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航博馆2，功勋战机及其故事

猎美天涯

在歼强机展区，看到了从抗美援朝我中国空军成立初期建立过卓越功勋的战机。

　　米格—15飞机是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生产的第一种后掠翼喷气式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代实用的喷气式战斗机。

在抗美援朝空战史上我军首次击伤、击落敌机的战斗英雄李汉的飞机就是米格-15飞机。1951年1月21日，美国空军出动一批F-84战斗轰炸机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阻滞我后勤供应。大队长李汉率领飞行员奋起迎敌。他迂回到敌机背后，在距敌400米时猛烈开炮，将敌机击伤，其余敌机纷纷逃窜。
战斗英雄张积慧所驾驶的战鹰也是米格—15。1952年2月10日晨，数十架美机轰炸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线。大队长张积慧在僚机单子玉的密切配合下，智勇善战，前后不到1分钟就击落美机两架，并击毙了美“空中英雄”、 “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员威兰中将仰天哀叹“这是一个悲惨的损失”。
提到米格-15飞机，就不能不提到那架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捐赠的飞机。它现收藏在航博的洞库馆内。

　　这是一架机头用红色油漆喷着“香玉剧社号”字样的米格-15飞机。当时，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全体同仁，于1951年8月从西安出发，辗转5省，历时半年，义演180多场，收入15亿多元(旧币，约合现人民币15万元)，捐献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买回这架战斗机装备前线。
　　这架战鹰屡建功勋，可常香玉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它。1992年3月22日，在北京参加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常香玉，异常激动地来到了航空博物馆。在馆长薛培森的陪同下，她缓缓走到“香玉剧社号”机旁，轻轻抚摸着机头上的字迹，举目凝望，泪盈双眸：“义演那年我29岁，现在69岁，40年岁月如流，我真为我们祖国的兴旺而高兴，为我们军队的强盛而骄傲。谢谢你们，谢谢解放军。”

