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贤寺漫记

笑傲江湖

　　大贤寺位于兑镇镇上吐京村东北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曾经是一座佛教寺庙，建国前后做过教室，如今院内杂草丛生，神像全无，几处留存的建筑也年久失修，多处坍塌，给人一种满目苍凉之感。由于多年废弃不用，再加上这些年村内人口流失严重，大贤寺便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问及本村村民时，也会一脸茫然，不知道其村还有一座千年古寺——大贤寺，只隐约知道那儿叫东庙，却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与我市三贤之一的田子方有着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是我市三贤文化的根脉所在。

1、走进大贤寺

在刚刚听说大贤寺的时候，我对大贤寺的名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总觉得“大贤”二字大有来头，似乎里面蕴含着更为深厚的内涵。从古到今，能称得上“大贤”，而且以“大贤”命名其供奉场所的人廖廖无几，恐怕只有孔子及其七二十贤才有这个资格吧。2023年初春，为了一探究竟，我与上吐京村的支部书记张世海迎着和煦的春风，一同走进了大贤寺。

大贤寺就坐落在一处土坡上，土坡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有一排破旧的窑洞淹没在草丛中。窑洞没有门窗，一个个空洞洞的窑口敞开着大口，显得里面黑漆漆的。窑洞旁边是一幢古建筑，那是大贤寺的天王殿。天王殿与窑洞中间就是进入大贤寺的入口门。这个门应该不是大贤寺的正门，看起来就像是偏门，门洞又窄又小，极其简陋，一扇满是裂纹的门扇高度泛白，扭扭歪歪地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虽是初春季节，但草还未返青，一丛丛干枯地直立着，吞没了通往大贤寺入口门的小路。后来，通过查找关于大贤寺的资料，才知道我们所见到的那个斜坡所处的位置是大贤寺的头道院，那排窑洞是住持僧人的住房，窑洞的对面应该还有戏台、哼哈二将殿等建筑。九十年代，我市实施大办公路，在修建东西大动脉孝午公路的时候，这些建筑因占道便被拆掉了。我们所见到的入口门也不是从头道院进入二道院的入口，真正的入口是那一排窑洞中间被封堵了的一个洞口。从那个洞口沿着踏道上去便可以进入大贤寺的二道院了，二道院和头道院呈阶梯状，二道院处在头道院的窑顶上。

拨开两旁的杂草，我们来到了入口门下。可能很久没有人出入的缘故，门轴有点僵硬，费了很大劲才推开了入口门，走进了大贤寺。院子很大，依然是满眼的杂草，草丛里依稀散落着一些古砖瓦、石鼓之类的古建筑物件。几棵高大的柏树倒也长得十分苍翠，但还是掩饰不住残破的大贤寺给人带来的凄凉之感。

门的左手便是天王殿，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是一层厚厚的灰尘。一道隔墙将天王殿分隔为前后两个部分，在外面隔墙的墙壁上镶嵌着两统石碑，记载着道光年间修葺天王殿时捐献钱财者的名录。可以看出，在清代道光时期，这座寺庙还是十分鼎盛的。

在门的右手是东耳房，是大贤寺的配殿，据传在东耳房的对面还有西耳房，与东配殿相对应，内供有十八罗汉，因此东西耳房也叫罗汉殿。罗汉殿采用无梁砖券拱窑结构，窑顶已经坍塌，顶部露出了一个偌大的窟窿，一大片的砖土跌落在下面，让人有点触目惊心。殿内后墙上的一块黑板，让人可以看出这里曾经作过教室，可能殿内的神像也应该是那个时候为了方便教书搬出去的。

