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北京京卫武学与武学胡同

小李

李仲民

　　在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东口北侧，坐落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智化寺。该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原为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寺的西侧有一条南北小巷，名叫武学胡同。该胡同与智化寺之间的空间，最初是王振的私宅，且先有宅，后设庙。这里后来成为明清时期北京京卫武学（以下简称京卫武学）所在地。武学胡同由此得名。

一、京卫武学的设立

明代，武学是为武职及武职子弟开设的学校，意在培养将才，提高武将的素质，分设于南北两京和地方。类似今日军事院校。《明史》记载：

建文四年始置京卫武学，永乐中罢，正统六年复设。后渐置各卫武军，设官如儒学之制。

京卫武学,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一人。卫武学,教授一人；训导二人或一人。 掌教京卫、各卫幼官及应袭舍人与武生，以待科举、武举、会举，而听于兵部。其无武学者，凡诸武生则隶儒学。[1]

正如《明史》所记，京卫武学始设于明英宗正统六年。该年三月，御史朱鉴上《请开设京卫武学疏》，内言：

成国公朱勇等拣选到弓马惯熟幼官一百员，铨选教官训教《历代臣鉴》及《武经》等书……又该本官推访到曾经战陈勇敢当先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官纪广等五十一员……训导杨义等六员，前去行在前军都督府两傍空屋内，各另立学分教……计议在京亦合开设武学，颁降印信，立学规之典，兴武举之科，议官制，定员名，访保学问渊源者以总其纲，学术醇正者以分其目。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应袭儿男及敦敏英俊幼官，选送武学，习读《历代臣鉴》等书，讲明《武经》《孙》《吴》等法。每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如有弓马惯熟，兵法精通，智谋宏远，文武双全者，量加升赏，录名听用。[2]

同年五月壬寅，明英宗下旨：

开设京卫武学，除教授一员，训导六员。[3]

最初，京卫武学很可能就设在行在前军都督府两傍空屋内。“其堂名：明伦，六斋名：居仁、由义、崇礼、弘智、惇信、劝忠。”[4]

正统七年四月，复设南京京卫武学。[5]

同年六月，因择址新建京卫武学不利，时任工部左侍郎王卺等人受到明英宗处罚。

丁未，宥工部左侍郎王卺、右侍郎张奇罪。初，命卺等新作京卫武学。卺等欲暂留旧学，俟择地改创。上怒，命锦衣卫逮卺等鞫问。至是，释之，仍住俸二月。[6]

二个月后，北京五军都督府于大明门之西开工兴建。

癸巳，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各衙门于大明门之西，行人司于长安右门之西，以是日兴工，遣工部尚书王卺祭司工之神。[7]

王卺不仅获得宽宥，还荣升工部尚书。照此看，京卫武学择址营建事宜似已得到解决，只是其位置现已无从考证。

　　二、太监王振私宅改为京卫武学

1、京卫武学的裁撤

明中期学者黄瑜《双槐岁钞》卷六“旌忠祠”条记述：

　　英庙九龄嗣位，宠信司礼太监王振，窃弄威福……正统壬戌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东，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厘，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难，言官劾其擅权误国，今陷虏中，反为虏用。籍其家产……宅没入官，改京卫武学。天顺改元……诏复其官，刻香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敕赐额曰"旌忠"。 [8]

黄瑜（1426年—1497年），字廷美，号双槐老人，广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人。景泰七年（1456年）中举，笠年入北京国子监学习。后在户部任职，成化五年（1469年）任广东长乐知县，四年后离职隐居乡里。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历经四十年创作的《双槐岁钞》完稿。

史料记载，正统十四年八月，王振死于“土木之变”，明英宗成为蒙古瓦剌部俘虏。以于谦为首的一干大臣在孙太后支持下拥立皇弟郕王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随即籍没王振家产。按《双槐岁钞》所记，王振位于武学胡同的私宅充公后改为京卫武学。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先是，景泰三年五月，明代宗以学员不足为借口，裁撤京卫武学：

甲寅，革武学。自多事以來，武生多袭代，及调取征操，所余仅十许人。至是，朝廷以学舍分赐太监王瑾及锦衣卫百户唐兴，遂革之。[9]

裁撤后的学舍被分赐给明代宗宠妃唐贵妃之父唐兴和太监王瑾。

清释鹰巢撰《承恩寺缘起碑板录》记载，太监王瑾于景泰二年去世。景泰三年六月十五日颁赐给南京承恩寺《大藏经典》碑阴记有：“公甲第二区，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为本寺，北为大隆福寺云”[10]据此可知，同期敕建的北京隆福寺前身是王瑾宅第。因建寺，王瑾家人被安置到停办的京卫武学内居住。

