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的骄傲】2023年两院新增选院士名单公布，133人当选，安徽安庆的有3人：段路明教授，笪良龙教授，夏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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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2023年两院新增选院士名单公布，133人当选。

来自安徽安庆的有三人，分别是：清华大学段路明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笪良龙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夏强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段路明教授

段路明，1972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1994年）和博士学位（199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2003年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2007年获终身教职，2012年担任费米讲席教授。2018年辞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费米讲席教授职位，全职回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工作，现任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姚期智讲座教授。

长期从事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技术的研究，取得了系统的原创性成果。完成了量子信息领域系列开创性工作，提出DLCZ（Duan-Lukin-Cirac-Zoller）量子中继方案和网络量子计算方案，为实现长距离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提出通过量子网络互联进行规模化量子计算的方案，为近期离子量子计算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受邀在物理学权威期刊《现代物理评论》上撰写此方向的综述；其提出的量子纠缠判据（DGCZ判据）在量子信息领域大量应用，被写入专著且章节目录为“DGCZ判据”。

最近五年在清华，实现了二维原子存储阵列和拥有225个存储单元的量子存储器，刷新量子存储容量的纪录；首次实现了25个量子接口之间的量子纠缠和量子中继模块之间的高效纠缠链接；首次实验实现了拉比-哈伯德模型在14亿亿维态空间中的量子模拟，超越了现有超算的直接模拟能力；首次利用同种离子编码两种类型的量子比特，以使得多比特量子计算体系中的串扰错误率低于容错量子计算阈值。

曾获饶毓泰基础光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美国斯隆研究奖、海外华人物理学会杰出研究奖等，2009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首届新基石研究员。领导国家2030—重大研究计划中的离子量子计算方向研究项目，在《自然》《科学》《物理评论快报》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240余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笪（da)良龙教授清

笪良龙，1967年5月出生，安徽安庆桐城人，专业技术三级，少将军衔，海洋水声环境工程专家[15]，中国工程院院士，作战环境学主要创建人之一、学科带头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军队科技领军人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水下作战环境研究所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11][14][23]

笪良龙于1985年高中毕业于桐城市第二中学[11][26]，10月入伍[1][27]；1986年以全军第一名（全军统考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通科部门长班[11]；2001年—2005年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物理海洋专业，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1]；2018年8月入选山东“泰山学者初步人选名单”[25]；2023年11月22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9]

笪良龙长期开展海洋环境效应和水下无人探测等相关技术研究、装备建设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夏强教授

夏强，男，1966年9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籍贯浙江宁波，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87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上海器官移植与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中国-东南亚儿童终末期肝病转化研究中心主任。

夏强是著名儿童肝移植专家，我国儿童肝移植重要开拓者和领军者，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儿童移植专委会创始主委，我国大陆首位国际肝移植学会儿童委员会委员。在儿童终末期肝病诊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建成世界最大儿童肝移植中心，年完成量连续十年居世界首位，5年生存率94%全球领先，引领我国儿童肝移植从几乎空白到世界领先。他突破儿童肝移植关键技术瓶颈，创建中国儿童肝移植技术标准。主持制订首部《中国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推动我国儿童肝移植5年生存率提高35%，年完成量增长22倍跃居全球第一。担任Translational Research主编，在Cell、Gut、J Hepatology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70余篇，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和省部级一等奖3项。

202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一比例肯定远超一个地级市的平均水平，无论是按照地级市数量还是按照人口数占比。

按照一个自媒体的统计，安庆以40位两院院士（今年新增两位）的总数量位列城市排名第12位，在安徽省居第一位。

自媒体统计的院士分市分布表。抖音@data君

而根据安庆官方的统计：截至目前安庆院士老乡共50人（包含已故院士13人），其中工程院院士19人（包含已故院士2人），科学院院士31人（包含已故院士11人），总数全省第一、全国前列。

民间统计和安庆官方统计之间的差异（相差10位），更多属于统计口径上的。安庆官方统计包括已于2016年划归铜陵市管辖的枞阳县9位院士（学部委员）和籍贯浙江宁波、出生成长于安庆的夏强院士。这样一算，两个统计数量是一致的。

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中部内陆城市，在人才培养上竟有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偶然还是有其必然性？

我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安庆的城市形象非常醒目，一看见振风塔就知道，安庆到了。

