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上面🈶故事——西湖摩崖题刻系列之石函路摩崖题刻群

浪迹杭州

石函路是条老路，东起石塔儿头，西至石函路7号并入北山街，位于望湖楼后，长约二百来米。石函路在1920年前西湖环湖路尚未兴建时，紧邻西湖。因东起李泌所筑的石函闸遗址，故名曰“石函路”。

石函路在石塔儿头戛然而止，是条断头路，下面就是保俶路。宝石山绵延到这里也戛然而止，据说宝石山是一整块岩石，杭州人称此处为“石塔儿头”。

让人记住石函路的一是摩崖石刻，还有就是这里有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

“节用爱人，视民如伤”。楷书，刻于明万历年间。张文熙书。

石刻高1米，宽6.5米，字径69厘米。

“节用爱人”出自《论语》：“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当官的要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视民如伤”出自《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意思是说执政者对待民众就要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倍加呵护。常用来形容上位者体恤关心民众疾苦。这两句词出自两部儒家典籍，其内容含义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爱民”思想。

有人把这方题刻比喻成“锦旗”，授给浙江巡抚张佳胤。

万历十年（1582年）春，朝廷派驻杭州的两支政府军（幕府东营马文英、西营吴廷用）哗变，原因是他们被告知，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减月饷，每月的俸禄从九钱银子将减为六钱。出于愤怒，他们造了反，将该省巡抚吴善言捆绑起来。兵变爆发后，乱兵遍及南方各省，以至于一些官员在衙门的墙上掘了洞口，以便随时逃走。一接到奏报，张居正迅速派张佳胤南下杭州接任吴善言，全权处理此次兵变。他到达浙江之时，恰遇民众亦反。他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将两场动乱平息，保住了杭城的平安宁静，为杭城百姓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的张文熙是御史，巡按陕西、浙江兼浙江乡试考官，为此他勒字以彰佳胤平定暴乱之功。

“东南一柱”。楷书，字径40厘米，刻于万历年间，虽然看不清书写者姓名，但多数学者认为还是张文熙所书，与“节用爱人视民如伤”于同一时期。这是杭人授给张佳胤的第二面锦旗。

“东南一柱”、“节用爱人，视民如伤”两方摩崖题刻是当时杭州百姓对张佳胤平乱的感激之情之重要见证。

话外音：主人公精彩的人生履历，不得不让人佩服：

张佳胤（1526年－1588年），别名张襄宪、张佳印、张佳允（均为清代史籍为避雍正帝讳而改），字肖甫（一作肖夫、肖父），初号泸山，后改号崛崃山人（一作居来山人），四川重庆府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人。中国明朝官员，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参加院试中秀才，且名列榜首，深得时任重庆太守刘绘的器重。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参加乡试中举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授滑县知县。因任内智擒大盗，升任户部郎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拜户部福建司主事，道改兵部职方。期间加入复古同盟社，成为“后七子”之一。

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因父丧守制在乡。拜会杨慎，并结识曾玙、熊过，并于次年成立诗社 “汐社”。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迁礼部郎中。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因严嵩父子嫌其不曾主动投靠门下，以风霾考察为由，贬谪为陈州（今河南淮阳）同知。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迁蒲州（今山西永济）知州，期间治理黄河。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调河南按察司佥事，旋任云南提学佥事。

隆庆二年（1568年），任广西布政司左参议。

隆庆三年（1569年），调河南按察司副使，旋任大名府（今河北邯郸一带）兵备副使，分守甘州（今甘肃张掖）。

隆庆四年（1570年），迁山西按察使。

隆庆五年（1571年）冬，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今江苏南京）十府。

万历元年（1573年），至九江，平定安庆兵变。后坐安庆兵变勘狱辞不合，迁南京鸿胪卿，就地转光禄卿。

万历三年（1575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次年，因母丧归故里。

万历七年（1579年）复职，先后巡抚保定、陕西、宣府（今河北宣化)。宣府是明九边之一，乃防御当时蒙古南下之重镇，设计制服塞外桀骜不驯、四处抢劫的头人满五。

万历八年（1580年），升兵部右侍郎。修长城万六千九百四十尺（约合十余里）。

万历十年（1582年）春，兼右佥都御史，署浙江巡抚，奉命勘乱。因主持对浙江兵变的镇压有功，获神宗传诏嘉奖，赐飞鱼服，迁兵部左侍郎，加右都御史。在浙江，岛夷（倭寇）来犯，张佳胤励楼船将军（古代将军名号，是水军将领）逆击败之。

万历十一年（1583年），任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曾遣部将李成梁屡破鞑靼插汉儿部，以功连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衔。旋即召还朝中，主持兵部事务。神宗根据功劳，赐一品诰命

