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画家翟登绪：不违背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和德，才能从中获得无限的益处

清北文化艺术家园

翟登绪，山东淄博人，字青云，号和为斋主人，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毕业于山东轻工美术学院，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中国民族书画研究院研究员、河北省廊坊市香河美协副主席、北京市东城区美协会员、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理事、上海画院特聘画家、世界艺术研究会中国委员会会员、世界华人艺术家联合会山东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化经济国际交流协会副主任。
2019年秋，翟登绪先生创作的四尺整张名为“五福同寿”的国画作品，在瀚海拍卖会上拍卖，估价是24000元，最终成拍价格是32000万元。通常情况下，翟登绪先生（和为斋主人）每平尺画作价格在3000元左右，个别精品每平尺价格可能达到5000元以上。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道德经》通过对万物的观察和对社会人事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宇宙自然规则和待人事物的规律。这些规律次序分明，互为起始，既如圆环般环环相扣，又如同心圆逐步扩展但永远不脱离圆心。
【原文】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翻译】
不言政令少扰民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再大的狂风也刮不过一个早上，再大的暴雨也下不了一整天。谁制造的狂风暴雨呢？是天地。兴风起雨尚且不能持久，何况人呢？所以从事于道的，就同于道；从事于德的，就同于德；失道失德的，行为就是暴戾恣肆。凡是同于道的人，道也会乐于得到他；凡是同于德的人，德也乐于得到他；凡是同于失道失德的，就会得到失道失德的后果。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会相信他。
【导读】
骤雨不能久，飘风不能长，“希言”、“无为”乃自然之道。统治者治理百姓要合乎道，合乎德。反之就会使政令烦杂，导致威信丧失。 【解析】
本章从“少说话合乎自然”这一论点出发，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一个人的内心修养、行为方式与他的外在境遇是相应的，他对自然之道领悟到什么程度，自然之道就会给他什么程度的回报。这是因为，只有道是唯一的自然者，整个世界都是道的自然。所以，合于道的人，就会得到道的回报；不合于道的人，则不会得到道的回报。
“希言自然。”“希言”即平常较少用的名言。再进一步说，便是不施加政令。什么是“自然”呢？“自然”一词，不是指自然科学的“自然”，而是哲学的名辞，可以解释为“原来如此”。因此，“希言自然”的意思也不是“很少说到自然科学的理论”，它所说的是治理事物，制定法律法规，要顺其自然。对于治国者而言，少发号施令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在这一章里，老子论述治国者少发号施令的重大意义，并通过自然界的变化来说明问题。
“故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飘风”即飓风，又称台风。飘风虽然可怕，但它不会整日不停地吹。不管飘风强大到什么程度，到了中午，都会减弱缓慢一点。所以说，任何飘风都不是终朝不变的。骤雨，指的是夏热季节的大雷雨，大概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说，夏天的大雷雨，只会下一阵，不会下一整天的。在这里，老子把自然现象的因果律，用比喻来反复说明，告诉我们世间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常变化之中，我们不能把握住它，也无须去把握它。只有一样东西是超越现实的，那就是自然。
“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天地”指的是整个世界。“不能久”与前面的“不终朝”、“不终日”相联系，意指不能漫无边际、持续不断。在我们眼里，天地是神秘莫测的，而且还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即便如此，天地也还要遵循自然的道德规律。天地的巨大都无力对抗自然，更何况在天地面前显得更加渺小的人类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他们都认为，整个世界是有始有终的，既有开天辟地的时候，也有天翻地覆、终归结束的时候。天地尚且不能长久，人生更不能希求长久的永存了。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意为契合一致，融为一体。这几句话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自说自话，实则不然，这里老子阐明了人事物理的同类相从的道理。一个喜欢讲道的人，自然喜欢与讲道的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道者同于道”：换句话说，如果为了道德而努力修养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道德上日日都有进步了。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得，获得，接纳，这里可以理解为“同在”。不管是修道还是行道，人的思想意识必须要与大道相一致，你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也一定会失去应该失去的东西。合于道的成果要乐于得到，不合于道的成果要乐于抛弃。乐于得必乐于失，有失才能有得。得与失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人类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力量，一定要使自己的实践活动符合自然规律，不要做出过激行为，否则绝对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求道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一切形式的激进行为都是背道而驰的。人们要想求证大道，不但要有诚心，还要有坚持不懈的恒心。行道亦是如此。自然现象容易发生改变，人的活动更容易发生改变。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现象都很难长时间持续不变，只有事物的本质才是永恒不变的。然而，人要想透过现象去抓住事物的本质，也绝非易事。如果一个人透过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那么这个人就是得到了道。如果一个人观察现象时不能抓住本质，但他的认识水平已接近于事物本质的道了，那么这个人就是得到了德。如果一个人既无法看到道，又无法看到德，那么这种情况就称作“失”，而这个人就不得不与失处在同一个层次了。要想达到道或是德的境界，人们就得坚持不懈地去追求道。也就是说，求道是实现道和德的先决条件。如果人们不去追求道，不去追求事物的本质，那么就只能一直处在事物本质以外的范畴“失”之中了。
