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番爿来批》有感

沙嗲

近日，台海杂志社出版的《番爿来批》一书问世，诙谐的书名别出心裁，不禁令人莞尔。“番爿”指的是东南亚国家那片侨居地，而闽南话称信为“批”，闽南华侨与家乡的汇款及书信往来便是“侨批”。侨批作为中国金融史上国际汇兑业务的民间创新，迄今百余年，跨越时空、跨越国境的一纸侨批，联结起海外赤子与故土亲人，承载着华侨对家国安康的无限牵挂与惦念。

《番爿来批》以独特的视角，结合各时期的历史背景，对厦门华侨史和侨批业发展史做了一番全景式描绘，全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侨批业研究的基本方向。余尝供职中国银行三十余载，对侨汇业务并不陌生。掩卷之余，别有一番感受。

一、海外游子的血脉亲情催生了厦门这方侨批业圣地

侨批连着海内外，系着千万家，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得淋漓尽致。纵观侨批业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有游子对家乡牵肠挂肚的思念，有番客婶一辈子无尽的守望，有侨胞慷慨解囊支援抗战的壮举，有各家侨批信局的兴衰成败，有银行员工的辛勤付出。而这一切都与厦门这座美丽的城市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厦门侨批业诞生于清末，繁荣于民国时期。当年，政局动荡，土地贫瘠，民不聊生，一批批闽南沿海地区百姓选择了一条远渡重洋到东南亚的谋生之路。在血脉亲情促动下，由境外侨居地与境内家乡内外呼应的侨批业应运而生，并渐成规模。既触发了信局的兴起，也开创了银行业介入，进而开辟了“银信合一”的侨批业先河，形成了以华资银行与信局携手、具有华人特色的“海上金融之路”。

民国期间，位于鹭江道的民生信局（《厦门侨汇》）

厦门作为闽南地区侨汇业务的中心、枢纽、集散地，所有侨汇业务均起源于此并辐射闽南和东南亚。之所以成为闽南地区侨汇业务重镇，与其国际性港口优势是分不开的。厦门既是天然良港，又是外国租界地，更是著名侨乡，中外资银行云集，市场活跃，经济繁荣，其侨汇业务规模体量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从清末民初侨批业初创到90年代中期行业式微，厦门将这种区域优势一直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1956年光大信局集体照。其中有曾民权、陈延康、黄文华、黄树德、叶启顺等中行老前辈。（黄志雄 供）

二、厦门中国银行是侨汇市场的主要管理机构和最大的经营实体

厦门是福建省最大的侨汇重镇，中国银行则是厦门最大的侨汇经营实体和管理机构。长期以来，侨汇作为厦门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也是中行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行一直是侨批业的主渠道。虽然当地其它银行在侨汇业务上也有一定业务量。但与中行相比，中行的“国字号”背景注定了其在侨批业务领域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位于水仙路的中国银行（网络资料）

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各历史时期，中国银行作为国有金融机构，除自身经营之外，还承担着政府交办的各种重大事项，大量侨汇业务政策法规也经由中行之手，有关经营运作、监督管理也由中行具体执行，政府对中行赋予极大授权。中国银行亦积极探索，助力各类涉外业务拓展，着力构建跨境金融桥梁。

1936年2月，厦门中行行长黄伯权先生奉命创建了新加坡分行，并先后在马来亚、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设经理处和30多家国外代理。这种战略性举措的确是了不起的大手笔！没有中国银行前辈开疆辟土，就没有当时闽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侨汇业务的快速拓展。

1937年，厦门中行审时度势，专门成立合昌信局，对外以民营信局名义开展一般侨汇业务，对内实为中行的组成部分。

合昌信局在鼓浪屿办事处内附设分号代理中行收发侨信汇款。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突破日寇封锁，从鼓浪屿密派干员，冒险挑运侨信过海经嵩屿转运漳州、泉州，确保侨汇清解。仅1938年至1941年间，就有158家信局委托合昌信局代付，当时闽南地区海外侨汇几乎完全集中在厦门中行代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厦门沦陷期间，侨批对于日寇铁蹄下的侨眷而言犹如雨露甘霖，而中行的不屈抗争和无私奉献何尝不是孺子牛般的大爱！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对中行这个时期坚持为侨胞沟通侨汇的表现不吝赞誉之辞。

1937年夏，厦门中国银行员工在鼓浪屿军训（陈石 供）

期间，合昌信局与当地邮政局在侨汇协作方面出现一些问题，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专门商请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予以协调。民族危亡之际，财政部、交通部态度鲜明，强调任何局部利益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要求邮政总局立即转饬福建邮政管理局，允许合昌信局鼓浪屿分号直接“寄发外洋批信，以维侨汇”。邮政总局函称，“查中国银行奉命办理侨汇，系推行国家抗战金融政策，邮局自应特别通融予以一切便利”，要求对合昌信局代中行收发的信件，“如国外邮政不发生问题，应一概予以放行，不得扣留”。两大政府部门为小小的鼓浪屿办事处站台背书，有效消除了体制性障碍和困扰。可见侨汇于国计民生是何等重要，可见中行于厦门沦陷期间在服务侨眷方面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银行在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侨批业经营发展政策、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并负责实施行业管理和自我经营，忠实地执行了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

