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又幸运的考电大读电大，——人生目标之三

李桂宝

李桂宝

1977年高考恢复后，许多人如愿踏入大学殿堂，还有一部分人考入重点院校，而我只是参加成人高考，本不值一提。人和人之间的智商差距确实很大，尽管我用了近两年时间刻苦备考，最终还是没能考上成人大学。万幸的是，承蒙上天眷顾，得遇额外机缘，我才有幸走进了成人大学的校门。

我是否参加成人高考

年初我结婚后，和爱人说：“我早就计划好了，要参加成人高考。”爱人却不赞成，说：“你是推荐上的技工学校，文化课基础薄弱，和成人高考还有很大差距，你的智商也不高，起码得复习三年高中课程才能报考。你在国家骨干企业的重点设备岗位上工作，好好掌握本岗位专业技术，踏踏实实当个好工人就很好，现在都28岁了，没必要再折腾去参加成人高考。”

成人高考，对智商高的人来说不算难事，对智商不高的人却是很难。我的智商到底如何呢？我中学就读于宝清县852农场最边远、最小的七分场中学，“文革”期间升学不看考试成绩，按年度自然升级。中学时我住校，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即便一直努力学习，在这个智商水平普通的班级里，我的成绩也始终排在倒数一二名。有一次语文考试，我超常发挥，竟然考了88分。班主任马鸿举老师压根不相信这是我的真实成绩，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也难怪马老师不相信，我平时成绩不好，这次居然和成绩优异的同桌考了一样的分数。事过多年，我的同桌刘红还记得这件事，她说：“你那次真没抄我的考卷。”我虽然也努力学习，成绩却始终不尽人意，偶尔考一次高分，连老师都不相信，这也足以说明，我的智商在普通人中，往高了说也只是中等偏下。人的智商是由父母的遗传基因决定，自己决定不了，也改变不了，自己能做到的是：是否更努力。

我不甘心一辈子当工人。在农场干好工作靠的是出大力、流大汗，我做到了。到了城市，想以后不断进步、发展得更好，就得靠知识和文化。无论是想为国家多做贡献，还是想自己有更好的前程，都必须继续学习，并拿到文凭。我知道自己智商不高，在文化课的学习上难取得好成绩，但这是我人生的独木桥，难走也得过，考上成人大学，人生才能发展得更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立志参加成人高考。

参加成人高考

我参加成人高考，必须面对自己智商不高的现实，学习数理化难度太大，于是我选择了文科。当年，汽轮机厂职工大学招收两个班，我参加了文科补习班。文科学习以理解背题为主，我克服了贪睡的习惯，每天早早起床到室外看书。我把试题写在纸片上、手心和手背上，走路时也背题；上下班时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背的内容忘记了，看看手心或是手背上的缩写。我把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经过几个月刻苦的复习，我参加了黑龙江省成人高考，分数居然达到了全省录取分数线，真是喜出望外！可没想到，汽轮机厂职工大学企管班只录取前40名，我因分数不够，最终还是落榜了。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学习的“好材料”，但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去追求，后退没有出路，只能迎难而上，继续刻苦学习，明年再考。

上天厚爱我，给了更多复习时间。此前，车间生产任务一直很饱和，我们常年两班倒。下半年，厂里的生产任务突然大减，我们4.5米大立车的工作量很少，无论是白班还是夜班，到单位报个到就可以回家。爱人也全力支持我的学习，把家务活都包揽了下来，让我全身心投入复习。我中学时就喜欢看地图，知青帮我买了中国和世界地图册，并经常翻阅；结婚后尽管我家面积窄小，墙上也挂着中国和世界地图，为我学好文科创造了条件。

我偶遇技校副校长张太斌，他得知我没考上职大，便说：“没考上怎么不找我？不敢说一定能办成，但起码能帮你争取一下。”他的话让我很意外，没想到分数不够还有补救的可能。后来我才知道真是有可能，企管班有一名外单位的考生，放弃了录取资格，从考上夜大的学员中补录一名。

