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高中

老赵

　　上世纪七十年代，几经周折来到杭锦后旗奋斗中学读书，至今整整五十年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岁月如歌，往事如烟。

当时的奋斗中学叫杭锦后旗第一中学，简称杭一中。奋斗中学是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先生等人创办的私立中学，解放后改为公立学校，1958年更名为杭锦后旗中学，1961年改为杭锦后旗第一中学学，1989年又改为奋斗中学。

十年文化革命，国家各行各业遭受重创，这所历史名校也难逃浩劫，教学秩序受到干扰，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我们是1974年初中毕业的，当时升高中实行推荐制度，根据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因素，按15%的比例进行择优录取。在那个“走后门”不正之风盛行的年代，征兵、招工、招生等改变命运的好事都存在“走后门”现象，我这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尽然未被录取，被拒之门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初中毕业后，一边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一边在家里傻呵呵地等录取通知书。那时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八月时节，夏季作物收割完毕，生产日队里的农活就是每天修渠打堰，平整土地。大锅饭，养懒汉，人们天天磨洋工，岀工不岀力，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我们队是远近闻名的穷地方，土地盐碱化十分严重，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均年口粮还不到60斤，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每年开春人们就揭不开锅了，家家户户到旗里的粮库买返销粮。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不但没有任何收入，反而还要“倒分红”。什么是“倒分红”，就是生产队里出现了亏损，按农民所得工分承担亏损。基本和现在的股份制企业一样，股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我们队里有一年出现了倒分红，一个工倒分三分钱。为此，旗里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队，进行整改。工作组组长在大会上讲：你们是“身靠铺盖腿伸长，就等国家的救济粮”，“红嘴白牙黑头发，不吃社会主义没办法”。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们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

开学 快一个月了，天真幼稚的我还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一天我到学校打探消息，打探的结果是，我被“走后门”的人顶替了，我痛恨至极。

我的父辈们祖祖辈辈是农民，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动一年甭说致富，连最起码的温饱也解决不了。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但深深懂得知识能改变命运这个道理。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想起了我们一个远房亲戚，他在奋斗中学当老师。父亲拿了家里仅有的一斤胡油，用葡萄糖输液瓶装好，作为礼物敲开了这个远房亲戚家的门，求他帮我在奋斗中学上学。同样一件事，对有办法的人来说，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对没办法的人来说，那就是天空飘来六个字，“那是天大的事”。这个远房亲戚胸有成竹地说这是多大的事，对我父亲说，让你儿子明天上午去43班找一个叫杨广增的老师报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捆好了行李，背上书包，去奋斗中学报到。我们家离陕坝15里路，人逢喜事精神爽，多少天来的郁闷和不快，今天云消雾散，不知不觉来到奋斗中学，找到了杨广增老师。杨老师让我先到总务科，办住校手续，然后到学校食堂办就餐手续，最后来班里正式上课。

由于我报到的晚了，43班的宿舍里满了，把我安排在42班的宿舍里。那时宿舍十分简陋，条件十分难苦，一间大房子，左边一排大通铺，右边一排大通铺，一间宿舍里住的二十几个同学。宿舍里夏日闷热无比，冬季寒冷难忍，二十几个同学住在一个宿舍里，晚上鼾声此起彼伏，时而还有刺耳的咬牙声，以及夜间二十几个同学不定时的到外面上厕所的声音，睡觉轻的同学无法入睡。

城里的同学跑校，乡下的同学全部住校，统一吃住。吃饭要自己从家里背上粮食，每月拿粗细粮各15斤，交到学校食堂，然后再岀4块钱伙食费换成饭票，细粮是绿色的饭票，粗粮是红色的饭票。每天中午和晚上两顿饭，早上没有饭，自己想办法。每个星期一早晨从家里拿6个干烙饼，条件好的同学是白面烙饼，条件差的同学是粗粮烙饼，6个烙饼每天早上吃一个，就算是早点。冬季好说，夏季天气炎热，烙饼几天过后就发霉了，发霉了也舍不得扔掉，把发霉的地方抠掉继续吃，一直吃到星期六早上。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讲给如今的孩子们，他们难以置信。

