秦简的出土，以实物证实了隶书是秦代的官方文体。

　　2002年，湖南省计划在酉水下游建一座水电站，考古工作者先行一步在里耶镇进行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四座古城遗址，其中战国秦代古城保存完好，在一座古井中发现了大量的秦简，其数量有36000余枚，约20余万字，这就是“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字迹清晰，属于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字体，似篆似隶，可称隶变或古隶，是秦隶的代表之作。

　　《里耶秦简》作为先秦简书的代表之一，工整、随意的写法兼而有之，“或精谨或散淡或古朴或秀丽”，绚烂多姿，使我们一窥当时人们的日常书写的原貌。

　　里耶秦简书写风格：

一是相较于龙岗简更为古雅偏于小篆的的写法，这类数量占据百分之五十多。

二是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偏于隶书的字体；这类简牍占总数量的百分之四十多；

三是少量以楚文字笔意写秦篆的作品。

从字体演进的角度而言，这三种风格可以统称为古隶或者秦隶。

　　里耶秦简中，每于正式内容记载完毕，均有“某手”二字，如“敬手”“欣手”“嘉手”等，“某手”即某人亲笔手书，应该说这是墨书文字有落款的先河，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有明确落款的墨迹。

　　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出土了“云梦秦简”。这是最早见到的秦隶真迹。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隶书以简洁的书写方法被广泛地使用，已成为秦代书写的主流书体。

　　在中国书法史的论述中，已经习惯将简牍、帛书、瓦当、残纸统称为“民间书法”。

　　民间书法与官方书法，相比较而存在，对立互补而发展。

　　在历史上二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都属于官方书法范畴。而大量的简牍，敦煌抄经，汉砖瓦当文字等都属于民间书法之列。

　　秦代简牍书法归属官方书法。

隶书源于何时，谁人所为，古人多有妄论。

许慎认为隶书源于秦始皇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张怀瓘在《书断》中说：

“案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字，故曰隶书。”

蔡邕《圣皇篇》、江式《论书标》、徐锴《说文系传》等文中都有一种传统的观点，他们认为隶书为徒隶程邈所作。

现代学者在编著书法史学时，大都依从旧说，把隶书始于秦始皇统一之后，并由隶人程邈所作说成铁律。

　　里耶秦简的出土，让秦简牍史料极大丰富。它与《青川木牍》、《云梦秦简》、《放马滩秦简》、《汉帛书》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隶书发展史料。

时间上从处于战国时期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至汉代，都是隶书发展、成熟的时期。

　　隶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字体，这点从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的《青川木牍》来看可以应证。

秦和其他六国在这一时期都在经历由篆向隶书转换的一个“隶变”时期。

　　真正历史面目应该是：隶书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秦和其他六国对“篆引”笔法进行简化，经历长时间“隶变”，并经过有效地整合而发展完善的。

　　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含有歧视意义的字体，在秦时并不称为隶书，是以便捷的秦书“手写体”在官方和民间广泛流传。

隶书之名则出于汉代，带有强烈的贬低之意。《汉书·艺文志》云：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旨在消除六国异体，并没有禁止秦国在统一前就流行使用的古隶书的使用，秦隶以便捷的书写方式被秦广泛使用，并成为秦官方的实用“手写体”。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隶书以简洁的书写方法被广泛地使用，已成为秦代书写的主流书体。因此，秦代各郡县官方文档广泛使用古隶书作为官体文字是历史的真实景象。

论隶书

文/陆维钊

　　隶书“《说文·序》谓：‘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又曰：‘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时有六书，四曰‘佐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据此，则隶书起于秦始皇时。盖因社会情形复杂，文书需要增加，为适应环境，不得不对于古文加以改良，而成此一种简笔字。料想秦时初写，当如今秦权量上所刻之半隶半篆之一种，不用挑法，与今世所传之西汉刻石应相去不远。吾丘衍《学古编》曰：‘秦隶者，程邈减小篆为便用之法。不为体势，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隶最为后出，皆为挑法，与秦隶同名，而实异写法。’则又分隶为三类。就其进步与演变上言，当大致不误也。”

　　“欲言隶书，舍石刻外，无完备之材料。近代西陲出土之简牍，虽属汉晋间物，惜乎仅为草隶，只能作为考证材料及书法上之参验材料，而不足以论定隶书在美术上之种种。至于石刊，西汉之存于今者，以《鲁孝王刻石》《群臣上酬刻石》为较早。尤袤谓：‘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或即西汉刻石寥寥之原因。”

