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故里，蒙城

悟空

蒙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殷称北冢，周曰漆园，唐天宝元年更名为蒙城，是先哲庄子故里，是驰名中外的道家文化圣地，是巾帼英雄刘金定的家乡。境内有万佛塔、文庙、庄子祠、刘海庙等名胜古迹。尤其是近年发掘的尉迟寺遗址，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

蒙城博物馆造型取自青铜礼器方樽和汉阙，建筑面积12000平方，分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建筑高度23.6米。蒙城博物馆于2014年建成并对外开放，2017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是一座以知识性、科普性、教育性、休闲娱乐性为一体的展现模式，反映蒙城历史、沿革变迁以及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尉迟寺遗址位于蒙城县许痴镇毕集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国内目前保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存。198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经过1989年至1995年和2001年至2003年两阶段先后13次发掘、在一万平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址73间，墓葬300余座及大量的灰坑、祭祀坑等，出土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近万件。

尉迟寺遗址考古成果、不仅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儿十年来不见完整聚落的空白，还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对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上也是一个突破。尉迟寺遗址红烧土排房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尉迟寺遗址被史学界美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然环境与古代农业发展以及人类物质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了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尉迟寺遗址位于淮河北部，处于华北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度地带，是黄河与淮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5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润，地势平坦，水域广阔，森林茂密。广阔的水域，能捕捞到充足的水产品；茂密的森林，为狩猎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聚落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涡河、淝河两岸土肥水美，不仅养育了先民，也塑造了先民进取的品格。经过远古的颠沛流离，先民行漂泊无根的渔猎时代，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时代。从农业发展、捕猎采集、陶器制作、家畜饲养场景复源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经济的萌芽。尉迟寺遗址的先民以种植粟、水稻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同时开展较大规模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家畜饲养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是以农业为主，采集为辅，家畜饲养和渔猎活动同时并存的多样化综合经济。

在距今5000年以前，尉迟寺一带的自然景观十分优美。溪水潺潺，林木葱葱，各种动物游荡河畔林间，戏水觅食。原始先民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创造着丰富多彩的远古文明。先民们使用原始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发展生产，同时也进行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盆、罐、豆、杯、鼎、甑、青等各种器物在这里应有尽有。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数千件陶器中，多为生活用具。主要有鼎、罐、甑、鬻、甑、豆、杯等。器形多样，流行长颈、附耳、三足等。其中有大量酒具，说明当时酿酒已经非常盛行，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酿酒业起源于龙山文化时期，尉迟寺遗址出土大量酒具，把我国的酒文化和酿酒业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左右。

新石器时代（距今4800-4300年）

鸟形"神器"是尉迟寺遗址出土的最特殊的器物。器物匀称、端庄、稳重，主体造型的象形鸟形体和附加造型的抽象鸟冠饰合为一体，整个器物具有一种神秘感。它可能反映了大汶口人的鸟图腾崇拜现象，或者是一件权力象征物，为氏族的首领所拥有，在重大的场合出现，供氏族成员膜拜。鸟形"神器"的出上对于研究当时的图腾和祭祀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镇馆之宝

尉迟寺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存。外围环绕着椭圆型大型围壕，使聚落成为一个严谨的整体。聚落内的所有房子成排成组，每组房子的前面，都有面积不等的活动广场。通过13次发掘，该遗存共揭露大汶口文化晚期西北﹣东南向红烧土建筑12排13组，西南一东北向红烧土建筑2排5组，另外，还有2处残存的房址3间，共计73间。总建筑面积1170平方米，居住面积为970平方米，完整的再现了尉迟寺聚落的宏大规模。

尉迟寺遗址围沟呈西南﹣东北方向的椭圆形，南北跨度为240米，东西跨度为220米，宽25-30米，平均深度为4.5米 整个建筑基址群都在其环抱之中。围沟是该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围沟内侧较陡直，可有效地阻滞入侵者的袭击，具有一定的防护功能。同时也具有蓄水、排水功能。沟内的存水可供人们日常生活及生产所需。这种围沟环绕的建筑群体，在周围同期遗存中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

