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先知哈耶克

德比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

哈耶克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我读了他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又译为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社会思想家之一。

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主要任教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德国弗赖堡大学，他被广泛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关系密切。他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

在1974年他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成为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开始获得重视的主因之一。1984年，在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的推荐下，他获得伊丽莎白二世授与名誉勋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以表扬他对于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1944年3月在英国首次出版，同年9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

该书论证到，国家计划经济制度建设的福利国家并不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而是向专制、奴役人民的方向迈进。他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市场和其他主观设计的制度具有“自发秩序”的功能，自由市场能够促进竞争、优化资源配置；而计划经济、国家干预则可能导致人治的问题。

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这正是凯恩斯学派所极力避免的。

哈耶克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着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新政），相同的极权主义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

人物名言

1、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 哈耶克 《哈耶克谈论法治》

2、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3、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

———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

4、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5、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6、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7、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 哈耶克

8、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得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

——— 哈耶克

9、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0、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在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1、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而人们不再愿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处。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2、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3、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4、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15、人类的大脑对外部刺激进行分类，主要是根据它们与来自人类身体各部位的反射行为的刺激物的联系，而这种行为是由同一外部刺激物在未经大脑干涉的情况下引起的。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16、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对外部刺激物的分类，很可能是高度“实用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根据外部事物之间的一切可观察的关系，而是强调外部世界与我们身体之间的那些在进化进程中对物种生存有意义的关系。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17、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8、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这句话说得很好。

19、金钱是人类发明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

20、我们有可能关心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具有自然属性，然而这不意味着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能是自然事实。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21、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22、"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23、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24、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排列各种价值的顺序不仅是个人的排列顺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们的自由讨论中，我们会使别人相信我们的顺序是正确的。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25、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26、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27、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

28、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

29、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30、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31、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32、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

33、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

34、假如我对自己数月不加修整的花园里的一块地，观察并记录它被杂草逐渐覆盖的过程，我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在细节上的独特性不亚于人类历史的任何时间.......

这一切工作的结果，就是对一种特殊现象的解释，然而它并不是一门花园内的地块如何被杂草覆盖的理论科学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35、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

36、一个特定的社会有可能认为它的各种制度是由神发明的，我们在解释这个社会的政治时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然而这未必能阻止我们证明，这种观点很可能是错误的。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37、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政治科学”，它说明了对社会性质持有某种观点的人会产生哪一类政治行为，就这些行为而言，必须把这些观点作为素材。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38、在某些背景下，被另一门社会科学仅仅作为有待修正和改进的理论的观念，也可以被当做素材看待。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39、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40、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41、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

———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

这是过去100年中被引用最多的20篇经济学论文之一，也是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引用文章之一。

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的认识论论证：这个论证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遭遇普遍的系统性失败的唯一深刻解释。它不依赖于对人类动机或激励机制的假设，也不依赖于文化传统或民主制度的缺乏。哈耶克的论点只是基于人类信息的局限性。因此哈耶克的理论对社会思想具有长远意义的贡献。

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而哈耶克认为：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分工。千万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

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因此计划体制必然造成巨大浪费，灭杀知识分工，最终导致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真理消亡。（杨小凯）

杨小凯谈哈耶克

效率。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政府。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了市场的效率高于政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退回去，让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甚至让政府来主导经济，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主导，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咱们就干，咱们就试，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这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市场优于政府。（许小年2010年）

1981年1月，年届70高龄的里根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他所接手的美国正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持续的越战让美国价值的认同感被日益增长的怀疑所取代，前苏联在尖端武器和影响力范围上都赢得了对美国的优势，这些也让公众对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美国政治体系产生了一些怀疑。

罗斯福用“新政”带领美国走出了萧条，里根最终也开创性的以匪夷所思的“里根经济学”引导美国人走出滞胀危机并赢得冷战，堪称“里根革命”，也就是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里根曾有名言，“在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所在”，意思是说，政府干预或许再次降低市场的效率，并陷入官僚主义之中。

除了深刻影响英国撒切尔夫人（1979-1990）的经济政策、以及罗纳德·里根（1981-1989）的里根经济学之外，哈耶克在1990年代于东欧成为最受敬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对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预测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完全获得证实，他也因此在前共产政权的东欧国家大为出名。

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有一个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在美国有里根推行的改革，在英国有撒切尔的改革，在前苏联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中国有邓小平的改革。当然，在西方是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反省，否定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上来。在东方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彻底的抛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次危机之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到现在学术界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许小年2010年）

钱颖一：哈耶克：自由和市场的力量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弗里德曼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学者之一。

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强调市场中的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是自我调节的，政府干预会破坏市场的自然平衡。

而芝加哥学派则更注重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现象，认为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进行干预来保护消费者和市场的公平竞争。

