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最爱和最爱我的人

王莹14484857

一个人咽气了不是死，烧了或埋了还不是死，没人上坟了、没人提起了、没人念叨了、没人魂牵梦绕了，那才是死。——樊建川 樊建川先生墨宝 如此说来，我的姥姥她至今还依然活着！我深信，只要我一直想着她，她便一直都在，看天上的星星是她，看身边的树木是她，高山是她，大海是她，清风是她，雨露是她，我的姥姥，一个我最爱的和最爱我的人，一个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的人。 姥姥一九八三年过世，距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每当看到照片中的姥姥，总感觉她就像是能从上面走下来一样，忍不住的想再喊她一声：“姥”！这么多年了，姥姥的音容笑貌总是不时的在我眼前萦绕，姥姥把思念留给了我，想她时她永远都在身边。 我的姥姥 姥姥娘家姓高，高文琴是姥姥自己的名字，出嫁便随了姥爷的姓，叫张高氏。那时候，姥姥的娘家还算是大户人家，太姥爷也是比较开明的，能送姥姥上私塾念书。不过尽管这样，姥姥也没能躲过缠足，因为在封建社会女孩儿不裹脚找不到婆家。姥姥被迫缠了足，但缠了没有多久，姥姥便哭着闹着无论如何都不干了，家里没有办法也只好随她去了。后来也多亏了这双“解放脚"，姥姥才能带着三姨和我妈走南闯北。 姥姥的思想不守旧、目光不短浅，她知书达理、有胆有识，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应该算得上是封建社会的新女性。 我的姥爷 可能有不少人都听过电台里播送的长篇小说连播"夜幕下的哈尔滨"，也看过张嘉译演的电视连续剧"悬崖"，日伪统治时期，我的姥爷就在哈尔滨市伪警察署里供职，他因为同情抗日一直在暗中帮助共产党做事，在为监狱中的共产党传递消息时，被日本人发现并杀害，姥爷叫张鸿逵，死的时候才32岁。 姥姥有过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姥爷被害，整个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一家人无依无靠，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姨和舅舅也接连病死了，姥姥一个人带着我妈和三姨，凄风苦雨、艰难度日。 为了养家糊口，姥姥卖过烟卷儿、摆过地摊儿，还倒腾过小买卖，也正因为有过这种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姥姥深谙读书识字的重要，所以再苦再难也坚持着供我妈和三姨念书，哈尔滨解放后，姥姥还鼓励她们出去参加社会工作，为国家做贡献。 我妈不仅字写的好，文章也写的漂亮，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游刃有余的和文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三姨的口才好记忆力强，全国粮食系统在北京开会，三姨能不看稿子口若悬河的讲上两个小时。不能不说在教育的问题上，姥姥还是很有远见的。 姥姥、三姨和母亲 　　我妈结婚早，爷爷奶奶也是受苦人，但封建意识较深，虽然解放后提倡妇女解放，也不赞成我妈抛头露面出去工作，有时候回来晚了就不给开门，饭也不给留，整天不给好脸色。姥姥不一样，她给我妈带孩子做饭，全力支持我妈出去工作，不让她整天在奶奶家围着锅台转。 奶奶有九个孩子，全靠着爷爷一个人往回挣钱，我爸是老大，下面有五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他上完小学就去工作了，和我爷爷一起挣钱养家，每月发的工资全都交到我奶奶手里，一点儿都不往自己家里拿，我们的生活全靠母亲那点儿微薄的工资和姥姥辛苦攒下的那点儿钱。 那时候我还小，吃饭不能和大人一起凑合，姥姥就用自己的钱买肉，买鸡蛋，买我最爱吃的哈尔滨秋林的大茶肠，还单独包饺子给我吃。后来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出麻疹，病得可厉害了，差点儿过不来，都是姥姥整夜的抱着我。我妈十六岁的时候生我，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姥姥对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我五岁的时候 姥姥和我 哈尔滨是全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初期，黑龙江向全国输送出大批的物资和人员，有力的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那时候我爸妈都在哈尔滨电力系统工作，他们先是从哈尔滨到长春，又从长春到北京，姥姥带着我跟着他们辗转南下，最后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刚刚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我爸妈他们两个人又离开北京，一起去了大西北。