米格—15比斯飞机是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生产的米格—15飞机的改型。
　　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志愿军空军装备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凭借其优异的性能，成为美国F—86战斗机的劲敌。原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当年曾驾驶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飞机，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一级战斗英雄。
歼—5飞机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仿制前苏联的米格—17埃夫型飞机研制生产的歼击机，是新中国生产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1956年7月19日，原型机首次试飞。我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曾使用歼—5击落过F—84、F—86、RB—57和F—4B等多种入侵飞机。 歼—6飞机是沈阳飞机制造厂在米格—19的基础上仿制的双发昼间超音速歼击机，是歼—6系列飞机的基本型，1963年9月23日首飞成功。 1964年11月15日，空军某部飞行员徐开通驾驶该型机首开我空军击落入侵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纪录。
歼—7飞机是我 仿制前苏联米格—21埃夫研制的超音速歼击机。1966年1月17日首飞成功，当年12月定型，并开始装备空军。我空军飞行员曾驾驶该型机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4架。
强—5飞机是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单座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1965年6月4日首飞成功。强—5飞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参加巴黎国际航展获得好评。在装备我国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同时，强—5飞机还出口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
歼—8飞机是我国生产的单座、双发、超音速歼击机，1969年7月5日首次试飞。它的飞行性能优于我国此前装备的各型喷气式战斗机，主要用于执行国土防空和争夺制空权等任务。1980年12月开始服役。
C—46飞机是美国寇蒂斯 莱特飞机公司1937年研制生产的活塞式运输机。它原本是民航客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为军用运输机。1940年3月，原型机CW-20首次试飞，1942年装备美国部队后，命名为C-46A，别名“突击队员”，共生产3180架。 C－46飞机的“胃口”大得惊人，它甚至能装下整辆吉普车，整艘小型巡逻艇。当然，也能运输人员和物资，尤其是运送不可拆卸的大型部件，如飞机发动机、发电机、医疗设备等。需要2架C－47飞机运输的物资，往往一架C-46飞机就能运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和盟国部队曾广泛使用这一机型。
　　该机在1942-1945年间的“驼峰”航线空运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刚刚投入“驼峰”航线空运时，C－46飞机经常因机翼结冰、发动机熄火而坠毁。该机本来是用于执行低海拔地区物资运输任务，现在必须在高原飞行，发生事故的概率自然就高了。印度机场潮湿炎热的环境，和飞机高空飞行时遇到的寒冷干燥环境反差巨大，以至于C-46飞机即使在地面检查时一切正常，可到了空中，部件就一个接一个出问题了。“驼峰”空运期间，C-46飞机很多时候都是带故障飞行的。损失如此巨大，以至于一段时间内，“驼峰”空运总队不得不停飞C-46飞机，寻找改进办法。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曾使用大批C-46飞机援助国民党空军向我国东北地区空运部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18架C-46飞机通过起义或被缴获等途径先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人民空军建立初期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C-46飞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人民空军空运队的3架C-46飞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
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年轻的人民空军飞行员驾驶着C-46飞机飞上西藏高原，为地面部队空投补给物资，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一条空中运输线。1950年4月15日，谢派芬、李嘉谊驾驶C-46飞机，穿越康定山口，打开了通向西藏“天险”大门；5月7日，王洪智、李嘉谊驾驶C-46飞机，穿越折多山口；9月10日，徐骏英、易扬启等试航德格空投成功；12月14日，刘耀宗、易扬启等试航八安成功。1952年6月7日，李向民、胡明涛驾驶C-46飞机试航太昭空投成功，开通了飞向拉萨的最后一段航程。他们为支援人民解放军陆军进军西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2年，C-46飞机全部光荣退役，现有3架收藏于中国航空博物馆。它们因经历过重要战役的洗礼，被列为国家级文物。当年美军的“驼峰”飞行员有的从国外来到中国航空博物馆，站在这些C-46飞机面前，回忆他们往日的战斗经历。
C—47飞机是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生产的DC—3民用运输机的军用改型。DC—3于1935年首次试飞，1942年装备美军部队后，编号为C—47。
　　1950年4月3日，人民空军第一个空运队的谢派芬、李嘉谊机组，驾驶C—是47，首次试航康定，揭开了进军康藏高原的序幕。
康维尔—240飞机是美国康维尔公司生产的双发活塞式近程运输机，1946年7月原形首次试飞。
　　该馆展出的这一架，是1949年11月9日“两航”（原“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的简称）起义中，由香港飞往北京的领队长机，机长为潘定国。
1949年的深秋，两位神秘的旅客登上这架喷涂着原国民党政府标志的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改变航向，直飞北京。那时，新中国诞生还不满40天。毛泽东主席为这架飞机题名为“北京号”。
飞机上的两位神秘旅客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航空业的两位巨头：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政权逼迫“两航”从上海迁往台湾。“两航”的两位总经理都将公司的主要部门迁到了香港，而且在离开上海前都对共产党表示了好感。两个航空公司的实力非常雄厚，新中国急需建立自己的航空事业，于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决定发动“两航”起义。中央指派刘敬宜曾经的学生吕明和当时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赶赴香港，开展对“两航”两位总经理的策反工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在经过多次说服工作后，决定起义。但是中航刘敬宜由于与国民党的关系密切，策反他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于是，吕明、查夷平调整工作计划，借助“两航”地下党组织和工会的力量展开了对“两航”基层、中层员工的策反工作。当时中航的中共地下党员陈耀寰就参与了策反飞行员的工作，是“两航”起义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他和其他地下党员的努力下，成功策反了许多飞行员起义。中航飞行员秦永棠和央航飞行员林雨水都是被策反的对象。他们放弃了香港优越的生活，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何祖锐是中航地下党员之一，也是中航的工会成员。他和工会的同志们借助工会的力量，创办刊物，组织活动，宣传了许多上海解放后“两航”留在上海员工的感受，对“两航”的香港员工介绍了许多共产党的情况。在他们的努力下，“两航”的基层员工中支持起义的人越来越多。
中航迁到香港后，港英当局一直压制中航，刘敬宜面对国内的解放形势和香港的困境，以及广大员工的强烈愿望，终于决定率众起义。而吕明却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病倒了。
国民党这时察觉到共产党在“两航”内的活动，开始催促两个航空公司迅速迁往台湾。“两航”起义工作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终于，在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陈卓林带领“两航”部分员工驾驶1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向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起义的飞机在经过几番波折后，分别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和天津张贵庄机场。刘敬宜和陈卓林在当天发表起义通电，脱离了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归附中央人民政府管理。
　　至此，“两航”起义获得了圆满成功。

　　后来，潘定国机组驾驶该型机飞上了青藏高原。

伊尔—12飞机是前苏联伊留申设计局为替换里—2飞机而研制的活塞式运输机，1946年1月试飞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空军郭洪礼机组驾驶该型飞机进入蘑菇云，完成了采样任务。
DH—121“三叉戟”飞机是由英国德 哈维兰飞机公司研制的中短程涡扇式运输机，1961年12月首次试飞，1964年春加入航线。
　　看着静静屹立在广场上的这架“三叉戟”，总让老一代和我们这代人想起1971年9月发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