1983年，厂职工大学不招收文科班，电机厂职工大学招收电大文科业余班。我担心外单位人员不能报名，求助爱人的好友帮忙联系——她的母亲是电机厂教育中心的领导。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实在着急，就拉着爱人一起去电机厂职大报名。我岳父是电机厂副厂长，爱人出面，即便遇到困难也方便沟通。没想到，职大的老师说：“我们很欢迎外单位的人来上学，还能收取学费，只要单位开个证明，就可以报名。”业余班每周要占用两个半天的工作时间，必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才可报名。我托师傅李吉先，找了车间主管人事的副主任陈兴，他同意我报考。我本应该用车间开的证明，到厂教育中心换取到外单位报名的正式手续，可我担心教育中心不予办理，就直接拿着车间的证明去了电机厂，很顺利报了名。回到车间后，我高兴地把报名的事告诉了陈主任，可他却十分生气，批评我说：“车间的证明只能在厂内使用，不能对外，你用车间的证明去外单位报名，这是错误的，有了后果你要自己负责。”只是报个名还没考试，就遭到了车间领导的严厉批评，我当时的思想压力很大。

过了一段时间，爱人的闺蜜来我家说：“我帮你问了，外单位的人不能到电机厂报考电大。”我爱人说：“我们报完名了。”当时，报名工作早已结束，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没有完全依靠她，不然今年就错过了报名的机会。

4月16日，爱人送我到道外区的考场，参加全国电大统一考试，共考三门课程：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综合卷。第二天考试时，风特别大，窗外消防救火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让人难以静心答题。事后才知道，当天道里区河图街一带发生了大火，这是哈尔滨著名的“四•一七”大火。

考试结束后，我得到一个好消息：我厂为了培养更多企业管理人员，临时决定办电大全脱产班。后来我得知，主要是因厂教育中心主任王谦的女儿王一行要上电大而办班，开学后，我和她是同班同学。考试前一天，工厂大门口临时发放了20张电大考试报名表，而且厂里规定，已经在外单位报名考试的人员，只要达到市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就可回厂就读。

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是172分，市里的最低分数线是180分。电大是全国统一考试，难度比省成人高考更大，我没达到最低分数线。这次又没考上，心里很难受。上次考职大，分数不够我没有去争取，这次不能错过。我去职大询问时，教导主任李慎行私下向我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哈尔滨市劳模可降低十分录取。李主任是我上技校时的教导主任，毕业六年没有来往。我结婚后去技校给老师送喜糖，她曾关心地问我爱人和岳父的工作情况，我说岳父是电机厂副厂长，她又追问是哪个电机厂，我说是三大动力的电机厂，她很意外。或许是李主任对我的印象很好，又觉得我有可能开出市劳模的证明，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我厂是国家部委直接领导的地市级单位，厂里的先进个人相当于市劳模，可我的岗位只是一名帮工，和厂先进还有很大差距，想要开出这份证明，难度极大。

市劳模的证明由厂工会出具，我的好友郭占明在厂工会工作，他带我找到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张国相主任，向他说明了我要办的事。张国相把历年厂先进的大本夹子往桌上一放，说：“在这里找出你的名字，就开证明。”说完，他就出去了。我看着厚厚的大本夹子，心里有了不好的答案，他是不想帮我办呀。就在我不知所措时，忽然看到本夹里夹着一张十分熟悉的粉色纸，我顿时又惊又喜！我住工厂集体宿舍时，经常去史子良同学的房间，他是下铺，用几张粉色的纸贴在上铺床板下面。有一次，我躺在他的床上，偶然在这张粉色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是我们机台超额完成了全年工时，登上了厂里的简报。我的岗位是三人集体操作，机床完成的工时，会算作我们每个人的工时。我是最基层的工人，还是机床帮工，平时看不到这些资料，若不是史子良用这张纸糊床板，并且是正面朝外，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上过厂里的简报。我对这张粉色的纸，印象格外深刻，今天竟在历年厂先进的大本夹子里神奇地看到它，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真是天助我也！郭占明赶紧把张国相找了回来，张国相看到我的名字，迟疑着说：“这能算吗？”郭占明立刻提高声音反驳：“你刚才明明指着本夹子说，找出名字就开证明，我们找出来了，你还能出尔反尔！”接着，郭占明又说：“4.5米大立车是工厂的关键设备，他们能超额完成全年工时，对工厂的贡献是很大的，还上了简报，就相当于厂先进！”张国相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给我出具了厂先进的证明。

我把证明交给了职工大学的崔敬达书记，他看后说：“有这份证明就可以了。”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又有上天的眷顾，我终于考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1983级经济管理专业的全脱产学员，学制三年，毕业为大专文凭。在工厂门口发放的20张报名表，第二天去考试的20名考生，半数考上了，而我刻苦学习了两年，分数还不够，我与他人在学习上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艰难刻苦的读电大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到职工大学报到，得知电大班的每门课程都是全国通考，市电大组织考试，超过三科补考不及格自然淘汰。电大的办学特点是“宽进严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好心情瞬间荡然无存。所谓“宽进”，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分数还不够，实在看不出“宽”在哪里；而“严出”，则意味着三年的学习，将会更加艰难。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上学了，我只能迎难而上，拼尽全力完成学业。