这一回姥姥没有跟着他们去，弟弟妹妹们还小，我也正在读小学，姥姥要留在北京照看着我们姐弟四人，跟着姥姥生活，我们就成了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 姥姥三十多岁守寡，在姥爷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姥姥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她的生活轨迹一直是围着我们转的，她一生的心血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姥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一辈子没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豁达开朗、爱憎分明、乐于助人，还经常路见不平，我喜欢用侠肝义胆形容她。 从小到大是姥姥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和做事，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身上还折射有姥姥的影子。 在长春时的照片，有我、我弟、我妈和姥姥 　　一九六O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那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在京的各大部委抽调干部支援大西北，虽然是组织指派，但都会尊重本人的意愿。最初的名单里并没有我爸妈，因为有家里老人不让走的，单位领导才来征求我爸和我妈的意见。 想到家里几个孩子年龄都小又有老人需要照顾，我爸妈很是为难。姥姥是思想进步的老太太，从来不拖儿女后腿，她对我妈说：三年的时间我还行，你们放心去，我留在北京给你们看家带孩子。当时说是三年就能回来的，不想这一走就是三十年。 去新疆的那一年我妈二十八岁，我爸大我妈几岁也不过才三十出头，他们青春热血、满腔热情，舍下一家老小义无返顾的走了，用姥姥的话，他们是从“鸡头”到“鸡尾巴”上去了，姥姥很形象的比喻，鸡头指的是哈尔滨，鸡尾巴指的就是新疆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墙上就多了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姥姥没事儿的时候就举着放大镜看，我妈去的那个地方姥姥早已经轻车熟路，一下子就能找到，地图就是她的寄托，她对我妈的思念全在这张地图上了。 我妈去新疆前和姥姥在天安门留影 那一年火车还没修到乌鲁木齐，我爸妈要去的地方就在“鸡尾巴”上，是新疆柯尔克孜克孜勒苏自治州的阿合奇县，从乌鲁木齐坐汽车还得十多天的时间，翻山越岭、戈壁荒滩、过干沟、翻冰大坂，危险无时不在，这还只是在路上，生活艰苦更别提了，姥姥心疼我妈，没少背着我们掉眼泪，天天盼信，来回一封信就得一个月的时间。 这是姥姥在沈阳时写给我的信，那时候我已经调内蒙军区了，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看了心酸，便随手把这页纸寄给了母亲，母亲看后就流泪了。信是这样写的：“近来总感觉犯糊涂，耳特别聋，眼也不好，心情也不那么愉快，这都是老年现象，你妈说来看我，去年推到今年，而今年又推到明年，可是人若老了就不容时候了，等着吧……” 那时候的援疆干部每满十年才有一次回内地的探亲假，姥姥望眼欲穿，她说不知道到老还能见我妈几面。 姥姥写给我的信 　　爸妈走的那年我十岁上小学四年级，大弟上一年级，老三老四还在幼儿园。三姨在沈阳工作，小女儿身体不好，姥姥把她也带到北京。这样，姥姥一共带了五个孩子，当爹当妈又当老师，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们都说我们家开了个幼儿园，姥姥是园长。爸妈不在身边，弟弟妹妹被人欺负的时候，姥姥就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的护着我们，有姥姥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姥姥喜欢我，我是老大能帮她干活儿，国家受灾的那几年，买东西都是凭票的，我推着弟妹坐的小童车走很远的路去冬储供应点儿买大白菜，猪肉凭票还经常断货，商店一有肉，我就跑去排队，在大人中间被挤过来挤过去的。我学习知道用功，晚上都是在楼梯间里复习功课，有时会到后半夜。我会揉馒头，姥姥说我揉的馒头蒸出来好吃。我也能照顾弟弟妹妹、还能给他们检查作业。我妈每个月寄来生活费，都是我跟着姥姥去邮局取，姥姥夸我能干，她从来都叫我大王莹。 姥姥也偏心，最疼我大弟和三姨家小妹，因为大弟的腿不好，小妹身体孱弱。