陶豆：由豆盘和圈足组成。尉迟寺遗址出土有高圈足豆、浅盘豆、镂孔豆几种。其功能近似现在的盘子。

陶鼎：炊具的一种，用于煮食物。均为夹砂陶，颜色以红褐色为主，大部分为生活实用器，一般饰有斜蓝纹或横蓝纹、绳纹，个别饰有方格纹。

陶罐：多为生活用具，一种盛液体或食品的陶制容器。罐的形制大致为直口或敞口，短颈，圆肩，腹较深，多为平底。

陶甑：古代陶制炊器。底部有方孔或圆孔，带有三足，有的在器壁近底处留孔，置于鼎等上面蒸食物用，功能近似现代的蒸锅。

玉饰

骨饰

第1层：耕土层，厚15~25厘米。土色呈黄褐色，土质疏松，包含有农作物根系及腐蚀质，在清理中出有近代砖瓦瓷片。

第2层：扰土层，厚40~60厘米。土色呈灰褐色，土质疏松，包含有红烧土块及植物腐蚀质，结构紧密，呈胶泥块状，出土近、现代砖瓦瓷片等。

第3层：龙山文化层，厚40~90厘米。灰黄色粘土。土色呈深褐色，土质较硬，包含有较多红烧土块、草木灰及陶片，陶片出土较多。主要发现有龙山文化红烧土排房及七足镂孔器。

第4层：大汶口文化层，厚25~75厘米。土质呈浅褐色，土质稍硬，包含有少量红烧土颗粒，出土器物较少，遗迹主要为灰坑或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

第5层：大汶口文化文化层 厚80~120厘米，土色呈褐色，土质比上层疏松，包含有零星的红烧土颗粒，并夹有黄褐土斑点，出土有少量陶片。遗迹主要有大汶口文化墓葬。

第6层：大汶口文化层，厚65~75厘米。土色呈浅黄色，土质较疏松，包含有木炭颗粒及灰白土斑块，陶片较少。主要遗迹有大汶口文化儿童瓮棺葬。

第7层：大汶口文化建筑层，主要发现有红烧土排房及"鸟形"神器。

第8层：生土层，黄色粘土，无陶片和黑色炭屑。

尉迟寺遗址的红烧土排房，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建筑形式，它既与前期的半地穴建筑有源的继承，又与后期的"宫室"建筑有承前启后的关系。它一方面保留了半地穴（浅穴式）那种古老的建筑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以烧烤为特点的先进的建筑形式。红烧土排房的发现，也为后来北方广大农村中普遍流行的建筑形式找到了根源。

尉迟寺遗址的红烧土房成排成组，每排每组的房子均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柱、房顶、地面、灶址等部分组成。房子的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建筑结构以浅穴木骨墙为特点。采用挖穴、立柱、抹泥、烧烤四道工序建设而成。

在尉迟寺遗址房屋倒塌堆积中，几乎每间房子都有已经破碎或还具有较大面积的白灰涂抹面。其涂抹工艺都是一致的，可

以看出当时的涂抹工艺达到了非常高的平

整度，所抹白灰达到了具有极限的薄度，仅有一毫米而已，不但均匀而且平整。在原始社会出现如此高的手工技术，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发掘清理过程中我们发现，白灰面涂抹在房顶外侧，其作用一是美观，二是防雨，所涂抹的白灰面是当时一种先进的建筑材料。

大口瓮亦称大口尊，这种造型奇特的器具，特别是大口瓮上的陶文刻划符号，从发现以来其作用就引起考古学家们的种种猜测，更是引起史学界和古文字学者的浓厚兴趣。刻在大口瓮肩部的陶文刻画符号，更显示了这种特殊器物的深奥意义。在尉迟寺遗址中，大口瓮大部分是作为儿童墓葬的葬具或祭祀而用，这也是尉迟寺遗址比较典型的特征，有别与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同时在遗址的红烧土房址中亦有发现，可见它不单单是作为葬具而专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功能：

