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菜

陈肯

　　杀猪菜是过年前最值得期待的一餐饭。你或许怀疑我饭菜不分，但杀猪菜却为饭菜合一，是杀年猪那天的一桌饭菜。

　　文革初期，集体化仍然是国家的至上原则，“割资本主义尾巴”闹得很凶，老百姓不得搞自留地，不得私自养禽畜，任何私人劳动都有可能被认定为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罪名加以惩处，养猪养鸭、房前屋后的瓜菜都在“割”之列，这造成了农村萧条，农民困顿。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家政务工作，提出“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政策，支持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农村很快就有了起色。但家里多出的鸡蛋，养大的猪必须卖到公社食品站，禁止私下交易，否则，也会被公社干部或民兵连长没收的。

　　老家称猪圈为猪栏屋，我家的猪栏屋就建在后门外，共两栏，每年养三头猪，两头猪卖食品站，一头是年猪，宰后自用。这三头猪维系着我家一年的生活：卖猪换来的钱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家里油盐衣裤等支出和我们兄妹学费全指望这两头猪；年猪除杀猪当日和过年期间食用少数，大多被腌制后，放进几个比较大的猪油罐贮藏起来，是一家全年炒菜的依托。

要养大三头猪，可把我们小孩累得够呛的，每天放学回家，要不在割猪草，要不在割猪草路上。带着劳动压力的野外生活，并无半点乐趣可言。但年底杀年猪却让我们期盼。

那天，父母都起了个大早。母亲烧开两个锅水，洗净脸盆和案板；父亲去请几个捉猪的帮工，因为要捉住肥壮的年猪，且拖上、摁牢杀猪凳上，单凭杀猪佬和体形瘦弱的父亲是远远不够的。

当年猪哀嚎声撕破晨曦微光时，我也悄悄起床了。对于杀年猪的血腥场面，我自小不惧怕，反倒觉得有点刺激。因为这头猪能养得如此膘肥，我功不可没。

猪血足有半脸盆，并很快凝固。杀猪桶冒出腾腾热气，猪被推进猪桶，一股骚味顿时弥漫开来。褪好猪毛，大家合力重新将猪搬上杀猪凳，杀猪佬割下猪头，便开膛剖腹了。清理好猪肚里，扯下板油，杀猪佬按照母亲要求，将猪肉切成一刀刀大小不一的条状，有现吃的、有贮藏的、有送人的……哥哥被指派给外婆送猪肉，我洗葱刨姜，大妹负责烧火，母亲掌勺，一餐杀猪饭有条不紊进行中。父亲则整理空出来的猪栏，待正月开市，为三头小猪崽安住做准备，然后带着烟去喊帮工来吃杀猪菜。

猪脚和红烧肉虽然肥嘟嘟的，但粘得糯口，很下饭，风卷残云般，吃下一大碗。猪心、猪腰和猪肝很嫩，有点滑爽，也只有这天才吃出这个味，之后，为招待拜岁客，这些菜经反复炖烧，会变得硬邦邦的，断然无味。爆炒肉片肉丝最香，全赖一把葱给调出来的。猪肠带有一点臊味最正宗，如果洗得太薄，我才懒得正眼看呢。猪肚韧滑，嚼劲最大。猪血我最不喜欢，以为其营养成分最低。同样来自猪身上，部位不同，做法各异，风味迥异，实在大快朵颐。

趁着大人们喝酒聊天功夫，我狼吞虎咽，已下肚三大碗，这一餐饭几乎相当于我整年脂肪摄入量一小半。

　　哥哥成家了，我读大学去了，妹妹们陆续嫁人了，割猪草的人不在身边，加之，猪油被“金龙油”取代，家庭经济收入不再单凭三只猪，农村养猪成本不断提高，父母也失去养猪兴致。

　　我想，自己余生应该再也吃不到杀猪菜了吧，父母年事已高，猪栏屋被当作赘物推倒，土猪成为了社会的稀罕，但杀猪菜的味道久久萦绕在脑海里，是那么清晰，又那么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