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钱理群的一面

余人@北京

二十七年前，我和钱理群先生曾见过一面。

那是一九九六年，我从事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的第三个年头，终于完成了一本重要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本书就是《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综合卷1》。

当这本书印刷出来的时候，我通知这本书的传主家属前来领取样书，其中的一位传主就是钱天鹤先生，而他的家属，就是他的儿子、北大的钱理群先生。

得到通知之后，钱理群先生和他的夫人，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们出版社所在大楼的西门，我的办公室就在西门旁边。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初见钱先生的第一印象：个子不高，脑袋特别大，圆乎乎的脸庞，乐呵呵的，非常谦逊和气。

那时候钱先生的名气还不是特别大，至少像我这样一位出版社编辑，还不知道他是做什么专业的，只知道他是钱天鹤的儿子、北大的一位老师。我甚至没和钱先生多说一句话，从办公室取出一包样书搬到西门口，然后放到了钱先生的自行车后座上，和他们两口子挥手告别，看着他们推着自行车消失在我的视野。

当时在我看来，这只是我工作中最普通的一天和最平常的一件事情，我认为这本书很重要，但这本书涉及的人物和其家属，好像和我并无多大关系。

这本书出版之后，我还写了一篇书评，题目叫做《丹心一片 功照千秋》，发表在当年的《中国农业科学》（1996年第5期）上，到此为止，我的这本书的出版工作算是告一段落。

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钱理群先生会再次让我熟知并无比敬佩，他的直言不讳的性格、充满真知灼见的学识会影响这么多人，尤其是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和尊敬，而通过了解他，我又进一步探寻了他的父亲和一段我国近代农业发展的历史。

钱理群在2008年因为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以“钱理群之忧”闻名于世。

时间到了2020年9月，有一个访谈节目，名叫《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钱理群》，我饶有兴趣地看了两遍。

拍这个节目的地点，一个是在钱理群卖了北大的房产之后所居住的养老公寓，一个是他年轻时执教所在地：贵州安顺，镜头就在这两个地点之间交替穿插，通过导演的精心编导和剪辑，基本完整还原了钱理群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进化的源头，使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又热泪盈眶。

在节目里，钱理群讲到了他的父亲，在他的公寓里，他把父亲的照片和鲁迅等人的雕像放在一起，从照片上看，父子俩的五官确实很像。钱理群风趣地对许知远说，他们都是他的守护神。

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并不是钱理群的守护神！

钱理群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出于对父亲的思念，他带上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有一天，父亲的照片被人发现，随即有人指责他：“居然保留着反革命的父亲照片。” 随后，父亲的照片就被缴收。

被平反后，他们将照片还了回来。可是，因父亲的原因，饱受艰辛的钱理群将父亲的照片烧毁了。醒悟过来后，他后悔万分地说：“这是他这一生犯的最大的罪孽。”

看到这里，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不由得又回想到我27年前编辑的这本书《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综合卷1》。我摘录几段我当年写的那篇书评，来说明一下钱天鹤先生在我国近代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它是中国科协于1986年6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编纂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系列丛书之一。《综合卷1》主要收录我国早期的，为我国近、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做了开创性工作的农业科学技术专家。 入传的35位专家系由中国农学会、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委员会、农业气象研究会等分别推荐，并经《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编委会审定入传的，......他们都是生于1920年以前，学有专长，毕生孜孜以求，身体力行，为祖国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有代表性的人物。”

涉及钱天鹤的文字是这样的：“清末民初是我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肇端。本书......顺序介绍了早期赴日、美、欧接受农业教育，回国做出开拓性贡献的许璇、李仪祉、过探先等人；还有在台湾光复后，又为台湾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钱天鹤、赵连芳等人；......”

虽然钱理群先生在采访中没有谈及这本书，但是我想，他在1996年取到他父亲传略的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我不知道他当时把父亲的传略带回家去，是否会为父亲的贡献得到了我国科学界的再次认可而欣慰呢？而自己的心理负担，是否因此而减轻一些？

在纪录片中，钱理群先生说到他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和光明的底子，在南京的时候，他常和一位儿时好伙伴跑到荷叶深处，仰望天空，快乐无比！他儿时在上海还参拍过电影《三毛流浪记》，虽属于群众角色，但演员表上有他的大名。我想，当时应该是他和父亲相处的短暂而又幸福的时光，钱理群先生的这段访谈，又重新激发了我了解他父亲和那段历史的浓厚兴趣。

我虽然编辑了包含钱天鹤先生传略的这本书，但是书中对钱天鹤的描述只有几页纸，可以说是一部只记录生平重大事迹，而不带什么感情色彩的人物传略。

偶然间我找到了一篇沈宗瀚悼念钱天鹤的文献，发表在《传记文学》1972年10月21卷4期，那一年钱天鹤先生在台湾去世了。沈宗瀚先生也是我国近代农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和钱天鹤先生是共事40余年多年的同事兼好友，所以他的悼念文章，充满了细节和温度，真实地还原了钱天鹤先生其人其事。

有几个细节我引用如下：

“中农所（即中央农业实验所）建造第一座大楼，安涛兄（即钱天鹤）最为艰苦，因他责任心重，既要坚固美观，又要合行政与研究之用，而经费仅国币10余万元。他对房屋设计，材料选择，煞费苦心，特选所内一位技术人员监工，他自己亦常亲自至工地监督，我于钦佩之余，常戏呼他大监工。楼成，照包工收据付款，款已入帐报销，惟尾数5000元包工未来领取，以示孝敬钱副所长。安涛兄查悉后，即将此款缴入公帐。中农所于26年秋撤离南京时，已建成实验大楼五座，行政大楼一座及职员宿舍十余座，此外尚有大温室、大冷藏室、高温室等等，均由安涛兄精心筹划。他的精明，他的廉洁，堪为我们的模范。”