回想起学校的伙食，至今记忆犹新，学校食堂的位置在学校西南角，四五百学生同时就餐，10个人坐一桌，每桌一盆主食，一盆菜或一盆汤，由一个人掌勺，负责分到大家自带的饭盒里，不是想吃多少吃多少，而是给你多少吃多少，只是免强吃饱，饭量大的同学根本吃不饱。每周六给改善一次伙食，猪肉土豆炖粉条。这种伙食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同学们没有任何挑剔，还是比较满意的。

至今没有忘记学校食堂那个露天腌菜的大池子。一个池子能腌好几万斤大白菜，一到秋季腌菜的季节，食堂的人员忙不过来，抽调学生去帮忙。一次我被抽去帮忙腌菜，腌菜的场面很吃惊，也很壮观，汽车拉来的白菜卸到池子旁边，一部分人穿着雨鞋在池子里边摆放白菜，一部分人往池子里扔白菜。摆放一层白菜洒一层咸盐，直至把池子填满为止，然后上面压无数块大石头，等待发酵，酸了就开始给同学们吃，这种酸菜能从冬季吃到来年春季。

吃住手续办好了，开始正式上课，杨老师把我安排在最后排墙角的一个地方，有桌子没有凳子，杨老师说让我自己回家准备一个凳子。陕坝城郊跃进大队有我一个姨夫，他是木匠，为了省工省料，他给我赶做了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虽然说三角形具有稳定性，但也没有四条腿的凳子四平八稳的稳当。

课程落下很多，不好追赶，语文、历史、地理好说，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课程，根本听不懂。一上理科类的课，我傻傻的坐在那里，滥竽充数，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向我提问过问题，我也从来没有举手回答过问题，像听天书一样，一窍不通。

现在小学就开设了英语课，我们上高中才有英语课，大家对英语课不感兴趣。“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当好接班人”。这首打油诗在同学中间广为流传，受这首打油诗的影响，同学们对英语课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有抵触情绪。

那时的老师也不负责任，没有一个老师关心过我，你来的迟，落下这么多课，到底听懂听不懂，到底能跟上跟不上。管你听懂听不懂，管你学习成绩好不好，反正与他毫无关系，学生得过且过，老师和尚撞钟，误人子弟，荒废学业。

由于我来的晚，和班里的同学们不惯，除了田力、付秀珍、付清莲几个红旗的同学外，其它的同学一个都不认识。再加上我坐最后排的一个拐角里，真是被遗忘的角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下课了三五成群在一起玩耍、叨拉，男的一伙，女的一伙，城里的一伙，乡下的一伙。

我家生活十分困难，自然属于乡下穷人的一伙。别说别人瞧不起自己，自己也非常自卑，人穷走不到人前，不敢和城里的同学接近，即使接近了也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是仰望着他们。我们班有旗长的儿子，也有局长的子女，还有校长的嫡亲等等，和这些同学相比，感觉自己很渺小，不敢靠近他们，也不敢与他们交流。在这种环境里，自己非常孤独，非常郁闷，每天沉默寡言，虚度光阴。

那时男女同学很封建，远远不像现在的高中同学那样开放，男生和女生从来不敢说话，更不敢互相打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漂亮的女生只是从背后看上一眼，根本不敢正面对视，当然也不敢正面对话交流。 直到现在同学聚会，男女同学之间也不敢开过分的玩笑。

由于我在乌海工作，从未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同学聚会。2021年和2022年参加过两个同学老人的事宴，同学们坐在一起，按说已年过花甲，同学相聚，老要颠狂，红火热闹。但同学们还是那样，规矩本分，一本正经，包括像周处长、王书记、戴局长、田局长等同学也斯文腼腆，矜持有度，只有二老汉、根🐂一些同学偶尔开一两句玩笑，说些俏皮话。

那时考试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照抄书本，也可以抄袭同学，纯粹是应付差事，回想起来十分荒唐。真是学习是混了，考试是碰了。期中期末考试也不公布成绩，学习成绩好坏难以区分。这就是我梦想中的高中。