万历十四年（1586年），受御史许守恩、徐元复参劾，遂三疏谢病归里，致仕回乡。

万历十六年（1588年），患风疾，转而病重，于同年闰六月十六日（8月7日）病逝，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少保。天启初年，追谥“襄宪”。朝廷敕建专祠春秋祭祀。

张佳胤工诗文，与王世贞等人唱和，为明文坛“嘉靖后五子”“后七子”之一，又与余日德、张九一并称“三甫”。其诗文才气纵横，但缺乏深雅之致。有《崌崃山房集》传世。

“乾坤清气”。楷书，高1米，长4米，字径80厘米。字体刚劲厚重，气势恢宏。上款是“光绪丙午人日”，下款为“郁平陈璚书，昔年八十，慈溪刘远桢监刻。”

款识意思就是：1906年农历正月初七，80岁的广西郁平（今贵港市）人陈璚书写“乾坤清气”四字，由慈溪的刘远桢将其监刻在了石函路的石崖上。

陈璚（1827年-？），字六笙，又字鹿笙，一作鹿生，广西郁平人。同治光绪（1868-1908年）年间廪贡生，官四川按察使。清光绪初曾任杭州知府，晚年退休后寓居杭州三台山麓的三台别墅。

陈璚是西冷印社第一批的早期社员，是清代书法名家，擅长画墨梅。耄耋之年的陈璚在西子湖畔写下这四个字也应是借王冕的诗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乾坤清气”语出元代诗人王冕的《墨梅》。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总书记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诗。以诗言志，传递的是苦干、实干的务实精神，同时也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严以修身提出了一个高的标准。

刘远桢何人？尚不清楚。

“引人入胜”，行书，字径30厘米，落款字迹患漫不清，无法辨识，自然就无从查究何人何时所题。

西湖自古便是杭州魂之所在。苏东坡曾说：“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西湖以她“三面云山一面城，半城春色半城湖”的自然风光赋予天下众生。历代的仁人志士、文人墨客对西湖多有赞美，所以石函路上出现了两块为西湖风光打出的广告语——“引人入胜”和“天开图画”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开图画”。此四字篆书，石刻高1.4米，长4米，字径150厘米；落款为行楷书“光绪乙酉冬月平湖王成瑞题”，字径20厘米。

光绪乙酉年(1885年)冬十一月，好游览、精篆刻的浙江平湖知名文人王成瑞从宋人黄庭坚的《王厚颂二首》“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诗句中选取“天开图画”四字题刻于石函路崖壁之上，比喻西子湖的秀丽风光犹如上天展示的美丽画卷，栖身其中有如身处蓬莱之感。

王成瑞字云卿，咸丰时岁贡生。工诗古文辞，兼四体书法，好游览，遇名胜辄有留题。晚年游幕无锡，卒于署中。有《瀛台爪雪集》《闽桥游草》1卷、《百古砖室诗钞》11卷等多部著作。

苏州沧浪亭景区碑记厅中亦有王成瑞撰并刻的对联：“景行维贤，鉴貌辩色；求古寻论，勒碑刻铭。”款署为“光绪丁丑秋八年（1877年）既望平湖王成瑞撰书并刻”。

“南无大日如来”。这六个字是竖着刻的，刻印深，笔画粗。高达3.4米，楷书，字径40厘米。上款为“戊辰三月”，下款为“黄元秀敬书”。

黄元秀是民国时候的名人，戊辰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据杭州著名文人钟毓龙编著的《说杭州》载：“黄元秀字文叔，号山樵，杭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安定学堂教席，为余之同事。早岁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回国，于西湖白云庵联络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吕公望等从事光复活动。”民国时期的黄元秀在浙江军政诸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他学识渊博，书法自成一格，故而至今杭州各大名胜都还留有他的碑题。除此处的“南无大日如来”摩崖石刻，灵隐寺天王殿前的“灵鹫飞来”匾额亦出自他的手笔。

“南无大日如来”是佛教用语。

“南无大日如来”摩崖题刻是西湖周边众多佛教文化遗迹的组成部分。五代吴越国时期，杭州就被称为“东南佛国”。自南宋迁都杭州后，西湖一带成为佛教发展重地，西湖周边的灵隐寺、净慈寺、圣因寺、昭庆寺更被称为西湖“四大丛林”，促进、带动了西湖周边佛教文化的兴盛发展。

“吕祖百字碑”。位于“节用爱人视民如伤”题刻左下角。为方形石刻，碑宽0.56米，高1米。碑文为隶书，分上下二列，每列各五字十句。落款是“癸丑深省子勒”。深省子应是道号，具体是何人，待考。因无法确定深省子之生处年代，故落款中虽有癸丑纪年，亦无法确定石刻的具体年代。

