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行（5）酒泉的左公柳

高京林

酒泉位于张掖西，古称肃州，原河西四郡之一，甘肃的“肃”就出自这里。

前121年，霍去病率3000将士攻打匈奴，大获全胜，收复河西。朝廷为犒劳三军赏御酒数坛，霍将之倒入一泉中使共饮，此泉故得名酒泉。

这口泉水现在市区一公园内，不大，几米见方，用石头砌成，2000多年前不知是什么样子的。

（图）酒泉的泉眼

泉旁有一大树，高25米，树冠覆盖面积百余平方米，枝繁叶茂。有一铭牌日：左公柳。这是清代封疆大臣左宗棠亲手种的，时间应该在1866~1881年之间。

（图）酒泉公园内的左公柳

左宗棠在这段时间任陕甘总督，并曾于63岁和67岁时两次带兵到新疆平叛。第二次进疆时抬着棺椁，以示战死沙场的决心。鲜为人知的是军中士兵还带着大量树苗沿路插栽，其中以杨、柳、榆为主。

自中原至新疆走潼关、兰州、穿河西走廊，路是元、明、清三代的驿道，已经破损严重。所以修路和行军是同时进行的，这有点像1950年代解放军从青海进军西藏时的样子。

 

修路后要护路，除其它措施外，沿路植树也是十分必要的。当时修路和植树的要求为；“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有人说植树为潼关到迪化（乌鲁木齐），也有人说只到嘉峪关，因为再往西连水都找不到了。从潼关到嘉峪关3000里，植树达100~200万余株，这是当时的估算。

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左公返程赴京时看到，所栽树木已“浓荫蔽日，翠帷连云”一片生机勃发了。后人将这一时期经左宗棠倡导栽培的杨、柳、榆等树统称为左公柳，以表感激之情。

这有一些当年的统计数字。会宁属境：两万一千余株；安定属境：十万六千余株；金县属境：四千四百余株；皋兰属境：四千五百余株；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600里，其成活二十六万四十余株；柳湖书院活1200余株；平泾固道署内外活1000余株等等。

植树为护路，同时也改善了当地的生存环境，但有来自两方面的困难。

一为自然环境。西北“水卤原高”，土质疏松，养分少，加之干旱少雨，成活率很低。树苗需从内地运来，路途遥远且多有损失。

二为人的因素。西北本地少有种树的习惯，民众也没有那种以树为命的情感。种树多为他人所强，也就没了保护的责任。所以，“树艺伊始，每为游民窃拔牲畜践履”。尽管政府颁布了严厉的护树令，仍然屡禁不止。1877年，左公平定阿古柏叛乱从新疆返程路过酒泉，见进城的村民将驴子栓于树旁任其肯食树皮，大怒。立即将之斩杀并以告世人，说再有此况就要杀驴子的主人了。另一方面颁布优惠政策，植树、护树一定规模者可不纳租税等。但百姓似乎无动于衷。“栖身无地，糊口无资”，毁树之事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植树护树的效果还是明显的。光绪五年（1877）继任陕甘总督杨昌浚赴肃州会见左宗棠时，对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大加赞扬“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直到1911年被任命的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肃州时仍可看到“皆高枝蔽日，浓荫覆道”的景色。

到了民国，政府分别于1925年、1932年、1935年、1946年均颁布了《保护左公柳》的政令，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其遭受破坏的命运。

1935年，甘肃省政府对境内左公柳进行了清点，平凉7978株，德隆5203株，静宁1386株，固原4351株，山丹1220株，永昌1311株，临泽235株，古浪1015株，与左宗棠当年所种数目相比，幸存甚少。而陕西境内破坏更加严重，其中潼关至西安道中，零落殆尽，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经济落后，普通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捉襟见肘，如遇各种灾祸，他们千方百计寻求各种能够食用的资源，满足果腹之欲。1932年，甘肃平凉，左公柳被灾民剥食殆尽。1934年，军阀混战，百姓卖儿卖女，街上饿殍随处皆有，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此时左宗棠所种杨柳成为它们的食物，“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有充汤”。下层人民非常感谢左宗棠，因为其所种下的杨柳拯救了它们的生命。

当普通百姓盗伐左公柳时，政府官员和军队也加入其中，随意砍伐。

1920年，甘肃地震，许多地区桥梁毁坏，县级政府砍伐左公柳用来修补。

1925年，为解决军队燃料问题，甘肃各县政府不顾保护法，允许砍伐，左公柳十之仅存三。

 

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生态保护也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据1998年统计，甘肃省境内仅留存有202株左公柳，其中，平凉柳湖公园内187株，兰州滨河东路 13株，酒泉泉湖公园2株。与民国时期相比，所存无几。

当然，近些年的情况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一路走来，碗口粗的杨柳比比皆是，更粗的树木也成片成林、除去沙漠的腹地，有人居住的地方皆绿树成荫，如古浪、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瓜州、敦煌等，就是敦煌以西的阳关镇也是满目皆绿的。此刻，我们可以告慰左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