1988年，弗里德曼在他的芝加哥大学同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弗里德曼成了当时中国国家总理赵紫阳的座上宾，他询问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赵则详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格闯关”导致当时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赵紫阳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弗里德曼仍对赵紫阳头脑反应之敏捷、对经济问题洞察力之透彻赞叹不已。1988年的这次远东之旅还有另一大收获，就是弗里德曼亲身感受到了香港的活力。

此后近20年里，弗里德曼用自己的影响力不遗余力地打造出了一个堪称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香港模式”。以至于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对曾荫权的经济改革措施违背政府不干预精神而抱怨不止，哀叹“香港模式”不复。

1989年之后，弗里德曼一度对中国改革进程可能逆转担忧不已。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为继续改革作足了政治背书。于是，弗里德曼在1993年三度来到中国，观察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次，五年前的上海市长，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他。这次访问令弗里德曼打消了对中国改革前景的疑虑。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

1912年，其发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了“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发展理论》创立了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即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

2018.1.24中国副总理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 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

据统计，他提出的理论“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人类创新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明的历史证明：尊重个性自由的社会有利于调动人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创新的实现和发展；反之，一个抹杀个性、束缚个性的社会则抑制、甚至扼杀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妨碍创新的实现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现、发明和创新远远超过以往的社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比以往社会有更大的个性自由。

创新是个人自由和想象力的充分发挥，而不是规划。

不是一堆专家坐在办公室里讨论未来的技术方向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技术方向是什么，未来的技术方向是在市场中、在实践中干出来的，是企业家在他的想象驱动之下投入资源，把他的想象转化为产品，创新是个人自由思想的结晶，一定要允许、包容企业家有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

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经济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 ，2008年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黏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而大国之间的合作又如此困难。（p14）

但是当前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全球技术革命正如火如荼，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新一代企业家不断涌现，个人猜测：以哈耶克熊彼特为代表的奥派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可能会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2013.11.12《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摘要》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出席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

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和规则。”

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刘鹤高度重视熊彼特增长和罗默增长模式对中国借鉴意义，希望要用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 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指出，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就是比尔盖茨定律，“比尔·盖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家，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创新。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做为市场的领导者，要不断地讲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来。如果把三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 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济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

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刘鹤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

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 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他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地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

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企业家创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进行保护，“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核 心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

他认为，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刘鹤认为，产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十五”期间，重点应放在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上。……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最核 心的问题，就是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整个经济环境运行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增长命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如果不然，整个信息披露系统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资就不敢进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

在未来的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也是核 心任务之一，“中国还应该加强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目前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成分，并且在发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旧账’。”在达沃斯论坛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

要寻找城市规模的平衡点，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如何确定均衡点的难题。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机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理指标……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

刘鹤认为，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把知识简单分为两类：硬知识和软知识。硬知识是指能用诸如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此种知识人人都能得到，也可以集中使用，比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硬知识。软知识是指没有办法用语言、数字、文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递的知识，比如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是此意。

迈克·博兰尼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硬知识就是显性知识，软知识就是默性知识。软知识的基本特点是没办法进行有效传递，但它对决策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创造性的决策。迈克·博兰尼认为，默性知识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甚至最形式化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是无一例外地遵循某种自觉或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是默性知识。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硬知识，但为什么是牛顿和爱因斯坦，而不是其他人发现了这些硬知识?因为他们具有其他人不具备的默性知识。牛顿是如何发现万有引力的?爱因斯坦又是如何发现相对论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们讲清楚。

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差别?简单说就是他们制定决策所基于的知识不太一样。企业家决策主要靠软知识，管理者决策主要靠硬知识。经济学和大部分管理学里讨论的决策都是基于硬知识的决策：给定目标和可选手段，如何选择特定的手段满足给定的目标。这跟真正的企业家决策相距甚远。真正企业家的决策不是来选择手段满足给定目标，而是寻找可选择的目标和手段本身。企业家精神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选择能力的高低。换句话，管理者是使用工具，企业家是创造工具。管理者是实现目标，企业家是创造目标。

从决策的角度讲，如果手段和目标是给定的，并且是相同的，那么在同样的数据下，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就像我们考试，给定条件，每道题目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跟别人给出的答案不一样，或者是你错了，或者是别人错了。但企业家决策时，恰恰是同样的数据和硬知识，不同人做出的选择完全不一样，你不能说谁对谁错，甚至多数人觉得对的，反而是错的。

为什么?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的知识，更依赖于默性知识，个人对市场前景、技术前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力、感知、判断力。而判断力不是计算出来的。企业家决策类似于科学家的发现，不同于所谓的“科学决策”!

企业家精神是超越数据的。

（张维迎：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

第一财经•2017-05-09 ）

2023.9.16，湖南清华校友会创新创业论坛致辞（本人）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确立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由企业家来进行资源配置，实质上是消解政府权力、更是对皇权（王权）进行釜底抽薪。（本人）

哈耶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