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莫多”

一览众山小（涂鍾民）

　　短篇小说

“卡 西 莫 多”

文/涂锺民

　　读过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于183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或看过同名电影的人就知道，该世界名著描述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被吉卜赛女郎埃斯梅纳达的美貌深深吸引而爱上了她，遭拒绝后，便指使被他收养的巴黎圣母院的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将其强行掳走，途中被骑兵上尉队长福比斯所救，埃斯梅纳达因而爱上了福比斯。弗罗洛劫掳不成，对福比斯怀恨在心便刺杀福比斯，但没有杀死。事情败露后他嫁祸于埃斯梅纳达，把她交给了国王的军队，无辜的姑娘被绞死了。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也爱上了埃斯梅纳达，他愤怒地把蛇蝎心肠的弗罗洛推下教堂摔死，然后拥抱着埃斯梅纳达的尸体自杀。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我今天要讲的则是另一个“卡西莫多”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一直是厂保卫科的一名主办科员，我的工作职责就是每天对传达室的门卫和护厂队的管理。故事的主人公姓宋，名瑞生，则是我的部下。那年已四十多岁的宋瑞生，因小时候面部被火灼伤严重毁容，鼻孔朝天，眼珠凸鼓，加上左耳根还有一块明显的暗红色胎记，如此相貌丑陋，实在“有碍观瞻”，所以就安排他在门卫长期值夜班。

宋瑞生工作态度还端正，也能遵章守纪，墨守成规每晚十一点半来接班，次日七点交班走人，几年来工作上倒也相安无事。有一次，一个刚分配进厂不久的大学生，因回家探亲归来火车晚点，又未赶上开往郊区的末班车，只好背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钟头。将近深夜一点钟，当他在厂门口喊了半天，宋瑞生起来给他开门时，微弱灯光下的宋瑞生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第二天这个大学生逢人便绘声绘色地说起他昨晚的“遭遇”，说看到这个门卫，就让他想起《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不久，宋瑞生“卡西莫多"这个绰号很快就在全厂上下传开了。

记得有一天，门卫老张头因患重感冒发烧，厂卫生所医生给他开了两天病假，需要回家休息。那时候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于是我就找到“卡西莫多”商量，在老张头缺勤的两天，由他临时顶上，给他记两天的工资。宋瑞生因长相丑陋，活到四十几岁，一直没女人愿嫁他做他老婆，独自一人租住在市内一套两居室内，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回家也没啥屌事”，所以他二话没说很爽快就同意了。

说来也巧，第二天早上刚上班不久，科长从厂部开会回来后通知我，说今天上午或许是下午，省里有领导要到我厂参观，科长还特别强调，宋瑞生今天就别让他在传达室露面了，让他回家去，免得领导见了丢人现眼。听完科长的布置，我赶紧下去找到“卡西莫多”，让他立刻就回去，今天的班由我来值。宋瑞生诧异地忙问我为啥？听我刚起了个头，倔犟的他就不乐意了：“省里领导要来，就要赶我回家，你们这样歧视我，是对我人格上的侮辱，领导是人，难道我就不是人？” 我忙解释说：“也没说你不是人呐，你是人，怎么会不是人呢？但你确实长得对不起人。” 经过我的一番耐心解释与开导，宋瑞生最终还是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传达室。

当天下午3时，一名副省长在他的秘书老陈以及省《XⅩ报》孙姓女记者的陪同下，由厂长及厂办主任等引领在厂区各处转了一圈，然后来到厂部会议室喝茶、聊天。还没聊上几句，陈秘书突然提出，请厂办主任把宋瑞生找来，副省长要见他一面。保卫科长当时也在场，于是他便回陈秘书的话，说宋瑞生是在传达室常年值夜班，现在没在厂，晚上十一点半才会来接班。于是陈秘书就请厂办主任到档案室去，将宋瑞生档案材料中的履历表和他的照片各复印一份拿过来给副省长。

见厂长等人对于副省长一行对宋瑞生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员工，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大惑不解，陈秘书于是便请孙记者讲讲，他们今天来厂里的初衷。

据孙记者说，一次，她偶然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署名“桃子姑娘”的女孩撰写的一篇文章《宋爸爸，我的再生父亲》。文中，女孩记述了3年前，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备战高考之时，却因家庭突遭变故，受到严重影响而高考失利。当她想到父亲为养家糊口，常年在外做搬运卖苦力积劳成疾，不幸撒手人寰；原本脑子就不很清醒的母亲遭此打击，成天疯疯癫癫，后来竟抛家不顾，跟着一个外地人跑了；自己这次高考又没考好，于是万念俱灰的她便来到振兴桥上，望着桥下滔滔江水，心想纵身一跃来结束自己悲惨的命运。正当她翻越护栏之际，突然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直至拖住不放，最终把她救了下来。