在门的对面便是大贤寺的正殿了，曾经名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明显高于其他建筑，坐落在一个高高的基座上，显得厚重雄浑了许多。据传殿内供有释迦摩尼佛、药师佛、弥勒佛，后来被人们改建为戏台，至今还保留着戏台的模样。正殿的建筑式样普通，呈硬山顶双檐结构，由于没有斗拱飞檐，显得略微单薄一些。只有镶嵌在西山墙上的一统道光年间的石碑，可以昭示出这座建筑曾经的辉煌。正殿的藻井已经倾圯，从脱落下来的残片以及一些梁檩残存的遗迹可以看出，藻井曾经饰有精美的图案。而且四周墙壁的彩绘虽然糊糊不清，但仍然可以看出星星点点的彩绘痕迹。正殿的屋顶有一大块也已垮塌，其他地方也破烂不堪，难以卒目。在正殿中，要说最有特点的要数正殿正面两根楹柱柱头上的雕饰了。两根柱头各雕饰有一个似狮头又似龙首的神兽头，脸呈方形，面呈紫色，目似铜铃，嘴阔唇厚，呲牙咧嘴。一排白牙托底，似乎钢牙铁齿一般，将整根住子死死咬住，即使天崩地裂，也岿然不动。说它是狮，它头上还有一对粗壮短小的龙角；说它是龙，与狮又有几分相像。柱头雕饰一直延伸到梁椽，饰有大团的凸雕牡丹，再加上梁枋饰有彩色图案，将楹柱装饰得富丽堂皇、色彩缤纷。

在正殿有矗立着一统石碑，由神兽赑屃驮着，碑首饰以龙纹雕饰，双龙盘蜷，龙首向下，龙须飞扬，神态矫健，雕工精湛。碑身虽然断裂，留有明显修复痕迹，但碑文内容清晰可见，基本完整。据碑文载：“县治西有上吐京村焉，其山明，其水秀，其地灵，其人杰，原系田子方故址也。村前有大贤寺胜境，或为贤人特出而贤寺肇举，但世远年久，难以反复，迄今莫应神奇，不知几经改建矣。”

从碑文最后的落款考证，这是一统刻于康熙五十二年的石碑，特别是记载着一段十分珍贵的历史信息。将我市三贤之一的田子方与大贤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大贤寺提供了深厚了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在这座石碑前我们停留了好长时间，从碑文的识别辨认，到碑文内容的推敲分析，我们试图用现有掌握的信息和资料解读出石碑背后蕴含着的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也是我们此次走进大贤寺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从正殿向东，大贤寺还有一处东院，东院建有龙王殿、老爷殿。龙王殿为三间拱券式窑洞，前有走廊，猫头滴水俱全。殿内空中有两横梁，雕饰别具特色，梁上盘有两条巨龙，殿顶全部描绘着祥云。据说殿内地面还有一位小龙王爷，两边有銮驾一套，花轿一顶。天旱时百姓们就抬着小龙王，举着銮驾，抬着花轿，敲锣打鼓去桑湾村龙水瀑塔求雨。

老爷殿位于龙王殿侧，殿内供有关公，地面站像，东有周仓，手握大刀，西有关平，手捧大印，殿内壁画有桃园三结义、护嫂寻兄等。但这些神像已不见踪迹，只有墙壁上遗留的黑板看得出，这些建筑曾经被人们当作教室使用过。

从大贤寺走出来，我不禁为这座寺庙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所折服。虽然时间如水，沧桑变迁，但终究未能掩盖住历史的蛛丝马迹。单单矗立在正殿前的那一统康熙五十二年的石碑就足以说明，大贤寺并非一座普普通通的佛教寺庙，它之所以称谓“大贤寺”，与我市的三贤之一田子方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这也与我当时的疑问不谋而合。