到了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明代宗病重。获释后居于南内的明英宗复辟，夺回皇位，改元天顺（1547年）。正月二十一日，对复辟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其中“都督张軏为太平侯，食禄千三百石，子孙世袭。”[11]

三天后，又迫不及待下旨：

都督唐兴下锦衣卫狱，籍其家。[12]

2、复设京卫武学

天顺二年三月，张軏去世。《明英宗实录》记其人：

軏素侈靡，侍妾数十人，各习音乐。客至留饮，必命妾行酒。性尤凶暴，于谦、王文、范广之戮，軏实有力。既得志，益骄横，纳赂卖功奔兢者趋其门如市。又求中官王振之宅，新而居之。[13]

同年七月，张軏之子张瑾（与彭城伯张瑾同名同姓）获袭太平侯。[14]

天顺二年十月，国子监学正阎禹锡曾上疏请求复设京卫武学，未见下文。[15]直到天顺八年十一月，明宪宗才下旨复设京卫武学。

时武学废久矣。刑科给事中金绅请复设以育将才……于是，以太平侯张軏旧第为武学。以南京国子监助教阎禹锡为国子监监丞，掌学事。 [16]

阎禹锡（1426年-1476年），字子与，洛阳人，景泰年间举人，以孝母闻名于世。拜大儒薛瑄为师。国子监监丞（正八品）任上忤逆权贵，被贬徽州府经历，调南京国子监助教。京卫武学复设，复其原官，掌学事。转任监察御史（正七品），提调北直隶学校，一时学生云集。家道苦贫，死后门人为之殡葬。《明史·儒林》有传。可见，明代管理京卫武学官员的品级低微。权责极不相称。陆容《菽园杂记》记有阎氏轶事一则，颇能体现其耿介不阿的性格：

京卫武学之东智化寺，太监许安辈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顺间，主之者僧官然胜，读书解文事。时阎禹锡以国子监丞掌武学事，胜则往拜焉。禹锡托故不见。他日，馈茶饼，却之；以诗投赠，又却之。终始不与往还。禹锡可谓刚介之士，其贤于人远矣。[17]

关于张氏赐第改为京卫武学，吴宽在《武学设庙像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京师有武学，所以教诸卫武臣之子孙将世其官者。其始建于正统癸亥，制尚弗称。后朝廷以城东旧第赐故太平侯张公，已而公辞焉。有诏改为学，而以国子监丞阎禹锡掌学事。学既宏丽，师生安焉。[18]

京卫武学复设三个月后，成化元年二月，当御史赵敔为于谦讼冤，提出死者赠卹，生者录用之时，明宪宗深以为然：

上曰：御史言是。自昔奸凶之徒不诬人以恶，则不能甚人之罪；不甚人之罪，则不能大己之功。朕在青宫稔闻谦冤。盖谦实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19]

　　同年六月，明宪宗借故“革太平侯张瑾为锦衣卫指挥使，兴济伯杨宗为指挥同知。” [20]至是，天顺初年因复辟有功获封爵位的诸臣皆陆续被明英宗、宪宗夺封。作为复辟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父子二人如此操作多少有些令人不解。细究之，其中固然与部分所谓功臣骄奢意淫，乃至作乱犯上不无关联，何况早在明宪宗为太子时就对于谦等忠君之臣蒙冤受难报以极大同情。更深层次，则暴露出统治者头脑中无时不在又不易察觉的防范心理，以及出于维护君臣正统之道的帝王权术。正如清代乾隆皇帝定要将曾为满清一统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洪承畴等一众前明臣子列入《贰臣传》，序言中言明：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21]

依据现有史料，基本可以确定：太监王振位于智化寺西侧的私宅，天顺初年赐予太平侯张軏父子居住，数年后收回，改成复设后的京卫武学。

如果进一步探究，明宪宗对于张瑾家族的打压可谓环环相扣。京卫武学复设，导致张瑾赐第被收回；接踵而至是为张軏等人残害的于谦昭雪平反；继而革去张瑾等人爵位。

　　在张瑾并无大过的背景下，朝廷收回赐第，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恐怕莫过于这里景泰初年就曾用作京卫武学学舍。期间赐予王瑾、唐兴等人，再赐第于张氏父子。如今复设京卫武学于此，大有完璧归赵的意味。整体上，这一过程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应与史实相去不远。至于吴氏“已而公辞焉”，姑且视作文人的春秋笔法，借以掩饰皇家的冷酷无情罢了。诚然，上述观点中涉及景泰时期的内容，为笔者基于史料，从逻辑学角度的一种合理推测，尚需后续挖掘更多史料予以印证。