这个拖住她不放的人竟是位相貌丑陋的大叔。当这位大叔从女孩的哭诉中得知她的不幸身世，便耐心开导并鼓励她，他说，今年高考失利，可以复读一年，明年再考。女孩说，我现在父亲没了，母亲也不在了，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哪有钱复读？大叔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今后的生活费，复读和将来考上大学后一切的费用，都由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于是从那天起，大叔便把她带回自己的家开始收养了这个苦命的女孩。这个女孩也很争气，第二年高考，她考上了外省的一所传媒大学，所学专业是播音主持，今年已开始读大三了。女孩在文章的结尾处动情地写道，没有宋爸爸，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女记者接着说，看到女孩写的这篇文章，深受感动，于是便与女孩取得联系，了解到这位宋爸爸原来是我市企业的一名工人，根据女孩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那位名叫宋瑞生的好心人，在他家里对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而据宋瑞生介绍，他就是你们厂的一名员工（当听到女记者这么一说，厂长和厂办主任等一个个面面相觑，几乎都不敢相信）。他1934年出生于江西瑞金，所以取名瑞生，父母都是当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交的老表，解放不久都已先后去世了。据宋瑞生回忆，他依稀记得，脸上的疤痕是在他大约五、六岁时，父母下地劳作，怕他冻着，生了一个火笼让他在家取暖，他因玩倦了在火笼边打旽，不小心栽倒在火笼里让燃烧的木炭灼烧而留下来的。当问到宋瑞生你是怎样救下“桃子姑娘”的？宋瑞生说那天他正走在振兴桥上，远远地看见一个女孩好像失魂落魄地在桥上来回徘徊。他怕女孩做出什么傻事，便赶紧跟了上去。就在女孩翻越护栏之际，他一把將她拖住。

保卫科长接过女记者的话茬说道：这个宋瑞生这么些年来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今天要不是听孙记者介绍，我们都一直蒙在鼓里。

女记者：是啊，宋瑞生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他做了好事、善事从不张扬。在我结束那次采访同他告别时，宋瑞生一再请求我，将来报道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隐去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他说他只是做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不想像“明星”一样引起大家的关注，干扰自己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人间有情 大爱无疆》，也只是写了他姓宋，而没有提及他的真实名字。

这时一直没怎么开口说话的副省长，喝了一口茶水说道：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见到了我几十年前的一位老领导，他对我说，他看到了孙记者写的这篇文章后，便想起了自己几十年前的一桩往事。老领导说，那是一九三四年在中央苏区瑞金，当时我爱人刚生孩子不久，为了跟随大部队北上长征，我们只好将才三、四个月大的孩子寄养在当地一户姓宋的农民家里。长征途中，在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遭遇战中，我爱人身负重伤，牺牲前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流着眼泪说，等革命成功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我们那个可怜的孩子！你还记得吧，孩子的左耳根有一小块胎记……

副省长又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新中国成立后，我的这位老领导也曾去瑞金寻找过，却因岁月沧桑、物是人非，而音讯杳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也就不抱什么希望。老领导这次看到孙记者写的文章后，又重新燃起一线希望，于是就委托我帮他调查落实一下，看看这个资助女大学生的“宋爸爸”，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离散、失踪了40多年的孩子？

当天下午刚把副省长等一行人送走后，科长便来到传达室，把宋瑞生在振兴桥上关键时刻出手救人，并资助女孩读大学做好事不图名，以及中央有位高干怀疑宋瑞生有可能是他失踪的儿子的事对我说了一遍。我听后，不禁对这位其貌不扬的“卡西莫多”肃然起敬，刮目相看，没想到在他平静的外表下，竟然有着一颗火热滚烫的爱心。科长最后特别交代我说，宋瑞生做了好事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怕打扰了他的正常生活，对此我们要充分理解并予以尊重。尤其是他是否真是老红军的儿子，在没有落实之前，一定不要乱传，就是对宋瑞生本人也应只字不提。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上午，一位满头华发，精神矍铄的古稀老人，在副省长、陈秘书及孙记者的陪同下，走进了厂长办公室。刚落座不一会儿，陈秘书便请在厂长身边的厂办主任派一辆车去把宋瑞生接来。

当厂办主任和我领着宋瑞生走进厂长办公室，宋瑞生见室内坐了好几位不认识的客人，便径直走到厂长面前，怯怯地问：厂长，您找我有什么事？

厂长指了指身边的真皮沙发，说：宋瑞生，你先坐下，这几位领导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不要紧张。