多年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我知道，三贤文化对于我市来讲历史意义重大，它产生于战国初期，因儒学先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创立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儒学流派——西河学派，影响深远，故被后人称之为“三贤”。三贤文化距今有着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与孝义的郡县文化一脉相承，同根同源，代表着孝义文化的根脉，是孝义文化之根，传统文化之源。但由于历史久远，三贤文化更多散见于县志、传记等各种资料上，缺乏现存的历史遗迹作为传承载体。仅有的一条以“三贤”的三贤路从某种意义来讲，也并非是历史遗存，只是以“三贤”命名的一条街道而已，县志上记载的诸如文侯庙、三贤墓、段干木庙等与三贤文化有关的历史存在更是踪迹全无，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三贤文化的传播力度和广度，很多人对孝义文化以及三贤文化缺乏根本性认识。

大贤寺既然与田子方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那么大贤寺无疑将成为承载我市三贤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这对于进一步深入挖掘我市的三贤文化，以及与此关联的魏国文化、战国文化、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等各种文化领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当我将大贤寺的文化地位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向张世海书记讲述了一番之后，立即引起了张书记的高度认同和关注，一个全新的文化体系——田子方文化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并随着对大贤寺研究认识的深入变得日益思路清晰，这也许是此次走进大贤寺带来的最大收获。

2、大贤寺变迁

随着对大贤寺研究了解的进一步深入，大贤寺不再只是以往人们眼中一座破烂不堪的佛教寺庙，而是一座承载着我市悠久历史和古老统统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是我市三贤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根脉，具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大贤寺并非这座寺院最初的名字，大贤寺的前身是田真宅，是三贤之一田子方曾经居住的地方，也是一处专门供奉田子方的宅院。康熙五十二年的石碑载道：“上吐京村原系田子方故址也”，从此处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我们可以看出，田子方在田真宅里面曾经居住过很长一段时期，要不然“故址”二字又从何而来呢？而且田真宅也不可能凭空出现在上吐京村的历史中。据查，在我国的其他地方还没有以田真宅为名的历史建筑，田真宅在上吐京村具有历史遗迹的唯一性和稀缺性。

雍正四年《孝义县志》载：“田真宅，县西，吐京村北，今改为寺，有碑文可考。”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载：“田真宅，《旧志》不知何代人，在城西二十里许吐京村，宅今改为□□寺。”

这两本旧版县志有关田真宅的记载，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说明了田真宅与大贤寺之间存在着的有机联系，大贤寺是由田真宅改建而来。这样，一条传承两千多年的文化根脉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历史链条，使大贤寺的历史价值一下子凸显起来，变得越发深沉厚重，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

当我将这份研究成果向张世海书记和盘托出后，我分明看到张世海书记眼中放射出惊异的亮光。张世海书记是一个很有思路和想法的人，多年担任村两委干部，自从去年正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一直在寻求能够推动该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田子方文化的提出，以及对大贤寺颠覆性的认知，无疑成为该村今后谋求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在这个全新发展路径的指引下，一个以大贤寺文化旅游旅游开发为龙头，着力打造上吐京村文化旅游品牌项目的工作计划徐徐展开。这项工作计划因其历史积淀的厚重性，不仅会改变着上吐京村的发展历史，也将对我市的文化及旅游事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大贤寺经历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发展历史。总体而言，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田子方居住期。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田子方在上吐京村长期居住，传播儒家文化。当时，汾孝一带属于魏国疆域，北邻赵国，西邻秦国，处于多国互相争夺的咽喉要地；而且该地区山川兼备，地形多样，进可攻，退可守，军事地位突出，古战场遗迹众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思想统治，作为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以儒家学说为主，儒道兼修，在汾孝一带讲学授课，传播经学。三位儒家先贤在汾孝一带的活动相当频繁，影响深远，至今汾阳、孝义、介休、文水、平遥、灵石等地均记载着文侯庙、三贤墓、段干木庙等大量的文献资料，分布着三贤路、文侯村、子夏山等，这些地方均以魏国文化作为命名，可见他们在这一地带的影响力是多么的深远而持久，虽历千年的沧桑变化而未枯竭和衰减。第二个阶段是田子方供奉期。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田子方在学问成就上的深厚造诣，以及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后人们将田子方居住的宅院进行了保留，并命名为田真宅。之所以命名为田真宅，缘于田子方不仅在儒学上具有很深的造诣，是孔子的学生子贡的弟子，与儒学宗师卜子夏和段干木并称为三贤，开创了当时负有盛名的“西河学派”，而且在道家学说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即使一百多年之年，依然受到道家重要代表人物庄子的尊崇，在其所著的《庄子》一书中，专门让以《田子方》作为篇名，对田子方的典故事迹进行大力宣扬。因道家对学问修养达到一定境界的宗师敬称为真人，因此，田子方被后人称之为田真人，其居住的宅院也被称为“田真宅”。第三个阶段是佛教场所变更期。正如康熙五十二年碑刻载“白马驮经而佛教东流，修庙建塔者不一而足。”自佛教传入我国之后，由于其教义便于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引导，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在我国广泛发展起来，在一方面进一步充实了我国文化体系的同时，另一方面对我国的本土文化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一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田真宅供奉田子方的功能逐渐被佛教所取代，逐渐淹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流中，甚至面临着即将销声匿迹的尴尬境地。究竟在什么时期田真宅改建为佛教场所的，由于年代久远，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录。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田真宅虽然被改为佛教场所，但其名称仍然沿用田真宅。在雍正版《孝义县志》中，对田真宅有这么一段记载：田真宅，县西，吐京村北，今改为寺，有碑文可考。从“今改为寺”这一句可以看出，田真宅改为大贤寺的时间不是很长，要不，也不会使用“今”字了。