三、迁址之议引发的一系列误读

嘉靖十五年（1536年）四月，兵部以京卫武学场地规模狭小，提议将其迁往大兴隆庆寺废址。

兵部言：国朝武学设在京城东偏，规模狭小，较阅弗称。请以皇城西隅大兴隆废寺，因其廨宇，稍加拓饰，改创斋舍，移武学于此。[22]

明世宗令兵部会同礼、工二部详议。兵部再奏：

一营建殿堂。一专教将领。宜命才望素著、谙兵文臣一员，提督讲武。选各府掌印佥书侯伯及各营坐营将官二三十员，每月遇三日赴堂讲武经等书，遇八日演习武艺。至岁仲冬，请车驾幸讲武殿，行大阅礼，考校将帅而赏罚黜陟之。一尊崇廟享。请仿唐制立武成王庙……每岁春秋致祭，庶典制不阙，武教有所兴起。[23]

大兴隆庆寺大致位于今西长安街北侧电报大楼一带，始建于金代，称庆寿寺。因寺西南一隅元代建有海云、可庵两位禅师的灵塔而著称。明英宗时扩建后，改称大兴隆庆寺。[24]嘉靖十四年四月，火灾被毁后，明世宗采纳大臣建议不复建寺。[25]

兵、礼、工三部商议后提出的方案是拟将大兴隆庆寺旧址改建为讲武殿，安排文武大臣定期讲读武经，演习武艺。仲冬时节，请圣驾莅临，举行大阅礼。建武成王庙，春秋祭祀。方案获得明世宗批准。由此产生一系列误读，且这些误读后世学者多以为然，至今广为流传。

　　误读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在其所著《天府广记》卷三“武学”条中记载：

嘉靖十五年，以旧学在城东偏狭之地，改建于皇城西隅大兴隆废寺。[26]

随后，《明史》《钦定续文献统考》等史籍皆照搬其说。

误读二，以万历年间曾任福建巡抚的徐学聚所著《国朝典汇》为代表，该书卷十七“较阅”条目中提及：

嘉靖十五年五月，谕改大兴隆寺为讲武堂。[27]

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均持此说。

事实上，在方案获批的笠年五月，因财力不逮，明世宗采纳工部尚书林廷㭿等大臣建议，下令将“金山行宫、朝宗等五桥、麦庄等四桥、讲武殿、安乐堂、混堂司，俱停止。”[28]

就是说：京卫武学未迁往大兴隆庆寺旧址，仍在武学胡同；而讲武殿（堂)等工程建设终未实施。以上观点通过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明世宗实录》一条记载得到进一步确认。

癸未，上谕辅臣严嵩等曰：“大慈恩废地，锦衣卫奏请作射所，金声鼓击，未宜也。第宜幽静，改建玄宫，而别以大兴隆地为射所，何如？”嵩等以上谕示工部及都督陆炳。炳覆言：“大兴隆地逼近禁城，恐金鼓之声日彻御前，不便。即今安定门外，有已废东西官厅等隙地。宜将宣武门外民兵教场移徙于此，而以本卫射所移于民兵教场。其大兴隆故地，俟臣等渐次平治，以先年射所原立神祠移建于中，崇奉香火，及为演辇、演象、点视、拨差之所。得旨允行。[29]

由此可见，彼时大兴隆废寺仍处在荒废状态，有待“渐次平治”。成书于万历年间，沈德符所撰《万历野获编》描写了其所生活年代大兴隆寺的新用途，但却引发出新误读，书中云：

今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间毁于火，后诏遂废之，为点视军士及演马教射之地。象以非时来，偶一演之耳。会试发榜次日，新郎君并集于其市官厅内，请见两大座主，榜首献茶于前。亦可作南宫一佳话。[30]

或许是受其影响，纂修《钦定日下旧闻考》的大臣们误上加误，不仅延续“讲武堂”之说，又有“大兴隆寺，又曰慈恩寺”之论。具体内容如下：

【臣等谨按】：大庆寿寺创于金章宗时。明正统中重修，易名曰大兴隆寺，又曰慈恩寺。嘉靖初，寺废，后即其地为射所，名曰讲武堂，又以为演象所。今西安门街北有双塔庆寿寺，殿庑数楹，乃本朝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双塔在寺西偏。[31]

其实，依据明世宗与严嵩、陆炳君臣之间的对话，大兴隆寺与大慈恩寺并不相同，是两所寺庙。天顺时，李贤等撰

《明一统志》卷一，“寺观”条目中已记载：

大兴隆寺，在府西南，旧名庆寿寺。寺前有海云、可庵二塔。本朝正统间重建，改今名。僧录司在焉。

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旧名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改今名。[32]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初，禁苑北墙下，故有大慈恩寺一区，为西域群僧所住，至是，上以为邪秽，不宜迩禁地，诏所司毁之，驱置番僧于他住。” [33]