实际上是有两种安庆人同时存在的。

一种是在地的安庆人。他们目前就生活在安庆区域，或者户籍在安庆。

一种是精神上的安庆人。他们或曾经是安庆人，或曾在安庆工作、生活过较长时间，有安庆认同。

这两种安庆人在数量上可能难分伯仲。

我自己目前就属于后一种安庆人——精神上的安庆人。出生、成长、求学于安庆，三十多岁的时候，新闻突然告诉我，从今天起，你是铜陵人了。

两院院士们应该都属于精神上的安庆人了。这么多年来，一批批的安庆人通过考学、参军、招工、外出务工等各种形式纷纷离开这片土地，像一朵朵蒲公英一样，飘落到四地，然后立地生根发芽。

蒲公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区的山坡草地、路边、田野、河滩，随风飘散，生存及繁衍能力极强。

这像极了勤勉的安庆人。这些年在皖江边上的多个城市出差的时候发现，这些城市里面不同时期从安庆走出来的老乡实在是太多了。安庆就像一个起点，从那里出发，起初是沿着长江两岸慢慢扩散，进而就慢慢散布于全国乃至国外了。

安庆人的第一个特点是能吃苦。

尽管南临长江、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安庆却始终摆脱不了人多地少的命运。安庆西边属于大别山区，经济自然不富裕；东边属于与长江相通的湖区，但是又面临着几乎年年都有水患的现实。

水患几乎是我对家乡最深刻的记忆。我家就在菜子湖边上，每年一到汛期，菜子湖的水位就不停往上涨，淹没了低处的水田之后又开始慢慢往高处的水田突进。大人们只好将半个身子浸泡在水里打捞即将被淹没且尚未完全成熟的水稻。

就像宿命一样，每次水患都会在水稻成熟前的一两周如约而至，不早不晚。

水稻打捞上来以后并非万事大吉。伴随着水患一起来的，还有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气，一下可能就是一周甚至更长。收割回来的稻谷得不到及时的晾晒，只好任由其发芽、霉烂。但人们还是选择了食用这些稻米。

我少年的生活很多时候是和带有霉味的稻米相伴在一起的。一起食用的，还有得了瘟疫死去的鸡、鸭、猪等。家乡的人们似乎并不惧怕这些染上瘟疫的家禽，最多就是多加点辣椒，以掩盖难闻的臭味。

直到2020年的时候，枞阳还需要为抗击水患打响保卫战。澎湃新闻报道截图

当家乡的出产无法应付一家人的各项支出时，出走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这一点，安庆人和徽州人、和温州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家庭中一部分人留在家乡耕种不多的田地，更多的人则出走四方，寻求生存的机会。

前阵子在滁州出差的时候，我曾跟滁州的朋友说，我家族里的人几乎散布于滁州的每一个辖县（市），做着服装生意，而安庆的生意人可能散布于滁州的每一个乡镇。我的大堂哥现在把生意基本上都交给后辈了，唯一保留的一个身份就是明光市安庆商会会长。他很在意这个民间职务，乐此不疲。

出身安庆农村的院士们多少都有和我一样的乡居记忆，有的甚至经历过物资更为短缺的岁月。而这些经历或许就是他们走出安庆、不懈奋斗的动力。

宁波、苏州的院士总数都在百人以上，超过安庆的两倍。这与两地的富庶不无关系。长期以来，安庆太穷了，乡村家庭都无法支撑更多的孩子可以去求学。不然，安庆可以向外界输送更多的科研工作者。

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理工科教育可能是安庆人的第二个特点。安庆人对文科生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歧视”的。

为了生存下去，安庆人是愿意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做生意也罢，打工也罢，哪个事情有钱挣就做哪个事情。

但是，经商成功了的安庆人不一定希望孩子们继续经商。他们更多地想凭借自己已经集聚的一些财富去支持孩子读书，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庆人有点像山东人，对“编制”多多少少有一点“痴迷”。第一等的当然就是当官，这是人上人的工作；其次就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比如有编制的教师和医生。

绝大多数院士们的本职工作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授、研究员，这就是安庆人眼中的“好工作”，是安庆理科学生们孜孜以求的岗位。院士们就是长期以来安庆理科生群体中的佼佼者。

不同地区的人对职业教育态度不同。在相当多的安庆人心目中，职业教育就是差生教育（这种观点当然不对），考不上好学校的人才去职校的。所以在50位院士这样的辉煌成就背后，其实也有着一个背负着巨大压力的群体。他们不被家人理解，被认为“没啥用”，有的人甚至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