1956年国庆，厦门侨批工会与泉州侨批工会篮球队在厦门举行友谊赛。图中包括方炳荣、陈延康、叶启顺、李清标、陈聪文等中行老前辈（黄清海 供）

穿越时空，我们仿佛又看见在当年的侨汇旺季，多少中行员工通宵达旦加班，每一笔侨汇都饱含着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些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的派送员，翻山越岭、走街串巷，风雨无阻，他们深知侨汇是无数家庭的生活支柱，必须尽早送到侨眷手中。喜鹊叫，侨汇到。我们仿佛又看到，当侨批送达时，侨眷热泪盈眶，家中宛如过节般热闹，那些场景让一些老同事至今印象深刻。

1976年，人行对各侨批信局资产负债进行清理，办理股东退股。业务一律由中国银行承办，侨批业者全部并入中行，成了国有银行员工，厦门侨批信局终于走到历史尽头。

70年代末笔者入行时，那批饱经风霜的老前辈们（包括抗战时期留守鼓浪屿办事处的老师傅）还在岗位上。他们知识渊博，业务娴熟，气度不凡，带出了一批批侨汇业务新徒弟。

1985年厦门中行退休员工合影。其中包括廖子美、陈淑梓、洪源裕、周学辉、魏承旺、徐万、庄树明、欧阳琳儿、黄种彬、黄树德、曾文才、陈凯丰、李泽中、范仲荣、周添进、黄榜、骆燕基、骆基生、林德水等，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民国时期就投身侨批业或接触过侨汇业务的老前辈。（黄志雄供）

1994年1月，中行奉命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当年2月，侨汇物质供应票退出流通领域。此后，侨汇逐渐减少，中行将侨汇派送上门改由侨眷凭通知书到银行柜台领取。至此，厦门地区侨汇业务基本终结。厦门中行在侨汇业务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也退出历史舞台。

1986年，中国银行厦门分行中层以上干部集体照，其中就有十几位资深的侨批前辈（陈石 供）

三、信局、中国银行和邮政局是侨汇业务的三大支柱

侨批业经营涉及批信与批银，即信件与款项。信局、银行和邮政同为侨批业三大支柱，三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协作链条上环环相扣、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信局、银行和邮政三驾马车配合基本顺畅，在服务侨胞侨眷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也并非天衣无缝，民国时期，信局与邮政局在行业管理问题上一直有些纠葛与磨合。

解放前，信局归邮政局管理，“必须先呈准邮局发给营业执照，方得营业”。

海外信局代客收转银信，除银洋另汇外，信件均集中总封由邮局寄厦门，再由厦门信局收拆分送各地信局派送。由于邮票贴在总封包，分拆后信件自无邮票可验，引本埠邮局截检处罚。

1933年交通部邮政局曾强令国内信局于1934年底停止营业。邮政局认为，邮政为国家专营事业，“盖以国内有民信局实是阻碍邮务之发展及统一”，“鉴于批信局侨信走私之风甚炽，与邮政业务有所抵触，乃拟予全部取缔”。此举引发国内信局群起反对，认为侨信均按章贴足邮资，对邮局只有辅助并无损害，且信局业务纯为华侨汇款，一旦取缔，不但信局受损，数百万侨眷必陷恐慌，亦影响国家经济。经交涉，邮政局对专营海外侨胞银信及收寄侨眷回批者准予继续营业。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艘英国军舰从新加坡带来十几袋大都未贴邮票的侨信，厦门邮证局体谅侨情，将信件全部投送。管理虽然严苛，却也知所进退。

厦门地方志研究泰斗洪卜仁老先生曾在《厦门侨批概述》一文中有一段表述，“从侨批业与邮政、银行的关系来看，邮政试图扼杀侨批业，但因在基层根植的深入程度不如后者发达而流于失败；银行一开始则采取合作态度，借鉴其成熟的经营模式融入侨批经营网络并取得成功”。

1937年，中行设立合昌信局时，也曾遭致部分信局业者抗议，曰“银行可经营之事业繁多，在在皆可盈利，殊不必与鄙途争一杯羹云”，抱怨中行抢了信局生意。然而，抗战期间厦门沦陷后，大量信局纷纷迁址逃难，闽南侨批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惟中行及合昌信局在鼓浪屿独力撑起侨汇派送大局，留守的信局同仇敌忾，紧紧围绕在中行周围，共同委托合昌代付，服务侨胞，共度时艰。

民国时期，位于鹭江道的厦门一等邮局（《厦门市邮电志》）

纵观侨批业发展史，正是一代又一代银行、信局、邮政从业人员，始终坚持为侨胞服务的理念，把一封封“番爿来批”、一笔笔“南洋”侨汇送到千家万户。特别是解放后，在党和国家侨务政策指引下，银信邮三家分工合理，制度法规日趋完善，整体协作不断默契，有力地促进了侨汇业务发展，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视察侨批文物馆时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他肯定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要求不忘近代屈辱史，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当前做好侨务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迄今已十年。近年来，我省侨汇研究日趋活跃。但由于时间跨度大，加上长期以来对侨汇历史变革缺乏宣传，研究中有过某些误区。我们应该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在侨汇研究工作中，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加强交流，利用各种媒体扩大宣传，充分肯定相关单位在侨批历史上的作用，维护厦门在全省乃至东南亚地区侨汇业务中的重要地位，挖掘侨批精神，讲好侨批故事。透过侨批深切感受那段鸿雁传书、守望相助的岁月，感受蕴含其中的桑梓情深和家国情怀，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把厚重的侨批历史传承给后人，享誉人间。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2）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洪卜仁主编，厦门市思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厦门侨批》，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