《吕祖百字碑》碑文相传为唐末吕洞宾撰，又称《百字碑》，为五言20句诗歌，只有100个宇。内容简明深刻，讲述了内丹修炼的整个过程、内景、效验等，体现了修身养性的道教文化。

吕祖百字碑原文：

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西湖是人文自然双重遗产，道教文化亦在西湖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宝石山紧邻的葛岭便是名传千年的道教名山。葛岭之巅的初阳台相传即为晋代著名道士葛洪的修真之地。而位于葛岭半山腰的抱朴道院相传为葛洪设炉炼丹修炼的场所。旧时，抱朴道院与黄龙、玉皇合成“西湖三大道院”，现仍为全国24处重点道教活动场所之一。

《吕祖百字碑》摩崖石刻亦可证明道教文化是人文西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方是款型很少见的圆形题刻，右上方也有题刻是竖排，这是一款还是两款呢？因字体模糊不清，故不明内容。

刻在“大日如来”的左下方，贴近地表。

这款题刻是真的看不清了。

“摩诃增”，“佛娑婆诃”。

无上下款等其它内容，所以何人书写不得而知。字迹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与其它题刻不同，是直接刻在石面上，对石面没有进行整理。字迹笔画纤细，像淘气的孩子随便凿凿玩而已，更像急匆匆的凿刻而唯恐被发现。

“摩诃增”，摩诃，佛教术语，是梵文音译词。

“佛娑婆诃”，娑婆诃，也是佛教术语，也是梵语音译词。

在“摩诃增”题刻的左面，出现了这三个极易忽略的字迹：“天池食”。再无其它，令人费解。

整个画面显的小气、猥琐，虽不成体统，但也具年代感。

“N.S.ISAACS”。这方石刻上半部分内容为大写英文。下半部分为数字“31.7.23”。字径10厘米，无款识。位于“东南一柱”的下面正中位置。

专业人士推断这是一个姓艾萨克斯的西方人士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的缩写刻在了摩崖之上。而下半部分的“31·7·23”应该就是篆刻的时间：1923年7月31号，即民国十二年。

外国人喜欢跟风，更喜欢搞“到此一游”这类恶作剧。

摩崖石刻中出现西方姓名较为少见，石函路上这处篆刻西方人士姓名的传统中国摩崖石刻应是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杭州是中国外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国门洞开，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杭州，出现“歪果题刻”也属正常。

外国人来凑热闹的不止一个。这不，又出现一个老外的石刻。位于“乾坤清气”右侧。

字径10厘米，无款识。此石刻上半部分内容“2/12.29—1/9.28”明显为时间记录，为1919年2月12日至1928年1月9日；下半部分的“甲S久”，推测应与日本有关，因为石函路尽头石塔儿头处清末时期是日本驻杭州领事馆旧址。

《杭州通鉴》第二篇中《日本驻杭领事馆开馆》指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季，日本在宝石山东麓石塔儿头（即现在的石函路1号）设立领事馆。1919年至1928年间，日本人在此地营建了两幢西式洋房和一些附属用房。”

文中说明的日本人营造西式洋房的建设时间与摩崖石刻所记时间一致，再加上摩崖石刻与日本领事馆地理位置上的紧密联系，我们有理由相信该摩崖石刻就是倭人为纪念其在领事馆内营建两幢西式洋房而刻的，后半部分的“甲S久”有可能为日人建筑队的名称亦或建筑的代号之类。

这不仅是凑热闹，还恰恰是清末及民初日本帝国主义对杭州渗透、入侵的历史见证！

石函路1号曾是日本驻杭领事馆旧址。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马关条约》，杭州成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往来侨寓，办厂经商。1896年日本政府在此设立领事馆。

日本在这里一占就是49年。49年中，冠冕堂皇的领事馆实际上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在杭州设立的特务情报机关据点，负责搜集浙江全省以及周边经济、军事等各种情报，以备入侵所用。

抗战胜利后，1945年未，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该楼院收归国有，辟为外宾招待所。1948年曾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官邸。

现在是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对外交流服务中心、浙江省外事应急处理保障中心所在地。

石函路崖壁上这些大小十来块摩崖题刻年代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下限约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制有竖、横、圆、方等多重样式；题记者有当地政要，有文化名人，也有外国人；内容亦相当丰富，囊括儒释道三家思想学说，有中国人的写意抒情，也有西方人士的记述，还兼有歪瓜裂枣的印记，可谓包罗万象，历史文化内涵相当丰富。

总而言之，石函路上这些摩崖题刻记录着的是从明代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文明与文化，既富有天然之意趣，又荟萃人文之气息，为秀丽的西湖美景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题外话：

石函路旁有两组树，一是恩爱夫妻树：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融在云里。

另一是母子脐带树：

母子之间的奇妙连接，生物世界最有意义的存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