中学毕业11年后，我再次走进教室。班主任是陈立峰，班级共有24名同学，其中一半是技校毕业生——在当时，高中毕业能考上技校的，都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班里还有几名“大学漏子”，他们的分数仅比大学录取线低几分，可以直接上电大。全班同学中，不仅我基础最差，29岁的年龄也是最大，有的同学比我小10岁。为了学得更好，我特意找了“大学漏子”孟铁军做同桌，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在学习上，我对时间有着严格的要求：午休时间是12点，我必须学到12点整，绝不提前一分钟休息。第一学期开设的微积分课程，对其他同学不难，对我却是最难。为了学好这门课，只要有不明白的问题，我就及时向同学请教。有一次，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不好意思当众问同学，拉着年纪很小的“大学漏子”周琳到一边，让她给我讲解。石全国听到后，嘲讽我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我们技校的任何一个同学，都比你强多了。”我回应：“你的同学水平高，但他们没来考电大；我水平低，但我通过努力，有资格坐在这里学习了。”

由于学习压力太大，我在农场开拖拉机时得的胃病犯了，时常疼痛难忍，骑自行车一脚踏空，都会引发剧烈疼痛。也没有特效药，只能强忍着疼痛，继续刻苦学习。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所有因市劳模身份降低十分录取的学生，被集中在一个教室考试，监考也比其他考场更严格。万幸的是，我各科考试都顺利通过了，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第二学期，我继续全身心投入学习。这期间，女儿出生了，母亲来家里照顾爱人坐月子，我心无旁骛地学习。孩子几个月大时，晚上有时会哭闹，爱人担心影响我休息，让我搬到学校去住——当时学校里已经住了四名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也更有氛围。爱人休完产假正常上班，上夜班时，把孩子送到岳母家，有时爱人背着孩子上夜班。为了支持我学习，爱人包揽了带孩子和全部家务活，白天、晚上都不用我操心。我心里深有愧疚感，心想唯有更加努力地学习，才能不辜负爱人的付出。当时彩电稀少，我们班有一台大彩电，遇到好看的电视剧，同学们都去看，我一次也没看过，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学到深夜犯困时，我出去跑一圈，清醒后再继续学习。

开设的BASIC语言课程，计算机编程。这门课程每个步骤的名称，是由五个英文字母组成，我学起来格外吃力。省电大的老师给我们授课时，我问：“这五个字母组成的名称我怎么也记不住，考试可怎么办？”老师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学生，你不用太担心，考试时只要会编程序就行，这些名称在考卷上都能找到。”

同班的鞠凤楼，是恢复高考第一年报考中专，考上汽轮机厂技工学校，他考电大时，也是第一天拿到报名表，第二天就去考试，并顺利录取。他结婚后没有房子，在单身宿舍中间拉个帘子，两家人住一个房间。刚入学时，他的女儿出生了，他的孩子和同屋另一户人家的孩子，半夜经常哭闹，他要起来照顾孩子；他每天还要做三顿饭、洗很多尿布，即便生活如此忙碌，他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好。而我全身心投入学习，成绩却还是不尽人意，这时我才明白，我要参加成人高考时，爱人说“你踏踏实实当个好工人也很好”，对我的具体情况来说也是很有道理。

第二学期考试的前一天，陈立峰老师给我们搞到了微积分的押题，一道大题和两道小题。两道小题难度不大，可那道大题，我们几个住在学校的同学都不会做。中午在厂食堂吃饭时，我们找了一位大学毕业生，才把这道大题解开。没想到，考试时，这些押题竟然都出现了。

这次考试数学卷虽然难度很大，我们班所有人却都及格了，其中有三名同学是60分，我是其中之一。后来听说，全市微积分不及格的人很多，把接近60分的成绩都提至及格。我心里清楚，若不是考前拿到了那道10分的大题和两道小题，我大概率考不到50分。我们班的石全国同学，考了100分的满分。我的工业统计课程没及格，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我整个假期集中复习这一门课程，最终顺利过关。

第三学期开学时，新换的班主任刘伟找我谈话，让我担任班长。我当即谢绝，我能拿到毕业证就是大获全胜，分心的事我不做，怕影响学习。刘老师劝我说：“学校本来让鞠凤楼当班长，他坚决不当；而推荐你，他来当学习委员，如果你不当班长，他什么都不干。你就支持一下学校的工作吧，你当班长，把班级管理好，也有利于大家的学习。”听了刘老师的话，我说：“那就通过选举来决定吧。”最终，我以高票当选班长。