因此，我们只有不违背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和德，才能从中获得无限的益处；否则，我们不但得不到任何益处，而且还会为大道大德所抛弃。不遵循大道和大德，必然会遭受惩罚。人不同于动物，具有主观能动性。当主观能动性支配下的人的行为合乎自然规律时，人们就会从自然中得到益处；当主观能动性支配下的人的行为不合乎自然规律时，人们就会遭受自然的惩罚。很多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人们贪图小惠小利，对森林乱砍滥伐，最后导致泥石流滑坡，轻则毁坏庄稼，重则造成人员的死伤。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违背大道大德就等于自我毁灭。 王弼《道德经注》
听之不闻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然则无味不足听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暴疾美兴不长也。从事，谓举动从事于道者也。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
听而未闻叫希。下章说，道说出来，寡淡没有味道，看着不起眼，听起来平淡无奇。然而这些听起来平淡无奇的话，乃是最自然、最真实的话了。骤然快速的勃兴是不能长久的。从事，是行为行动依循于道的意思。道是以没有形象的形象、没有作为的作为来使万物生成、发展的。所以行为依循于道的人以无所作为当做求道的主旨，以没有言辞的教导来教导，这些影响看起来若有若无，事物却获得了根本性的指导。无为的人是与道具有相同品质的，所以说与道相同。
得，少也。少则得，故曰得也。行得则与得同体，故曰“同于得”也。失，累多也。累多则失，故曰“失”也。行失则与失同体，故曰“同于失”也。随其所行，故同而应之。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
得，是少作为的结果。少作为反而会有所得，所以用得来指代少作为。少作为和获得利益具有相同的本质，所以说同于得。失，是因为积累得太多了。积累多了就会失去，所以说失。积累得太多和损失利益具有相同的本质，所以说同于失。随着道与德的规律去做，所以相同而能彼此相应。品德信用不足以被地位低下的人效忠、信赖，于是就会出现被背叛、出卖的现象。
苏辙《老子解》
出于自然则简而中，非其自然而强言之，则烦而难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此之所谓希言矣。阴阳不争，风雨时至，不疾不徐，尽其势之所至而后止。若夫阳亢于上，阴伏于下，否而不得泄，于是为飘风暴雨，若将不胜然，其势不能以终日。
古之圣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穷。世或厌之，以为不若诡辨之悦耳，怪行之惊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自然而然地说出的言辞都是言简意赅而精确的，不自然而勉强、费力地去表述，说出的话就拖沓而不容易让人信服。所以说道的言论平淡而无味，看它不起眼，听它平淡无奇，然而道的作用却取之不竭。这就是在解释应该少讲话的原因。阴阳协调不相冲突，风雨按节气到来，不大不小，不急不慢，把它的势头耗尽才停止。如果阳气活跃在上面，阴气沉潜在下面，两者不相交合，闭塞不能宣泄，于是就形成大风暴雨，气势不足就不能持续一天。
古代的圣人谨慎而很少说话、很少行动，都是遵从自然而然的道，所以能够存在长久而不灭亡。世人有的就厌烦了，认为不如诡辩那样刺激听觉，不如怪诞的行为惊世骇俗，而不知道这样是不能长久的。
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故曰仁者之过易辞。志于仁犹若此，而况于志于道者乎？夫苟从事于道矣，则其所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虽失于所为，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笃，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后不以得失疑道也。
孔子说：“只立志仁慈而无更高追求的人，是没有罪恶的。”意思是说仁慈的人其过错可以原谅。立志仁慈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志在求道的人呢？按照道的规则办事，他的行为与道吻合就在道的方面有所得，与德吻合就在德的方面有所得，如果不走运犯了错误，虽然没有达到他设想的目标，然而在道德方面还是有所得的。不了解道的人，对道的信仰不够坚定，一旦有了损失就会产生怀疑，于是怀疑就会逐步加深。只有了解了道，才能不因为得失对道产生怀疑。 【经典解析】
本章和第十七章相互对应，都提出了“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的结论。第七章是给出不同的统治者层次，来反对统治者使民畏之，而应实行无为之治，使民有“我自然”之感。而本章则通过飘风、骤雨的自然之道来喻人之道，告诚统治者少以强制性的法令横加千涉，更不要施行暴政，而要行“清静无为”之政，才符合于自然规律，才能使百姓安然畅适。老子指出，只要相信道，照着做，就必然会得到道。反之，就不可能得到道。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个比喻极其生动。它告诫统治者要遵循道的原则，这才符合自然规律，实施暴政以维护统治是长久不了的，统治者如果恣肆横行、一意妄为，那么人民就会抗拒他。冗政的结果就是统治者诚信不足，老百姓就不会信任他。当初秦始皇横扫六合，气势何其雄哉，然而秦朝施行暴政，严刑酷法，秦二世荒淫无道，大肆建造宫室、陵墓，最终导致了强大的帝国轰然崩塌；隋炀帝继承开皇之治，国家盛极一时，但他到处游玩，亲信奸佞，扰乱民生，终于使暴乱四起，自己也身死异乡。细细追究，古今中外，每个朝代，每个干国的灭亡无不因为统治者不知治民之道，致使百姓对其背弃、不信任。
同时“希言自然”从字面上理解，用到修身上也颇有参考价值。古人所说的“多言多失”、“口为祸之门”、“结怨多在言语中”，等等，就都说明了“慎言”这个道理。老子在前面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论语》中有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贵讷于言而敏于行”、“巧令色，鲜矣仁”，等等。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提倡要善于表达，但这并不代表要噗喋不休。一个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否则不仅会i上君子耻之，甚至还会给自已招来祸患。 【哲理引申】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之学”、“变易之学”（有对之学）和“会通之学”，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部分，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不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也就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懂得传统文化的全貌，缺少关于传统文化的具体知识，也难以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和价值。