第四个阶段是大贤寺更名期。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顺治皇帝出家这一轰动天下的事件背景下，全国的僧众意气高昂、群情激奋，掀起了一片大修佛家庙宇的热潮，大贤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得到了重新修建，并更名为大贤寺。在这一阶段中，田真宅被更名为大贤寺。虽然“大贤”二字形象地说明了田子方的身份，但由于大贤寺中供奉着释迦牟尼等佛家神像，人们对大贤寺的功能便停留在佛教寺庙上，没有人能够认识到大贤寺的本来面目，更没有人将大贤寺与田子方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田子方与大贤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远，田真宅这一原先的名称也不再被人们提及，彻底淡出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第五个阶段是田子方文化复兴期。2023年初，在上吐京村两委的推动下，成立了田子方文化学会，对田子方文化进行专题研究，开辟了我市新的文化体系，田子方文化进入全面复兴期。自田子方文化学会成立以来，通过撰写和发表各类学术文章，田子方文化体系得到初步确立，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田子方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时，依托田子方文化，以大贤寺文化旅游开发为龙头，对上吐京村辖区内的各类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规划实施上吐京村田子方故里文化旅游开发项目。目前已编制完成初步规划。在规划中，我们对大贤寺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大贤寺不再是佛教寺庙，通过设置三贤殿、子方祠、贫骄祠等，恢复其供奉田子方的本来功能，这既是尊重历史，发展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有利于形成比较优势，体现文化特色，为上吐京村以及我市构建具有突出社会影响力的文化旅游体系，推动地方文化繁荣发展。

3、大贤寺复兴

随着田子方文化的创立，以及田子方与大贤寺之前紧密的依存关系，大贤寺在曲折的发展进程中迎来了新的转机，特别是大贤寺供奉田子方的功能重新定位，大贤寺深厚的文化底蕴被空前挖掘出来，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其代表的已不单单是上吐京村的地域特色文化，而且还代表着孝义市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内涵。

