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白纬兄妹插队落户的淮北农村（三）浑浑噩噩的旅程

白纬

             3. 到淮北农村的旅程——浑浑噩噩的两天

        1969 年 1 ⽉ 18 ⽇下午，插队落户安徽淮北农村的上海知青与送行的家长亲友，先是在体育场参加上海市赴安徽省淮北阜南县插队落户欢送⼤会，然后被送到在上海北站，一路上红旗与横幅飘扬，锣鼓喧天。

        但是，整个火车站的站台上，都是送行家长亲友们的一片哭声。有一个身高一米七、八十高的大个子，看去已经像成年人了，还是拉着自己父母的手大哭，一点也不觉得羞愧。

 

       站台上的一角，还有一帮送行的铜管乐队，边哭边演奏着革命歌曲，特别引人注目，更是令其他上海知青与他们的亲友侧目而视。

      在当时知青与家长们一片哭泣不舍的气氛中，这场怪异的“闹剧”看去既悲壮、激昂，又十足像是在演戏。

 

      上了火车后，大家才打听出来，那些演奏乐器的人都是某中学一个红卫兵组织中分配在上海的同学，他们是来为本派“战友们”送行的。他们这一派的头头叫李平火，家庭出身正统工人，六八届高中生，是某中学原两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的头头。因为本派夺权失败，他考虑到自己的分配去向肯定会受到对立派红卫兵头头（学校分配小组成员）的打压，于是干脆“赌”一把，带头响应教员的号召，报名下乡去插队落户。

        （注：六八届高中生要到1969年下半年才分配。）

        临上火车前，留在上海的本派“战友们”，背着学校宣传队的铜管乐器来火车站送行。

 

        火车开动了，绝大多数上海知青都趴在窗口往外张望、哭喊、拉着亲人的手不放。

        直到火车离开上海市区，仍有几个人站在过道里哽咽。

        直到火车过南京长江大桥时，大家的注意力被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吸引，才慢慢地脱离了离别之情，开始互相搭话了。

 

        记得火车上并没有供应饭菜，只有开水，大家都是吃着随身带着的食品。

 

        入夜，大多数人都或趴在小桌上、或靠着椅背打盹，

        因为不是一个中学的，因此除了自己妹妹外，白纬不认识任何学生，又睡不着，就坐着看了一夜的小说《艳阳天》。

 

        到达蚌埠站时尚未天亮，大家在火车站广场上换乘大卡车，车厢上没有座位，车顶有帆布棚。

        其中有些车明显是装过生猪的，地板也没有完全冲洗干净，还留有猪粪臭味。

        卡车司机开得又快又猛，感觉冒失得很，公路的路况也差，还没有路灯。一路上颠簸得令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只敢站着。但是时间长了，女生们也只能就地坐下了。

        白纬还晕车，只能站在车厢的最后，不时地呕吐。又将随身背着的大书包当凳子，让妹妹坐下。

        卡车先是达到阜南县城，再开到赵集区，一路上白纬都感觉晕晕乎乎的，何时停车打尖，何时下车歇脚都记不清了。

        只记得每路过一个村庄，就有鞭炮声响起。那是在庆贺教员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的下达。

        到达赵集区已经是下午，由赵集的饭店送来了馒头与杂烩。有好些人看到那饭店的肮脏样子，都不敢吃送来的饭菜，只是吃了点自己随身带的点心，喝点开水而已。

        在区大院欢迎上海知青的大会上，区干部与上海知青带队的工宣队老师傅先后发言，大家听不大懂当地区干部的口音，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五十来岁的工宣队老师傅讲了几句话后（上海口音），高呼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塞（寨）！”

 

        上海知青的行李不是同时运到农村的，因此大家都只带着随身书包。

        白纬当时背着一个塞满书的大书包，还提着装脸盆、热水瓶、搓板与木盆的网兜，穿着一件旧棉大衣、戴着一顶旧绒帽（都是父亲当年参加土改时的旧衣帽），看上去样子可笑得很。

 

        当天夜里，大家就倒在赵集区大院里的大通铺上睡觉。发了被子。但是，由于下乡之前听说安徽农村有虱子，因此，很多人都不敢盖这些看上去也不太干净的被子，就穿着自己的衣裤坐以待旦。因为绝大多数上海知青都没有随身携带脸盆与洗漱用具，除了喝的开水外，也没有供应热水，因此大家也就只能蓬头垢面地将就了。

 

        天亮后，大家分别由农村大队干部带路，糊糊涂涂地走到大队部，又糊糊涂涂地分别走到各个生产队。

 

        当然，以李平火为首的八人知青小组就不是那样，因为他们预先派人赶到预定插队落户的公社，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联系、接触，打听好各个大队与生产队的情况，按“离公社最近，生产队较富裕”的条件，选定好了自己插队落户的生产队。

 

        当时，白纬个人这几天整个的感觉就是不知所措，对一切都无所谓、不感兴趣，唯一还记在心中的，就是要求兄妹分在一个生产队里，至少分在临近的生产队。

        于是到最后，白纬被分在离妹妹知青点（赵集公社钱村）约一里路的大李村。

 

        感想：这段描述确实是白纬那一拨上海知青离别上海时的实景。与上海知青潘华同所撰写的《插队亳县的故事》所描述的迥异，原因或许是他们学校的下乡知青大多属于“铁杆”下乡派吧。

 

        当年这批上海下乡知青中，没有任何人想到路上可能会遇到雨雪天，也没有想到设法打听插队落户地方的天气预报，因此都没有随身带着雨具，行李大多也没有采取防雨措施。

 

        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到达生产队后的第二天才开始下大雪。否则这批上海知青们的首次下乡就将变成了一场“灾难”。

 

        事后回想，白纬兄妹的行李中，被窝卷外包着塑料薄膜，皮箱问题不大，两个用劳保雨衣裤改制的大背包能够防雨。因此实在是很佩服自己父亲丰富的生活经验。

 

        那位下乡知青带队的工宣队老师傅喊口号时，将“大寨”读成了“大塞”，确确实实不是白纬故意丑化那些被派到中学去“占领教育阵地”的工人阶级“精英”，只是实话实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