储藏：大口瓮作为一种特殊器型，其尖底无法平地放置，古人采用半掩埋的方式放置。这类作为生活用具的大口瓮，一般装饰有很粗的斜蓝纹，口径较大，腹部略鼓，底较尖，器壁比墓葬或祭祀用的大口瓮薄。用于盛放特殊物品。其器型硕大、壁厚，制作和烧制都比较困难。

酿酒：尉迟寺遗址发掘出土饮酒器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富，亦为国内所罕见。这也说明了当时大量酿酒和饮酒已经成为当地的习尚。人们日常饮食和祭祀活动都离不开酿造的美酒。大口瓮半掩埋的放置方式，相对能保持其恒温恒湿，更适合美酒的储存和发酵。

尉迟寺遗址的墓葬，是略晚于房址的遗迹现象，仍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尉迟寺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儿童瓮棺葬，瓮棺葬的数量已经占到墓葬总数的 80％以上，这种现象有别于山东大汶口文化葬俗。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尉迟寺聚落内部的居民，已经出现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上的两极分化。尉迟寺遗址的墓葬、祭祀都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们对生死观念、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和认知，并反映出原始宗教的萌芽已经产生。

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分为成人葬和儿童葬两大类，全部采用竖穴土坑埋葬。成人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儿童流行瓮棺葬，也有少量儿童墓采用了与成人墓相同的竖穴土坑的埋葬方式。竖穴土坑葬中，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均不见用葬具的痕迹。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瓮大部分作为儿童瓮棺葬的葬具，用来盛放儿童的尸骨，这种奇特的墓葬形式有别与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这类作为葬具的大口瓮器壁厚，口径略小，腹部从上而下较直，底部呈圆型较多，装饰有粗蓝纹，个别装饰有细蓝纹的大口瓮肩部还刻划有陶文符号。被作为葬具使用，体现了古人对儿童早逝的关爱，寄托了对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美好心愿。

尉迟寺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十几年的发掘，这个埋藏久远的神秘村落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是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命名地，这个近5000年前人类发展历史中以红烧土建筑为特点的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也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已揭示的最完整的原始聚落，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项伟大的奇迹，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惊叹号，它构成了尉迟寺类型的典型特征之一。尉迟寺遗址首次出土的陶制鸟形"神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罕见的器物，为探讨中国史前聚落中蕴藏的深刻内涵提供了实证。尉迟寺遗址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它本身已经孕育着更高一级的文明因素，或许将之视为城址的前身更为妥当，它标志着原始社会正处在向文明社会转折过渡的重要时期。

蒙城．地处皖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先哲庄子的故里，道家文化的圣地。宋代苏舜钦、苏东坡、王安石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都曾在此留诗作赋，"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已成为蒙城的精神传承：

纵观蒙城的历史进程，从尉迟寺聚落遗址到北家筑城，从庄周梦蝶到檀道济唱筹量沙，刘金定红马金刀战南唐，马玉昆血战平壤抗倭寇，这些无不展示了蒙城这方热土的厚重与辉煌。古城上每一块残砖碎瓦，都浸润着它的艰辛与漫长。珍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折射着历史岁月的风云，记录着蒙城的沧桑与变迁。

