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真的照相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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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真的照相记忆

我父亲一辈子没照过相，他的形象只能靠我们脑海里的记忆了。他的上代人都没有照过相。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也没有照片，我始终不知他们是什么模样呢！

照相，过去对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穷家小户来说，简直是太奢侈了，想都不敢想啊！“一个农疙瘩，照什么相？！”这是老一辈农民简单的想法和说法。还有人认为照相伤元气，不愿照相。但主要还是经济原因，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没钱照相啊！我们家不是沈从文先生家，沈从文虽然生在湘西，但他母亲会照相。沈从文在散文《我的家庭》里就写着：“我母亲极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方，会照相。舅父是个有新头脑的人物，本县第一个照相馆是那舅父办的，第一个邮政局也是舅父办的”。看过远在湘西边城的沈家，再看身居京城的梁家：梁实秋先生在他的散文《照相》中说，他在22岁时（1925年）开始玩照相（他自己有柯达克照相机），把沈、梁两家和我们家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我第一次照相是1958年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请人家照相馆来学校为我们照毕业照，我们毕业生排队等候，在墙上挂一块白布，布前放一个方凳。那个照相机有三脚架，上面用黑布蒙住。摄影师要钻到那个黑布里面，手上捏一个橡皮球（有管子和相机连着），他叫你坐正后就把那个橡皮球一捏，“噗哧”一声，好了，下一个……那张我剃光头的一寸黑白照片贴在小学毕业证上。现在小学毕业证早就没有了，我的第一张照片也就不存在了。

1961年我初中毕业，学校也请照相馆来给我们照相，我们几位同学又相约进安康城去照了几张合影，我那几张照片也没有了，前几年我们初中同学聚会，我才从老同学那儿找到一张合影，珍存起来。在安康中学上高中期间，我也没照过相，也没照过全班合影。1968年下半年，我们离开学校时，我班几位同学在安康照相馆合照了一张四寸黑白相片，这张照片我还存着。这张照片上，大家都没有笑容，人人一脸严肃，个个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照片上写着“永远忠于毛主席”几个字，有了这张照片，总算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场景，记录了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

（1961年初中毕业前夕，我班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福和、我、李家宝；中排左起尹正凱、柳华钧；后排左起尹正龙、白学浩、张善政。）

1961年初中毕业时我与柳华钧（前）合影。以上两张照片是我现存的最早的照片，离现在62年了。

（1968年我们安康中学高663班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刘世军、张开明、赵心振、我；中排左起董玉莲、崔成珍、刘正兰、刘芳菊、吴紫珍；后排左起云翔万、李道义、李永富、李普记）

　　1966年大串联那阵儿，我也乘车到了北京。这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住过一月多。在北京，我们住在海淀区魏公村国家外文局接待站。见到了北大清华校园墙壁上席棚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见到了北京城满大街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第一次见识暖气，第一次吃香肠，第一次看黑白电视。1966年11月26日下午，我们在北京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接见（史称第八次接见，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第一次见这样一百万人的大场面。欢呼声震耳欲聋。1967年1月我们安康中学12位同学步行串联，身背铺盖卷，经安康—平利—竹溪—竹山—房县……直到武汉，步行24天，在武汉也住过20多天。北京、武汉大串连，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照相。真是的，我自己也真够愚昧的，当初为什么不照几张相呢？如果那时我有一个相机，那该要拍多少张照片啊，那可是值得珍存的永恒的瞬间！一个特定的时代，不管将来怎样评价它，要是能拍下那个时代的珍贵照片，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我都经历过，但我没有照相机，我没能拍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历史影像，一张照片都没拍过。

上大学时，我照过几张相，至今还珍藏着，总算留住了些许大学时光，1982年大学毕业时我和张涛的合影，现在成了我最温馨的记忆。张涛跟我是亲戚：他外公是我本家兄长；张涛跟我是师生：他上小学四年级时在我任教的班上读了半年；张涛跟我是同学：1978年，15岁的张涛从高一考入陕西理工大学化学系，而我32岁考入陕西理工大学中文系。我俩一起在陕西理工大学同学四年，当年大学毕业时19岁的张涛现在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天道酬勤，在张涛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1978年秋，我在汉中师范学院（现陕西理工大学）中文系教学楼前留影。

（1982年夏天，大学毕业时，我与张涛合影。那年我36岁，张涛19岁。）

1990年下半年我在北大进修，自己没有相机，我就找在北大留校的安康老乡谢贤进，请他帮我借相机，谢贤进当时刚从北大生物系毕业留校，我找到他，他二话没说就帮我借了一个相机（装胶卷）。我把那相机用了两周时间，这才有了我和冰心、钱锺书等大家的合影。谢贤进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当教授，我已经30多年没见过他了，我内心一直感激他。

过去那些年，一般老百姓自己没相机，又缺钱，没法照相。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庭生活，街头巷尾，一般人无法留下时代影像。挪威传教士在安康1945年拍的照片和一段彩色电影片，是多么珍贵啊！这些也是拍摄者要有远见，二是要有条件（拍摄器材）。

1990年秋，我（右）与钱锺书、杨绛先生合影。那年钱先生80岁，杨先生79岁，我45岁。

（1990年秋，我与冰心老人合影，那年她老人家90岁，我45岁。）

　　现在照相机、手机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了。照相成了极其简单的一件事，当然要拍出新意，拍出水平也不易。网络发达，微信等传媒的快捷方便，已经使我们把古人“千里眼顺风耳”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人人握一手机，宴席上菜上齐先别动筷，拍照发微信再吃；景点观光，先拍照片、视频，发了微信，再看景；家中有事没事，拍照发微信再说……现在网络有一用语“晒”：晒天晒地，晒山晒水，晒衣晒食，晒儿晒女，晒房晒车……无所不晒！不管晒啥都离不了拍照！目前上至百岁老人，下至三岁孩子，人人“嚓嚓”拍个不停，个个拍得不亦乐乎！我这近十年来拍了一万多张照片，过足了拍照瘾！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照片为证！历史就这样被保存在千家万户的相册中啊！

（原刊《安康日报》2018年12月21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