　　隶书大体分别如下：“峻洁一派，以《礼器碑》为代表。碑立于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有阴，有两侧，在今曲阜孔庙，系鲁相韩敕修造孔庙礼器所立；高七尺一寸，广三尺二寸；碑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三列，各十七行，左侧三列各四行，右侧四列各四行。明拓本，首行‘追维太古’之‘古’字，下口未与石损处相并；第四行‘亡于沙邱’之‘于’字，左旁少损；第五行‘修饰宅庙’之‘庙’，末笔钩处虽少损，笔道可辨。有摹刻本，泐处每妄补以他字。评者自孙退谷以下，或称之‘方整峻洁’，或称其‘谨直’。习之无流弊。《韩仁碑》《杨叔恭残碑》均与之相近。”

　　“雍容一派，以《西岳华山庙碑》为代表。碑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年），高七尺七寸，广三尺六寸；碑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旧在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拓本传世不多，世所知者有‘华阴本’‘长垣本’‘四明本’；光绪末年，三本俱归端方。翁方刚氏以为‘长垣本’最佳。翻板颇多（姜任修、孔继涑、阮元等）。此派笔法虽无特殊面目，然平正和适，实即兼有各种面目，凡汉碑中之正宗一路，皆其流也。如：《乙瑛碑》（桓帝永兴二年，即公元154年）、《史晨前后碑》（灵帝建宁二年，即169年）、《孔彪碑》（灵帝建宁四年，即171年）等等。《石经》为蔡邕所书，亦斯派之大成也。”

　　“劲直一派，以《开通褒斜道石刻》为代表。石刻于汉明帝永平六年（63年），系山壁摩崖，字径大三四寸，共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在褒城北石门。自褒城西南三百余里，悬崖绝壁，汉、唐题字连绵不绝。盖宋以前，路通兴元，栈道俱在山半，故汉、唐遗迹最多，今栈道移而渐下，遂不易摩拓矣。题记共一百三十九字，旧拓本‘巨鹿’二字未损；后‘巨鹿’二字与第七行椽下之‘治’字皆损；近则凡泐处皆被人剜，不如‘道光’拓本‘巨鹿’二字漫漶者尚隐存其真也。《裴岑纪功碑》也属此派，在新疆巴里坤，永和二年（137年）刻。摹刻有‘刘氏本’‘顾氏本’‘申氏本’。翁方纲谓：真本凡遇‘口’字，方中带圆；若‘口’字竟作圆圈，赝品也。”

　　遒逸一派，以《石门颂》为代表，石刻于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摩崖在陕西褒城县石门，高九尺九寸，广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字不等。额题‘故司隶校尉杨君颂’七字，系汉中太守王升所撰；其主镌石之役者，为□{曰下一横一口一电}汉强、王戒，‘颂’后低格书之，开碑后系撰书者姓名之式。书体劲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之疏密不齐者，各具深趣，为东汉人杰作。以均在褒斜谷中，椎拓颇险，故拓本不易得。碑中‘命’字、‘升’字、‘诵’字，末笔一垂极长，与《李孟初碑》‘年’字相似。《杨淮表记》《李寿墓志》，均属此派。”

　　“间畅一派，以《孔宙碑》为代表。宙，孔融父也。碑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原在墓前，清乾隆间移置孔庙。高七尺三寸，广四尺，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阴三列，各二十一行，而阴上有额篆书五字，此例于汉碑中为少见，惟此及《陈德碑》《郑季宣碑》有之。旧拓本首行少‘习家训’之‘训’字，下石损处，与‘川’旁中笔未连，今则‘川’旁连而‘言’旁且泐下半矣。至十四行‘□{此处不知如何表示也，反正是歹旁加另一半}’字，‘□{此处即为歹旁的另一半}’尚可见者尤旧。若第九行‘凡百邛高’之‘高’字，下半未缺，已为明初拓本；若‘高’字‘口’与下泐处不相并，则宋拓矣。”

　　“丰媚一派，以《夏承碑》为代表。碑建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宋元佑间出土时完好如新；后剥落四十五字，后又剜刻下截一百十字；后又将其中‘勤约’二字剜伪为‘勤绍’。此原石前后不同之处也。石在广平府平曜；碑所自来，莫可考竟。明嘉靖二十二年筑城，碑为工匠所毁。二十四年，郡守唐曜取原碑已经剜刻伪为‘勤绍’之本，重行摹刻。原石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摹本十三行，行三十字。今所见者，摹刻之石也。今所传者，以华氏真赏斋所藏而后归李宗瀚之原本为佳；所缺三十字，翁方纲书以补足之。翁氏复据之校出重刻本误字二十，并谓：‘姿态横溢，见宋拓始知其笔笔变化、左右向背、阳开阴闭之妙。’程瑶田也谓：‘中郎有九势八字诀，惟此碑无诀不具，无势不备，不得以奇怪卑视之，而隶法之中实尚存有篆意者也。’”