在称赞安庆人重视教育的同时，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在资源贫乏的地区，重视教育的同义词其实就是“现实主义”。在巨大生存压力之下，人更多是被视为工具而存在的。父母集中所有资源供养我们（可能是在诸多兄弟姐妹中挑选成绩最好的一个人）读书，我们读书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有更多的钱可以反馈家庭。

近年来，有一些大学毕业生没有在城市就业，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安庆的学子们光景可能是艰难的，父母的唠叨、乡邻的鄙夷，可能都是压在他们胸口的沉重石头。在很多乡人的心目中，他们可能是“没用的人”。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很不幸的是，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又罹患了精神疾病。病发的时候，家里人就用铁链子把他锁在家里，防止他伤害他人。不几年，人就没了。我无意于谴责任何人，我能理解一个精神病人对于一个家庭的灾难。在发病的那些年里，他的内心该有多孤独啊，没有人能理解他，一个都没有。

安庆一中是安庆基础教育的翘楚。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主席曾亲自前往视察。安庆一中官网 图

我时常在想，安庆人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从代表性来说，安庆人应该有两类比较典型的性格。

第一类是壮怀激烈。比如吴越，比如陈独秀，比如海子。

吴越（死后为保护袁世凯被故意写成“吴樾”）就是刺杀出洋考察清廷五大臣的安庆桐城人。因手榴弹提前爆炸，吴越没有完成刺杀任务。他自己的身体被炸弹炸得支离破碎，最终死去。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

吴越肯定是安庆人中的一类人，这类人数量还不少。前几天，我在“六尺巷文化”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枞阳家谱馆公开警告县文联主席》的文章，隐隐然有一种“激烈”的性格夹杂其间。

我自己的性格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壮怀激烈。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也总希望能够多出好的作品，有一种成为名记者的情怀藏于心中。年纪渐长之后，性格才稍稍放平和了一些。可能要到60岁的时候，才会平淡如水了。

第二类是注重礼尚往来。

安庆人是最要面子的、最注重礼尚往来的一个群体了。我爸妈在年轻时候挣的一点钱几乎全部都放在了礼尚往来之中。婚丧嫁娶生孩子，哪一样都少不了请客，哪一样也都少不了红包。就算是跟我移居上海之后，一遇到老家有事、打电话来了，我爸妈总要收拾行囊，返乡行礼去了。

安庆人也是好客的。以前在家乡读书时，一到传统节日和春节，亲戚之间就开始互相走动。平时舍不得吃的鸡鸭鱼肉这时候就一齐端上来，大快朵颐。直到酒宴散去、曲终人散，大家的口袋也都空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挣钱行动，同时期待下一场聚会的到来。

科研工作是一项需要高情商、高智商的艰辛工作。无论是最初和导师的相处，还是后来统领自己的科研团队，院士们都需要有极为高超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居中协调，推进科研。

这时候，注重礼尚往来、比较多地照顾别人感受的安庆人搞起科研来，就自然有了优势。

以这一方多灾多难（1954年大水甚至淹没了当时湖东县的县城）的土地，育出了50位两院院士，安庆自然尤其骄傲所在。

但一朵朵蒲公英成群结队地离开，星散四地，生根发芽之后，作为源头的安庆显然“空”了。

一个辖县整建制划出去了，户籍人口在减少，常住人口更在减少。曾经的基础教育高地已经被合肥、阜阳相继超过。安庆何以自处？

网传2023年安徽高考清北录取人数分市分布图。

具体数字或可能有出入，但“北强南衰”的整体趋势是确定的。

曾经的基础教育洼地阜阳，携其千万户籍人口的优势，在基础教育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优势。甚至可以生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20多年后的阜阳，会不会迎来一波院士潮？

很有可能。

安庆大可不必因此悲伤：已经为安徽、为中国输送了这么多人才了，安庆可以稍微歇一下。更值得欣喜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安庆”早已蔚然成势了。

一个枞阳老乡的孩子前几年从上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旋即又赴剑桥大学留学。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枞阳一步步考到了上海来。

这完全可以视为安庆精神的一种接力。孩子考上清华是向远方的家乡——安庆的一种致敬，完全可以算到安庆人考入清华的名单统计之中。

在每一个安庆人的履历表上，籍贯一栏都端端正正地写着“安徽安庆”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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