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名字

萌娘

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中国文坛1988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是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办了作家研究班。这是中国第一个作家研究班，它把当代最活跃的青年作家凝聚一班，这个班为中国当代文坛育树成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年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一个证明。这个前无古人的倡议，就是周艾若先生发起的。

周艾若先生时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他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童庆炳先生无数次跑国家教委申请，虽困难万千，终是九转功成。艾若先生为了这个班呕心沥血，那为期两年半的学习内容，当代文化大家讲座和北师大文艺学研究生课程，全部是周艾若与童庆炳两位先生精心安排。当年招生，一方面入学考试门槛不低，要求获过省级以上文学大奖者可参加考试。那时候文学奖项不像如今这么多，获奖者廖若星辰，但想入学者仍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另一方面，当年活跃于文坛的一批优秀作家比如莫言、刘震云、叶文福、迟子建、余华、严歌苓等全班30多位同学，大都是周艾若老师亲自打电话动员来参加北师大考试的。

一、

周艾若先生1927年生于湖南益阳，出身名门。他父亲大作家周扬是30年代左联作家党团书记、新中国的文化部和中宣部副部长。但是艾若先生从不借助父亲的光芒，他少时壮志报国，参加抗战，解放后更是意气风发，投身边疆建设，在黑龙江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他调回北京，离任时是黑大中文系主任。回到北京，艾若先生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先生毕生从事教学工作，他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认为，办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重在培养人文、人本、人格、精神、学识与人的能力。

1988年，我考入首届作家研究班。第一次走进鲁迅文学院，就感受到周艾若先生的教育思想，渗透于鲁院的每一个角落。一楼大厅高悬的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迎面扑来，令人一振，感觉自己已经受命于历史的天空之下，别无选择。我曾对艾若先生说起那种感受，他说，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想想200年来，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老师的尊重，会有今天的哈佛与今天的美国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不是校训，胜似校训。

在鲁院五楼大教室里，黑板上方没有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看惯了的标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两侧墙上却挂着一代代人类文明先知的画像：歌德、托尔斯泰、萧洛霍夫、巴尔扎克、爱因斯坦……你每天来上课都在先知们的注视中，感受智慧的光芒。艾若先生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大的校训，那是军风，不是学风，那是重纪律，服从于当年的抗日战争，而不是重思想，服从于追求真理。

二、

我第一次见到艾若先生，是1979年，那年我读大二。我印象中的艾若先生就是一位无私无畏、敢于坚持真理的老师。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77级一员，考入哈师大中文系。77级学生大部分来自知青群体，这些刚刚逃离土地、摆脱荒芜的学生，激情饱满，读书披星戴月，学习如饥似渴，很多同学写诗宣泄被贻误的青春。中文系同学自发组织诗社，黑大成立了大路社，我们师大成立了黑土社。我也加入了诗社。

这两个诗社同学经常组织诗歌活动，有时还一起讨论朦胧诗、西方现代诗歌以及交流诗歌写作。艾若先生参加我们的活动，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让我们记忆犹新。没想到的是，我们写的诗引起省委宣传部关注，他们对两校中文系多次发出警告。那时，黑大中文系主任周艾若先生站出来，他思想开明，无畏权势，他像一棵大树，为77级诗社同学遮风挡雨。他说，提倡文艺 “百花齐放”，就是什么颜色都有，万紫千红才是春天。卢新华的《伤痕》、苏叔阳的《丹心谱》、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抗抗的《夏》，这些成熟的作家作品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争议，那大学生写诗即便有点灰色情绪，有什么不能原谅呢？一首诗又改变不了国家颜色。

这就是周艾若先生，胸有大慈大爱，永远对学生关爱备至。在鲁院，我写第一篇小说《永远的红蜻蜓》，我请艾若先生指导。他看稿，我在一旁数着心跳。不一会艾若老师抬头看着我说，投出去吧。当时我的心怦怦跳啊，老师，投到哪里好呢？