从整个历史进程而言，大贤寺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但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依然向人们展示着历史的真相，在大贤寺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其所蕴含的儒家文化、魏国文化、三贤文化、传统文化等一经发掘，便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自田子子文化提出以来，我市的三晋文化研究会、文鸣会、古城诗社等文化团体以及文化人士纷纷前往上吐京村调研考察，《天下孝义人》《孝义风采》《孝义文化研究》等媒体和平台对田子方文化进行了宣传报道，带来了轰动性的社会影响，更多的人对三贤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大贤寺也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上吐京村民的荼余饭后，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上吐京村的张起清和杨富高是该村的两位文化爱好者，多少年来一直为上吐京村的文化事业和村史事业奔波着，收集了大量散见于各个地方的文史资料，为田子方文化的提出和创立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性资料。在我们取得一系列有关田子方文化的研究成果后，他们感到由衷的欣慰，盛赞这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创举，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大贤寺复兴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程，其历史跨度大、文化价值高、涵盖内容广泛，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宏观上引领。为了促进大贤寺复兴，我们在深入挖掘大贤寺文化历史的基础上，以田方子文化为依托，对大贤寺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位。

一是着力打造大贤寺的根文化基地。

田子方文化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初期，距今有2400多年的历史，是孝义早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孝义的郡县文化同根同源，可以说，田子方文化是孝义文化之根脉。鉴于对田子方文化的这一定位，我们在打造上吐京两委办公楼中田子方故里文化版面的时候，将“文化之根”作为版面的一个突出主题进行设计。

二是着力打造大贤寺的三贤文化基地。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并称“三贤”，被魏文侯尊为老师，礼遇甚厚，为魏文侯治国理政出谋划策，卓有功勋。在我市的县志以及其他文献中，均有关于三贤的历史记载，是我市早期文化的重要代表，千百年来一直在我市文化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大贤寺与田子方之间密切的依存关系，着力打造大贤寺的三贤文化，既是对大贤寺原有功能恢复构建的需要，也是传承我市悠久的三贤文化的需要，更是在文化旅游开发中体现特色、突出优势的需要。通过打造大贤寺三贤文化，将改变我市以往三贤文化缺乏载体的尴尬局面，为我市三贤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三是打造大贤寺的儒家文化基地。

田子方是子贡的学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代表，与卜子夏、段干木共同创立了当时著名的“西河学派”，传播讲授儒家学说。儒家文化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架构上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受到历代统治者以及广大民众的推崇。当今，儒家文化方兴未艾，人们对儒家文化依然热度不减，儒家文化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教育和引领新先进文化和时代潮流中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契机，以田子方文化为依托，着力打造大贤寺儒家文化基地，使大贤寺成为我市儒家文化的学习交流中心，不仅有利于我市儒家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拓展大贤寺的文化旅游品位。

四是打造大贤寺田氏文化基地。

据我市《田氏家谱》载，汾州田氏均为田子方后裔，其田氏族人人口众多、分布广泛、人才荟萃，我市的昔颉堡、官岭、桥南、寨上等村均有田氏族人居住，多数田氏族人是所在村的大姓，在所在村的居民中人口数量居于多数。其它县市如汾阳、交口等地也有大批田氏族人分布，在省内外以及国外的田氏族人亦数量众多，不可胜数。依托田子方故里，在大贤寺打造田氏文化基地，将使大贤寺成为田氏后人祭拜祖先、加强交流、光耀家族的文化交流中心。

五是打造大贤寺传统文化基地。

三贤文化、儒家文化、田氏文化都是我市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在大贤寺特色文化体系中，不断拓展文化内涵，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贤寺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门，融合我市具有地方特色的剪纸文化、戏曲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将大贤寺成为展示我市传统文化成果的展示中心。同时，在三贤文化的基础上，将三贤文化进一步拓展到战国文化、魏国文化、三晋文化等，在三贤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求突破，使三贤文化的涵盖面更广、文化层次更深，在文化旅游特色上更具有比较优势。

通过对以上功能定位的实施，将为大贤寺复兴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在促进田子方文化、大贤寺文化全面复兴的同时，促进上吐京村以及我市的文化旅游事业上档升级，着力打造文化含量高、历史背景深厚、社会影响力强的文化旅游品牌工作，使田子方文化成为我市对外宣传推介的一张亮丽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