"家"即古蒙字。北家，两字合一为"蒙"字。商代甲骨中刻有"家侯"的文字，证明商代已有家国。春秋中山国国君墓中出土的青铜壶，壶上铭文就使用一个金文"蒙"字。临泉、颍上分别出土的铜戈、铜剑上，铸有鸟篆"蒙"字，经专家鉴定，此戈、剑为战国兵器。这证明"蒙"字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普遍使用了。"蒙"字流行，"家"字逐渐废置，汉以后，"蒙"取代了"家"，汉至西晋初，还"家、蒙"混用。许慎《说文解字》"蒙"、"家"各为自条。晋以后，唯"北家"一词还用"家"。故《康熙字典》"蒙"条，引段玉裁注《说文·家》曰："依古则作家，蒙行而家废也"。现在，全国唯蒙城县坛城北家山，仍使用"家"字，坛城现存的一块清道光碑，刻有"北家山"，一块清同治碑和一块民国碑，刻有"家山"，这说明蒙城之"蒙"，确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蒙城夏属禹贡豫州。先商称北家、景毫。春秋时期萧、蒙归属不定。战国后期，楚考烈王迁都于寿春（今寿县），蒙邑成了楚都北面的重要屏障，即于蒙邑置蒙县。秦承楚制为蒙县。三国时，魏设山桑县。东晋侨置蒙县，属谯郡。南北朝宋置山桑县。公元467年，北魏废山桑县建置涡州，为州治所，在漆园故城设涡阳县。公元528年，梁攻占涡州改置西徐州，后置北新安郡。公元550年，东魏置南谯州，仍以涡阳（漆园故城）为治所，并山桑、蒙县为蒙郡。北齐复称蒙县。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称淝水县，大业七年（611年）改为山桑县。唐天宝元年（742年），唐明皇下诏，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书为南华真经，将庄子故里定名为蒙城，沿用至今。

蒙城县历史文化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县域内至今还保留着以尉迟寺遗址为代表的众多新石器文化遗存。夏时，蒙城属豫州，商称北蒙。春秋战国时期属宋国称漆园，楚考烈王兼并后，改称北地。汉设山桑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改称蒙城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蒙城县域内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制作精良、类别丰富，集中反映了古代蒙城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郢爱

云雷纹铜斧

青铜器主要指用铜锡铅合金制作的器物。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装饰风格从凝重庄严转向了朴实、简洁，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

铜洗

窑址在安徽淮南市上窑镇。唐代属寿州，故名。始烧于隋代，盛于唐，终于唐晚期。寿州窑是唐代七大瓷窑之一，隋代主要烧青瓷产品。唐代主要烧黄釉瓷和少量黑釉瓷，产品有碗、盘、杯、钵、注子等，釉色有蜡黄、鳝鱼黄、黄绿釉等。釉下施泥质胎衣，釉层呈玻璃状。

安徽民间陶器。唐代界首即烧三彩陶器。其胎质细致，釉色有红、绿、黄、褐等。器物多罐、坛、瓶、钵、盘、洗等。多以刻划剔地法做出纹样，再施以不同釉色烧成。纹样中以"刀马人"最具特色。

界首人物花卉陶壶

蒙城县的文物古迹众多，从新石器时期以来，各个时期都有遗存。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尉迟寺遗址"、"万佛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马玉昆府第"、"陆建章宅"。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九顶灵山寺"、"檀公城城址"等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蒙城，自古地灵人杰，名家辈出。是一代圣哲庄子、孔子七十二贤之一的陈亢故里，是女中尧舜高太后、巾帼英雄刘金定的家乡，涌现出山桑侯王常、武烈王高琼、武探花陆凤翔、马玉昆等英雄豪杰和刚正不阿何惟憋、指画家苏廷煜、女画家张襄等才人名宦，也留下了嵇康、苏舜钦、王安石、苏轼、臧克家等名人的足迹。他们的故事在蒙城大地上流传，追寻他们的足迹，我们可以感知蒙城的璀璨文化。

没有记忆，城市就没有根。没有文化，城市就没有基。博物馆的设立就是为了收藏、研究、展示、宣传一座城市的记忆，汇聚不可忘却的文化。五千多年浩瀚的记忆长河中，神奇广袤的漆园大地，孕育着璀璨的古代文明，奔腾着蒙城人的智慧和力量。

透过珍贵的文物，审视着沧桑的古迹，怀念着传统习俗，启开了尘封的记忆，我们感知到蒙城的醇香和厚重。面对它们，我们会油然而生敬意。而今这些文化元素仍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让蒙城幸福安详，让蒙城繁荣盛昌，激励蒙城走向辉煌的明天。光辉灿烂的历史在为蒙城喝彩，作为蒙城人我们深感骄傲和荣光。