那时下乡劳动是司空见惯的事，经常组织学生挖排干、秋收等劳动。1975年秋季一开学，就通知我们去乡下劳动，背上行李，扛上铁锹，吃住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我们被分到光荣公社春光四队劳动，住在一个农户家里，房东叫梁大锁，七八个同学住在一个大土炕上，吃派饭，今天张家，明天王家，每天交一斤粮票，吃两顿饭。每天下地挖渠、打地堰、翻地等农活。当时我们一起去春光四队劳动的同学们有谁，我死活想不起来，像断片一样，没有任何印象。

1976年春季一开学，学校实行分班分专业教学，将我们这届学生分成写作班、医卫班、兽医班等班级。本来爱好写作的我，不幸地分进兽医班，命运总是和我开这或那样的玩笑。我们班被分到兽医班的有李建林、魏俊义、蒋月琴、王明福、张喜凤等同学。从旗畜牧局调来一个姓李的老师担任班主任，上了一个月理论课后，派到红旗公社兽医站实习。

我又把那卷行李背到兽医站，吃住在兽医站，开始和🐂 🐏 🐖 🐔等牲口打交道。从碾药开始学起，一个铁制的药槽子，把配制好的中药放在槽子里，用两只脚蹬着一个铁滚子，来回碾压，直至将药碾碎为止。之后教我们认识中药，开药方，给牲口下胃管灌药，以及打针输液。兽医比人医难学，人会说话，牲口不会说话，牲口到底得了什么病，全靠兽医判断。通过望、闻、问、切，准确判断病情，对症下药，最后药到病除。兽医师傅还教我们阉割技术，实际上就是劁猪骟蛋。兽医站站长叫乔才，他非常喜欢我，经常带我到乡下给老乡们劁猪，劁一头仔猪收费5毛钱，老乡们还给我们吃油烙饼炒鸡蛋。兽医这个职业在农村是一个热门职业，也是一个吃香的职业，难怪学校开设这个专业。

母猪叫劁，公猪叫骟。劁母猪比较费事，摆一个骑马蹲裆式，左脚踩住头，右脚踩住猪的后腿，用左手大拇母指切准卵巢部位，用右手拿手术刀割一个一公分的小口，卵巢随拇指挤了出来，相当于现在的微创手术。骟公猪相对简单，把睪丸切掉即可。起初老乡们不让我们这些小徒弟们下手，怕把人家的猪给弄坏，有的老乡们只让我们骟公猪，不让我们劁母猪。

田力同学的家在公社附近，离兽医站不是50米，他经常去兽医站看我们，一次我正在给一个老乡骟公猪，田力同学特别惊讶，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你能行吗？我顺利地完成了阉割手术。

一开始说心里话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几个月下来，我慢慢地从心里接受了这个专业。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对一个农村娃来说，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也没有什么美好梦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摆脱贫穷就是最大的理想。因此学的很认真，也很刻苦，三个月的实习结束了，圆满完成了老师下达的学习任务，受到兽医站领导和师傅们的好评，并且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师徒关系。

转眼间到了1976年7月，两年的高中就要毕业了，照了毕业相，领了毕业证，哪来哪去，我又回到了农村。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高中，印象中的高中。

我们这届同学，以及我们的同龄人，生不逢时，非常不幸。大都出生在60年“三年困难”时期，上学赶上文化革命“十年动乱”时期，从小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动乱，我们的学业、成长、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著名作家柳青这样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在年青学习成长的关键时期，由于受时代和形势的影响，走错很多步。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1977年，也就是我们高中毕业的第二年，恢复了高考制度，然而我们这一届同学，对高考望而却步，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很多同学不敢报名应考。考大学有些难度，报考中专还是有希望的，考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90分就能录取，尽管如此，也没有人敢去报名。人人都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半斤八两，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和错失了良好的机遇。在后来的找工作，评职称，转干提升，以及退休待遇等等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

高中毕业后，由于生活所迫，1976年12月底，告别了父母，离别了家乡，独自一人到煤城乌海打拼，四十多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既有成功后的喜悦，也有挫折后的辛酸。直到2019年光荣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