会通就是咀嚼、消化各种文化和思潮，吸收对我有用的东西。
中国古代哲学的演变史，是一部中国人智慧和理性的结晶。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它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取各家各派的长处，并能够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成果。因此，各种观点都是宇宙真理的某些方面的表现。司马迁说：“天下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不同，方式有别，但都是对于真理的探索，都有助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因而强调各种观点的会通。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
会通之学的一个基本表现是它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
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论点是不可讨论的，没有不受辩论的权威。如道家主张“天而不人”，向大自然回归，否定人的主观欲望与知识；儒家的荀子批评这种主张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主张人是宇宙的价值中心，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但儒家在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同时，也看到了道家在天道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意识到在知人时不可不知天。而道家在批评儒家过分夸大了人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人学的长处。道家的后学即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观与儒家道德教化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成果。如《吕氏春秋》，就体现出融汇儒、道思想的特色。
不但学派之间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每一学派内部也相互批评，又相互吸收。如庄子对宋钘、伊文派，彭蒙、慎到派，乃至庄子自身都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学派。认为他们的学说，虽然其言大略取法于先王，但并不懂得先王的准则，然而他们志大才疏，见闻广杂，推究往古而臆造出仁、义、礼、智、信所谓五行之说，神秘而不可晓，晦涩而不能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中国化，就是佛教内部辩论的结果。佛教高僧在介绍经典的主要观点时，解释经文，疏通思路，并允许听众提出问题，还规定讲师“答不返难”，只能一一回答，不能向听众提出反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玄学（黄帝秘籍的传承）与佛学、佛学与理学之间的相互辩论与相互吸收，从来没有间断。如南北朝慧琳和尚说，佛教讲的是人生宇宙之外的真理，极尽鬼神的变化，而儒家讲的不过是人间的道理。但佛教也承认儒家道德哲学的某些合理因素，如“心性说”中重视“人心”（即人的主观意识）这一认识主体。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原有佛教的理论体系，它形成了包括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中国佛性宗。
会通之学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善于融汇吸收各门具体学科的思想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影响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
儒学的天道观、道德观，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早期儒家提出人最为天下贵，其背景是当时自然科学的积累。如春秋战国时代天文学、历法知识、医学方面的许多成就的出现。
在人的能力日益加强的现实情况下，儒家提出：人有认识和传播真理的能力。这就是依据自然科学知识所作出的哲学理论概括。而这一概括，又加深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肩负使命的认识。但儒学对改造社会希望寄托于“圣王贤相”身上，所强调的是人对于社会应尽的义务，而关于人应享受的权利则被漠视了。这是封建社会“德治和人治”的必然结果。
不但儒学体现了与其他各门具体学科相互融会贯通的特色，道家和佛教也体现出这种特色。
会通之学第三个重要表现是中国哲学善于融汇外来文化。
中国文化有重和去同的思想，它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易传》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的主张，是重和去同思想的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中国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冲击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佛教是西汉末年经中亚从印度传入的。当时仅西域一带就有三十六国,佛教传入的过程中，实际是各种文化的大融合。唐宋时期中国哲学范畴之丰富远远超过以往，佛学的一些范畴如“太虚、识、相、能、听”等被融入中国哲学。佛教中国化以后，从唐宋开始又向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各国传播，这也是文化与思想的大融合。
中国道教在魏晋南北朝、五代特别是宋元时期不断与北方各民族思想碰撞、融合，其哲学范畴也不断拓宽、丰富，如全真教的发展。
中国哲学善于融汇外来文化的情况，在中国近代哲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李善兰翻译介绍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九卷）》，罗密士《代微积拾级》、侯失勒《谈天》、胡威立《重学》和奈端《数理》等对中国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很大促进作用。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深远。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会通之学”构成其主要部分及其特色。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不了解中国哲学，就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懂得传统文化的全貌，缺少关于传统文化的具体知识，那也难以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