听厂长这么说，宋瑞生局促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内心忐忑地望着面前的几位陌生人。

华发老人详细问了宋瑞生的父母亲叫什么名字？是在哪一年去世的？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屋前有一口水塘，屋后种的是什么树？等等。宋瑞生都认真一一作了回答。

少顷，华发老人忽然快步走到宋瑞生面前，着实把宋瑞生吓了一跳，他慌忙站了起来。老人将手搭在宋瑞生肩上，久久地凝视着宋瑞生左耳根上的一块暗红色的胎记。突然他眼噙泪水，将宋瑞生揽入怀中，声音哽咽地：瑞生，我的儿子，你知道吗？爸爸找你找得好苦呀！

顿时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都为老领导终于找到了离散几十年的儿子而由衷的高兴！只有宋瑞生如坠云里雾里，像一尊泥塑木雕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从那以后，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宋瑞生调离了我厂，他被调入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处，听说刚开始是安排他在苗圃当了一名园丁。再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去学习驾驶，拿到驾照后他成了一名领导干部的专职司机。以后过了不到一年，听说宋瑞生便很顺利地调到北京，好像是安排在国家XX总局工作，这样也便于他能有时间陪伴亲生父亲安享晚年。

我再次见到宋瑞生已经是他调离我厂十余年后的上世纪九一年了。那年我去北京外调，几天后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我就想，在这偌大的北京我谁都不认识，就只有惟一的一个熟人、还是我当年的老部下“卡西莫多”住在京城，于是我便想见见宋瑞生。我向宾馆服务员打听XⅩ总局在什么位置？我按前台小姐告诉的，坐地铁再转公交车，花了一个多小时找到了XⅩ总局。我刚向传达室的门卫打听，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宋瑞生的？门卫问我：你找他有什么事？有没有事先与宋处长预约？卧槽，宋瑞生如今都成宋处长了，而我现在还只是个厂保卫科小小的副科长！我告诉门卫，我找宋处长也没什么事，我是他家乡来的老同事，隔这么多年了，只想和他见上一面。

正说话间，一辆奥迪轿车由门外开进来，门卫赶紧上前拦住，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摇下车窗玻璃，还没等他发问，门卫便说：宋处长，正好这里有个人找您，他说他是您的一个老同事。

我一看，这人不就是卡西……啊不！这不就是宋瑞生吗？虽然他整过容，看起来没有原先那么瘆人，但一眼还是能认出他来。于是我欢快地叫了一声：老宋，宋…宋处长，是我呀，你还认识我吗？

宋瑞生：哎呀！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快，快上车，到我办公室去坐。

当晚，宋瑞生请我在前门大街上的全聚德吃北京烤鸭，并且打电话请他的女儿陶红梅（即那位“桃子姑娘”，现在也在北京工作）开车把她的丈夫、儿子，以及宋瑞生的老伴接过来一齐共进晚餐。

　我还从来没有和宋瑞生在一起吃过饭，没想到他还相当有酒量，宋瑞生和我，加上他的女婿，我们三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大家边喝边聊。三杯酒下肚，宋端生也打开了话匣子，他回顾了自己来北京的十几年在职场上的心路历程，他说他之所以有今天，须臾不可或缺组织上对他的关怀与培养，比如放他到基层锻炼磨砺，送他到党校学习深造，如今他已是在职研究生学历，等等，等等。不多一会儿，一瓶五粮液很快就见底，晚上这餐饭真的吃得很爽，看得出来，宋瑞生见我来看他，也是非常开心。

宋瑞生虽然已经57岁了，但身体却很硬朗。看到他精神焕发、红光满面，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他在厂里被人不待见，似乎有他一个不多，没他一个不少。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被人背后奚落为“卡西莫多”的丑八怪，内心却怀揣一颗火热滚烫的爱心，做了好事、善事却从不张扬。也许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好心必有好报”。看着如今的宋瑞生在国家机关工作得心应手，还当上了处长，工作和能力上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在家庭生活中，他上有父亲的庇荫，下有温馨和睦的小家庭，夫妻恩爱、晚辈孝顺，在皇城根活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与当年的“卡西莫多”简直是判若两人，我真是打心里为他高兴！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已是2020年了，与宋瑞生京城一别，将近30年弹指一挥间。我也在16年前退休了，在家里含饴弄孙，安享晚年。有时候一个人独处时，也会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在单位上班的一些人和事。不知整整大我10岁的当年我的部下“卡西莫多”、后来从处长职位上退下来的宋瑞生，现在生活得怎样？在这里，我遥祝他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涂锺民

2021年6月16日 于青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