与大兴隆寺毁于天灾不同，大慈恩寺实际上是被人为拆毁的。这与明世宗一向崇道抑佛不无关系。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三项误读几百年一直延续至今，广为流布、多方引用，本文不吝篇幅加以澄清，多少有跑题之嫌，但意在还原史实，避免继续以讹传讹。

至于武学胡同，早在嘉靖三十九年张爵所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东城黄华坊中即记有：“干面胡同，禄米仓，武学，王府仓，智化寺，梁瓜子胡同，武德兴武卫，史家胡同……”等。[34]

此处所记“武学”，一般认为是指胡同名称。当然，将其理解为机构名称，未尝没有道理。

　　四、清代京卫武学的延续与终结

满清定鼎北京后，京卫武学延续开设。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日颁即位诏，针对武举诏曰：

武举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省、直武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俱照旧例。京卫武学官生，遇子、午、卯、酉乡试年，仍准开科，一体会试。[35]

笠年六月，又对京卫武学官生考验做出调整。

兵部奏请: 京卫武学官生双月考验太烦。令改于每年三、九月举行。从之。[36]

随后，统治者对于京卫武学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这或许与清初连年征战，政局不稳，致使朝廷财力不逮，压缩办学人员和经费有关。同时，清朝统治者马上得天下，对于八旗制度充满自豪与自信，内心中未必认同前朝旧制。据清纪昀等编纂《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二“顺天府”记载：

国初，设府学，汉人教授一人，训导六人；京卫武学，汉人教授一人，训导二人。顺治二年，省武学训导员额；三年省府学训导四人。康熙四年，又省二人；十五年复设府学训导、武学训导各一人。雍正三年，改京卫武学为顺天府武学；四年罢武学之制，增置儒学满洲教授、训导各一人。[37]

顺治时期，武学训导的裁减直接影响到京卫武学的办学规模与教学质量。到了清圣祖康熙三年四月，又将京卫武学官生乡试并入顺天学院。

庚戌，停止京武生武童部试，归并顺天学政，三年一试。[38]

宛平知县王养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主持修纂《宛平县志》，卷二“学校·武学”中记录下这一时期京卫武学的窘况：

武学制于明朝，属兵部。每年春秋二考。应考者,系锦衣等卫七十八卫所籍贯子弟。乡试为京卫武举独一榜，不与外府同。

自我朝康熙三年四月十六日（兵部）尚书明安达、梁清标题请归并。疏云……臣等议得：以后京卫武生臣部停考。应照直隶各省例，归并顺天学院，三年一考，可也。十八日奉旨依议。自是属顺天府矣。

其学宫公署在禄米仓间壁。殿庑衙舍，经鼎革以来圮坏不堪，惟存基址。其官，教授一员，训导一员。有四斋，曰居仁、曰由义、曰崇礼、曰弘智。斋各一长。[39]

依据上述记载，直至清康熙年间京卫武学仍然位于武学胡同原址。这更进一步证实有关明嘉靖十五年京卫武学迁址大兴隆寺旧址的观点是错误的。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清世宗采纳兵部与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建议，规定：

京卫岁考，取入武童共一百名。时以燕山等六卫地丁编入顺天、保定、河间、正定四府。其卫学武童亦令分归四府。于顺天府大、宛二县，各取进二十名，归入顺天府武学。其余六十名……俱拨入本府、本州儒学。[40]

笠年十月，清廷再次做出调整：

裁顺天府武学教授、训导等缺。以满洲、蒙古、汉军武生归八旗满洲教官管辖。大兴、宛平二县武生归顺天府儒学管辖。[41]

自此，明正统六年设立、延宕近三百年的京卫武学完成其历史使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五所谓“京卫武学,雍正十年始改为顺天府武学,今裁。” [42]显然与史实不符。

雍正五年奉勅纂修，乾隆四年（1739）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所附《八旗方位全图》[43]，仍然绘出京卫武学。

八旗方位全图之一

八旗方位全图（局部）

　　然而，清乾隆十五年内务府绘制《京城全图》中，虽然绘有智化寺和武学胡同，但京卫武学依然出图中消失了。

清乾隆《京城全图》（局部）

　　清光绪年间编纂的《京师坊巷志稿》，“武学胡同”条目下，编者案“智化寺西民居存石狮二，云即明武学遗址。”

现如今，当人们驻足于智化寺中，聆听五百年来绵绵不绝的古韵梵音之时，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西侧那些破败不堪的民居中曾经上演过无数波谲云诡的一幕幕历史大戏。

2023年12月15日于京寓两嘉轩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