“（钱天鹤）认为要切实研究改良农业必须聘请国内外第一流专家，藉以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准，并须有很好的设备与图书，以利研究试验，此外尚须举办短期训练班，以增加国内农业工作人员的新学识。”

“我们是用人才，因事择人，只求问心无愧，不必顾虑外界的批评，而且其他各系主任也多用自己的学生，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麦作组中，除徐季吾和骊英两技正外，其余马保之、金阳镐、蒋彦士、张宪秋等15位都是金大毕业生，工作努力，成绩斐然。”

“兄工作时严肃认真，提倡工作效率，凡事务须按时完成，但办公时间外常与同事谈笑风生，和易近人，令人敬之爱之。”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钱天鹤先生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卓越的农学家、教育家和管理者，而且还是一位很有亲和力的领导。

最让我产生联想的一个细节，是钱天鹤如何辅导沈宗瀚的长子君山：“民国39年8月，长子君山从广州来台北，考台大未取，我于9月间赴美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安涛兄（即钱天鹤）虞其在家荒废，特在他的办公室为君山放一桌椅，送他《史记精华录》、《国学文粹》等书，督促其自修，每周作文一篇，亲为修改。......他从此喜爱古文学，作文亦大有进步。他原用钢笔写字，安涛兄要他作文写毛笔字。他为文申辩，以写字为表达思想之工具，钢笔字较方便，毛笔字为艺术。工具人要学会用，艺术则不必强迫学习。安涛兄以他言之有理，亦不强之。但对古文之学习，兄还是慈祥耐心，循循善导。君山后来文尚通顺，皆由兄教诲所致。”

这位“君山”，就是在1994至1997年间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沈君山，曾被誉为“台湾四公子”之一(另三人分别是连战、钱复、陈履安)。

钱天鹤自己的儿子钱理群不在身边，却教诲了好友的长子；自己在台湾孤单离世的时候，自己的儿子却在偏僻的贵州安顺教书，不敢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不敢保留一张父亲的照片，更别说来筹办丧事了，读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叹时代的错乱、历史的悲哀！

我无从得知钱理群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心底里是怎样对父亲的思念和关注？在采访中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于是我就联想，假如他的父亲钱天鹤没有离开他，钱理群是否也会像沈君山一样，能够一直在父亲钱天鹤的身边，接受学贯中西的父亲的言传身教，那今天的钱理群，将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钱理群？

可惜历史不接受假设，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他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成为了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同时他也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得到一种满足。

十八年之后，靠着自己的努力，钱理群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实现了他的理想：重回北大讲鲁迅，并终成一代大家。

钱理群取得了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也许是父亲的优质基因遗传给了他，但在人生阅历方面，却是他父亲所不能给予他的。他并没有享受精英社会的资源，而是在草根中倔强成长。他在采访中说，自己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人生经验非常丰富，这也是他最自信的地方。

钱理群先生说，贵州安顺是他的另一个精神家园，在那里，他把苦难转化成一种无限的资源。

就像当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一样，钱理群在安顺不仅悟道了，还创建了一个民间思想村落。

纪录片里，当钱理群回到安顺的时候，当年他教过的学生在机场翘首以盼迎接他们的老师，和老师热烈拥抱，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真挚感情，让我从屏幕外都感动得热泪盈眶。而钱先生和学生们打麻将，开玩笑，叙说当年往事的老小孩的模样，逗得在场的年轻人哈哈大笑，我也不禁为这种融洽的师生情谊深深感染。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钱先生在贵州安顺找到了这么多知己，真是让人无比羡慕！

我最喜欢钱先生说过的金言：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也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把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编一本书、策划一次旅游或者到这里来演讲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作为具体的目标，每一次都带着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用婴儿的眼光重新发现，把这看作是生命新的开端、新的创造，从中获得诗的感觉。”

他说，人不能世故，但必须懂世故。他在学术研究上坚持司马迁传统，即站在边缘位置研究中心问题；他把自己比喻成北大的乌鸦，是北大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振聋发聩地发出“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疾呼，钱理群先生懂世故而不世故，这是他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我觉得钱理群先生和他父亲一样，从来都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常怀忧国之心、饱含报国之情的君子，他们就像水一样，从不高高在上，却总是身往低处，利万物而不争，看似柔弱却无比坚强，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要追求的崇高境界！

我的思绪再次回到1996年，我初见钱理群先生那一面的场景。那时的我刚刚离开大学走入社会两年，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并无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不知不觉中沾染了很多不好的世故习气，于是才有打电话通知钱理群先生来出版社取书的那一幕。

钱先生肯定早已忘记了这一幕，可是我却无法以此为傲，而是满怀羞愧。其实我本可以将书一一送到钱理群先生等传主家属的家中，可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就是我对历史没有敬畏，对先辈们缺乏尊重，对他们的贡献并无充分认知和感激，处处想着“实用主义”，缺少的就是对自我的清醒认知，我何尝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日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深山里，有一种特别的蛤蟆，它和同类相比，不仅外表更丑，而且还多长了几条腿。人们抓到它后，将其放在镜前或玻璃箱内，蛤蟆一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外表，不禁吓出一身油。这种油，也是民间用来治疗烧伤烫伤的珍贵药材。

著名导演黑泽明在晚年回首往事时，自喻是只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吓出一身油，而这油的结晶就是他的自传《蛤蟆的油》。

我这篇文章，也算是一滴蛤蟆的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