　　“韶秀一派，以《曹全碑》为代表。碑立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在今郃阳县，高七尺六寸，广三尺七寸；碑文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明万历初出土时止缺一“因”字，后乃中有断裂；断后，先损‘曰’字，次损‘志’字，再次损‘乾’字，又次损‘学’字，又次损‘周’字。近拓有‘周’字、‘曰’字、‘悉’字损，而‘乾’旁未穿，或‘悉’损，而‘曰’字未损，作‘白’，皆碑贾于拓时以蜡填平，或拓后描补以欺人也。又，‘乾’字未穿时，‘乾’首点势，穿后作直势，即此一笔短长显异。至于书法之秀而挺拔，又汉碑中所少见的。”

　　“凝重一派，以《张迁碑》为代表。碑立于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原在东平州学，高九尺五寸，广三尺二寸，碑文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有阴。明初出土，全碑仅损一‘郎’字；凡第八行‘东里润色’完好者，皆明拓也。清初拓本，只‘色’字完好，下‘君’字左未损，第九行‘随送如云’之‘如’字，‘口’右角上也未损。乾隆拓本，则首行‘讳’字，‘韦’旁下垂二笔尚可辨；‘东里润色’，‘东’字泐半，然上左角未与上‘恩’字并连，‘里’字泐，‘润’字泐半，其‘□{三点水}’尚存中点，‘色’与下面‘君’字泐大半。至光绪八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摹刻之，神气全失。同于此派者，有《武荣碑》《衡方碑》《李孟初碑》《张寿碑》，并俱朴茂。”

　　“在此一百二十年中，隶之发展，各体俱备，此后更不能出其范围。如《受禅碑》《上尊号奏》《孔羡碑》，用力俱重，《曹真残碑》《王基断碑》《孙夫人碑》《西乡侯断碑》《荀岳墓志》《张朗墓志》，笔锋俱露；至前秦之《广武将军碑》，则已由隶而渐入于楷矣。”

　　以上文字摘自陆维钊《书法述要》。

题目为编者所加。

　　潘天寿慧眼识英雄，1960年陆维钊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调入浙江美院，成为中国画系的专职书法教师。

潘天寿在书法萧条之际请准文化部，在浙江美院，创建了当时唯一的书法篆刻专业，并委托筹备者陆维钊为学科主任。

陆维钊一变而为职业书家和书法教育家。

　　当潘天寿表明此意后，陆维钊谦让：“我不是第一流书法家，恐怕不妥。”潘即说：“也决不是第三流书法家，不要客气了。”对话极简洁，先生接受了。

陆维钊说潘认为他是第二流书法家，对他评价恰当，他答应了。

当时没有书坛，后来渐为人知的潘伯鹰、邓散木、马公愚、白蕉等，浙江几乎无人提及，要提就是赵之谦、吴昌硕、沈寐叟或古人王羲之。

上海的沈尹默，浙江的马一浮、张宗祥、邵裴子，当是第一流。

60年代初期，陆维钊一谈起马一浮、邵裴子二老，即肃然动容，说马老字“格调高极”，邵老字“用笔很复杂，一般人看不懂”。张宗祥先生是陆先生最亲近的长者，却从未听他称赞张老的字，对沈尹默更是从不说起。

　　陆维钊认为：马一浮曾言碑学与帖学之纷争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

【《张迁碑》】

　　关于魏碑，陆维钊认为近代只有两人是成功的，一为赵之谦，一为沈寐叟。

他对赵之谦的评价是“聪明之极”，把魏碑写活了。

而沈寐叟，则更是陆先生一生心慕手追的对象，集中所收早年书作《钱孝女淑贞墓碣》，已可看出明显学沈。至晚岁仍精研沈氏不已，可以说先生书迹中无不渗透着寐叟的影响。沈寐叟出神入化的方笔，不仅直接影响了先生的用笔，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先生对古代书迹中方圆兼施的理解，并为最终超越沈氏提供了基石。

【图片《曹全碑》】

　　笔法中心论，是以用笔为书法技法之第一要素，认为结构源于笔法。

【《夏承碑》】

　　古人笔法之丰富，无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人对父子基本用笔分别概括成两个概念。

蔡邕《九势》：“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孔宙碑》】

　　传王羲之《笔势十二章并序》：

“踠脚踢斡，上捺下撚，终始转折，悉令和均。”一作“踠脚踢斡，上捻下撚，终始转侧，悉令和均。”

【《石门颂》】

　　近代吴昌硕石鼓文之线条，以高倍镜放大视之，可发现浑圆之线条乃由节节之短方笔连缀而成，犹之大烟囱之圆，乃有方砖砌成也。方乎圆乎，竟不能别。

【《开通褒斜道碑》】

　　当今书学论文少言笔法、多言结构。殊不知结构不从笔法出，谓之假结构，字是摆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假冒伪劣者，分析他的结构，尚可捧上几句凑凑，一分析笔法，便一无所有了。（章祖安）

【《华山庙碑》】

【《礼器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