给《人民文学》怎么样？周老师看着我。

能行吗？我忐忑地问先生。

这个短篇很精致，开篇语言就是不一般的气息。要自信，不靠谱的东西我是不会让你投《人民文学》的。再说了，不行怕什么？大不了就是退稿，退了再投。你去吧。

那天，周老师给了我巨大鼓舞。我又说，我用笔名发表好不好？我怕万一不好叫人笑话呢。

当然可以啊。

可是叫什么呢？

周艾若先生想了想又说：我记得你儿子叫萌萌是吧？就叫萌娘怎么样？

就这样，我试投了第一篇小说《永远的红蜻蜓》，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作品，第一次用萌娘这个名字，那是1988年。从此，萌娘这个笔名陪我走黄河走长江走西藏，文章写遍大江南北，沿用至今，我就成了萌娘。

三、

艾若先生献身教育，他毕生洞察人类的教育发展，永远保持着对先进文明教育发展的敏感。

记得2000年前后，有一天，我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研究会采访，回来时顺路去中华文学基金会办事，刚巧碰见周艾若先生来文采阁开会，每遇恩师我都非常高兴，我拉住老师请他坐坐，他说不坐，还有事。他要走，却又转回来，他盯着我手里那本刚印出来的《中国改革》杂志，杂志封面要目有一个醒目的大标题：教育打败中国。艾若先生一看就说，好文章，谁写的？我翻翻。他一边翻一遍说，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都是小皇帝，教育于中国迫在眉睫！

我把杂志送给了老师，看着他有些苍老的背影消失于黄昏的街上。那时候，艾若先生已经退休了，但是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依然如故。

许多年后，我去看望艾若先生，他又跟我说到教育界林林总总现象，非常担忧。他说，活到今日，我看明白了，眼下中国大学，论文造假、考研要先找关系，真是闻所未闻，这是最令历史痛心与吃惊的。包括北大清华也不是真空的，难逃腐败。可是你看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自觉自律，严谨笃实，诚信人格，绝无取巧造假。高校积聚着民族的精英，我们的高校要是造假，这个民族怎么办？艾若先生不住地摇头。过了一会他又说，当然，历史是曲折的，也是在前进的，有一天能物极必反倒好了。

倾听艾若老师，你听到的不仅是一席道理，更会感受到一代代中国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风骨。

四、

2019年中秋节，我去看望艾若先生。那年中秋，九十二岁的艾若先生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房间不大，但是干净简朴，书橱里面摆着老式相框，镶着亲人们的照片，还有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依然耳聪目明，但是行动迟缓，大不如从前。那个新来照顾他的阿姨给我一杯茶，然后她指着墙上的一幅画问艾若先生：这里有她（指我）吗？

当然有。艾若先生灿烂地笑着。

那时我才发现，在先生书房的墙上有一幅很大的画，在画的底部，密密麻麻写着我们班每一个同学的名字，这真让我吃惊，想到92岁的艾若老师，每天看着这些名字，早上与太阳一块升起，晚上与星月一块沉入大地，这么多名字陪伴他，却从不能说话；这么多名人学生，他却从不开口求谁。艾若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一股莫名的热流突然涌到嗓子眼，我的眼泪簌簌而下。

走的时候我拥抱老师，想对他说句话，可是没有说出口，我还不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之后疫情三载，不得相见，疫情夺走了艾若先生。噩耗传来，我大哭一场。

艾若先生这一生没得过什么奖牌，可是中国文坛的各种大奖诸如茅奖鲁奖冰心奖徐迟奖以及其他许多文学奖，都让我们同学拿完了，更有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名字已经进入历史或者将要进入历史，好在这些先生都看见了。

这个12月27日是艾若先生逝世一周年，那年我想说又没有说的那句话现在一定要说了：周老师，亲爱的老师，我们班每一个同学的名字，都是您的名字。

2023、12、26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