电大班的老师基本都是外请，各个电大班都想尽办法请省电大的老师授课，这样期末考试时能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省电大的老师并不容易，班主任不想费太多精力，这就成了我和鞠凤楼的重要任务。我们俩经常去省电大，请老师来授课。我担任班长，不仅有为同学服务的机会，对我的学习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授课老师都是我和鞠凤楼请来的，上课时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我是班长和老师又熟悉，可以随时提问，为我的学习带来方便条件。

当然，我们不可能每门课程都能请到省电大的老师。和我厂邻近的热电厂电大班，他们外请的老师都是省电大的老师，我技校同学范志敏就在那个班。我和他们班联系、协商后，有两门课程去他们学校听课，我们电大班各科都由省电大的教师讲课。更幸运的是，他们班有几位同学能力很强，期末考试前，能搞到范围很小的复习题，为我们班的学习提供了很大便利。

班级工作难免会占用一些学习时间，但我对自己的学习从未有丝毫放松。上课时，我时常会犯困，我就站到最后一排听课，站着上课有时也有睡意。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是学习的材料，为了自己的目标，想到家人的支持，就只能咬牙坚持，拼尽全力努力学习。

我学习成绩不好，却当了班长，有的同学不服气。但我和鞠凤楼齐心协力，不仅请到了高水平的老师，还组织了一些班级活动。当时班级没有活动经费，我们就组织大家每人从家里带一个菜，在教室里聚餐；还组织过野游，王晶和郑淑云两位同学从单位找来了大客车，节省了费用。这些活动，也让同学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1986年元旦，我坐在收音机前，收听新年的钟声。当听到倒计时的最后一声响起，新的一年来临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流泪，或许是觉得自己已经31周岁了，却依然一事无成，还在学校里读书；或许是源于心底的不甘与焦虑。我的两位中学同学，周小兵和付鲁生，当年也是推荐上学，周小兵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付鲁生就读哈尔滨电工学院，他俩都是1978年毕业。他们的父亲都是分场的领导，他俩的素质很高，中学时学习成绩就很好，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优越得多，如今已经在科技工作岗位工作了8年。而我，还在学校学习，毕业后拿到的也只是“五大”专科学历——在当时，职大、电大、夜大、函大、业大被统称为“五大”，属于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国家虽承认其学历，但在很多人看来，终究不如正规大学文凭“含金量”高。我心里清楚，为了不落伍，不管是现在的学习，还是以后的工作，我都必须更加努力。

努力中的幸运

三年艰难的学习终于画上了句号，我顺利毕业，完成了从一线工人到企业干部的转变，人生迈上了新台阶。回想这一段路程，我虽然刻苦学习，也还有许多格外的因素相助：

1. 我是一线生产工人，历年的生产任务都饱满，在我考试前的大半年，我的岗位生产任务却很少，相当于全脱产备考。

2. 因偶然在一张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而降低了关键的十分录取。

3. 我幸运地读了全脱产电大班，全脱产和业余班的课程难度差别不大，我读全脱产班都学得如此艰难，如果上了业余班，很可能会三科不及格被淘汰。

4. 我正常是去电机厂上业余班，学费自理。我当时的月工资不到40元，三年的自费，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本厂办班，不仅免学费，书费和资料费也减半。

5. 我厂临时决定办班，报名的人少，备考的时间也短，达到录取线的人也少，不然还是从高分录取，我还会落榜。

6. 我爱人很勤劳、贤惠，包揽了看孩子等全部的家务活，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

7. 毕业是择优分配，我意外当了班长，还是优秀学生干部，都是加分项。尽管我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但综合排名却达到了中上等，排名靠后三分之一的同学，当时未分配，还在车间工作，我分配到人事劳资处。

三年的电大学习，我学得很苦、很累，当时心想以后再也不上学了。11年后的1997年，我又读了党校的业余本科班，因有了电大的基础，很轻松拿到了本科文凭。

“文革”高考停止了11年，恢复高考后，能考上正规大学的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想在工作上不断进取的人来说，只能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借助“五大”这些成人教育途径，提升自己。和我同年代的人，想工作生活得更好，往往是以是否取得文凭为分水岭。我后来在工作中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工作环境的每一次改善，都离不开当年那张艰苦学习得到的电大大专文凭。

202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