庄子（约前369一前286)，战国中期哲学家，庄氏，名周，字子休（一作子沐）,汉族，蒙（今安徽蒙城，又说河南商丘、山东东明）人。是我国先秦（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庄子原系楚国公族，楚庄王后裔，后因乱迁至宋国，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然文采更胜老子。代表作《庄子》被尊崇者演绎出多种版本，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

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他的作品被人称之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据传，又尝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真经》。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先秦时期最为睿智的贤人，被后人尊称为"南华真人"。著有《庄子》一书，其学说涵盖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历史上曾经三建庄子祠，宋元丰元年（1078),知县王竞首建于涡河北岸漆园城，后被黄河水淹没，明代万历九年（1581)，蒙城知县吴一鸾于今址重建，时有逍遥堂、梦蝶楼、大门、二门、鱼池桥、观鱼台、道舍等建筑，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崇祯五年（1632)，知县李时芳重修逍遥堂，增建五笑亭并辟池为濠上观鱼园。后历遭兵劫，遂渐颓毁，所存无几。

清代至民国中期，增设景点，以壮观瞻。在通道两侧建碑亭两座，立碑八块，镌刻前贤题咏和乡贤义行诗文；大门两侧分立碑林，一字排列，计三十余块。此后，庄子祠旧址寻得苏轼《庄子祠记》残碑、明宗伯汪镗《新建庄子祠记》碑，今收藏于庄子祠内。

近年来为重建庄子祠，特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建筑专家张驭寰教授做总体设计，恢复昔日庄子祠内"逍遥堂"、"梦蝶楼"、"鱼池桥"、"观鱼台"、"五笑亭"、"道舍"等景观；增辟"濮池"为庄子隐钓濮水新景点，增设"南华经阁"、"养生院"、"五五池"、"逍遥池"、"碑亭"、"碑廊"、"景观廊架"等景观；一座仿汉代建筑风格的庄子祠又重新屹立在庄周故里。

残碑《庄子祠堂记》碑文存原丈168字 缶："庄子，索人也。尝为蒙漆园束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基令秘书丞王莫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蒙城东关庄子祠堂遗址上，碑文文字是苏东坡亲笔局书写。石碑毁坏年代不祥

荘子的出身衆説紛纭，他是一介布衣， 家境貧寒，只做過短暫的管理漆園的小吏；但他又能結交王公名士，接觸到很高深的學問，留下謎一樣的人生。史料發掘和最新的研究表明，荘子是楚荘王的后裔，楚國沒落贵族，其先祖因政治避難而流荡到楚宋交界的蒙地，所以才有楚威王遣使迎他回去作宰相的故事。他舆老子為鄰，正是在這片廣袤的渦淮平原上，才產生出雄渾壮麗的道家學派。

庄周梦蝶卧像典出《庄子·齐物论》，庄子梦见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翩腳飞舞，已不知自己是庄子，但突然醒来后感觉自己就是庄子，不知是庄周，忘记了梦境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和现实的差距。

先秦是中国古代寓言的产生期和第一个繁荣期，而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即是从《庄子》开始。全书共记载各类寓言二百多个，从司马迁到鲁迅，都认为庄子著述十万余言，大抵皆寓言。它所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正如书中自我表白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以与庄语。以后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

在庄子的寓言世界里，大至混沌宇宙，小至杯水芥舟，无论山河湖海，神怪生灵，还是社会万象，芸芸众生，可以赋予命的特征，成为故事的角色。其丰富曲折的情节奇幻怪诡的大◇容，加以多种修辞方法如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的综合运用上天入地，纵横驰骋，令人产生无穷的遐想与感悟。作为一朵国山熟的文化奇葩，它所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先民思辨与想象完美结一合的大智慧，并对后世的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