有一次大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让我爸在屁股上踢了一脚，虽然很轻的一下，姥姥也不让他，抬手就给了我爸后背一巴掌，丈母娘打女婿也是鲜有听说，自打那以后，我们几个谁都没有再挨过打。那个年代的教育理念不一样，父母打孩子也是常有的事。 小妹赵维的户口在沈阳，不是直系亲属在北京落不了户，那时候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上学就更不用说了。在北京办落户是非常困难的，但就连这种事情姥姥居然也能办成。原来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去了中南海，她说是去反映问题了。姥姥还真行，小妹落户的问题接着就解决了，老太太的胆识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了的。 1963年我爸妈回北京探家照的全家福 　　我初中三年级时，空军招女飞行员，身体要求非常严格，我十一次体检都是一次通过，政审时要查五代，最后我因为姥爷的问题政审没过，姥姥鼓励我："别灰心，咱们还有机会，你好好努力，姥姥支持你！”初中毕业我填报了军校，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高兴的搂着姥姥的脖子跳，姥姥也得意呐，她给老王家培养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姥姥年纪大了，我也参军走了，三姨和我妈商量，决定把姥姥和我两个弟弟接到沈阳由她照顾，大妹妹随我妈去了新疆，从此我在北京就没有家了。 上军校的那几年，每逢寒暑假我都不能去探望父母，那时候新疆的交通不便，尤其是南疆，一个单程就要10天的时间，整个假期连往返路途的时间都不够，所以每次学校放假我都回沈阳，从小跟着姥姥长大，有姥姥的地方就是家，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一个比妈还亲的姥姥。 1965年我考入了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 我和姥姥 　　姥姥刚回沈阳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姨父是领导干部，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姥姥也因为姥爷当年的事被牵连，成了专政的对象，每天到革委会报到，然后就是扫大街，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上台挨批斗，小妹赵维不忍看姥姥受苦，要去找他们理论，姥姥拦住不让。 一直到文革后期，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姥爷被认定为伪满统治时期的抗日爱国人士，这才还了姥姥一个清白。在我的记忆中，姥姥从没有和我提起过她挨整的事，也从没有抱怨过自己挨整，她只说是党和毛主席给她平了反。这些事情都是我后来从小妹赵维那里才知道的。 一九六九年，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辽宁省和沈阳市的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农村，三姨和姨父也成了“五七”战士，他们举家搬迁到了赤峰乡下，姥姥也一起去了。这样一来我探家又改道去了赤峰，赤峰县牛家营子公社的常胜沟大队是我探家要去的地方，这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东北的农村。 农村生活艰苦，冬天没有蔬菜，吃的都是夏天晒下的萝卜干、茄子干和干豆角，白菜和土豆是秋天储存下来的。老乡们靠天吃饭，没有收成就得靠救济，下放干部还好，吃的是供应粮。农村没有条件洗澡，我去的时候只能帮着姥姥在大木盆里搓澡，姥姥可高兴了，说她得了她大外孙女的济了，那神情，好像她这辈子受的苦和累都值了。 姥姥坐在农村的小院里 　　后来落实政策，三姨和姨父被安排到赤峰县粮食局，全家搬到城里。姥姥开朗乐观，从不咳声叹气，她爱听收音机、爱看报，还爱听革命样板戏，尤其是"奇袭白虎团"，她最喜欢的是志愿军侦察排长严伟才，还把宣传海报贴在墙上。姥姥特别关心国家大事，那一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乔冠华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她把乔冠华去联大说成"荞麦花去大连"，后来就成了大家的笑谈，她一点儿都不生气。 姥姥也很有一套，家里的孩子多，吃鸡的时候，她把鸡按部位分开，比如：鸡头叫鸡鸣声、翅膀叫鸡扇风、胸脯叫鸡前胸、鸡腿叫鸡后蹬、屁股叫鸡粪坑等等，每个人吃什么地方都是有一定的，谁也不打架。 我结婚那年去赤峰，悄悄的把自己的存折拿给她，姥姥不要我的钱，说我只要和她不分心就没有白疼我。一个老人，这么容易就满足了，她觉得我没变，还是小时候的我，和她一心比给她多少钱都高兴。 部队发的棉衣太厚，每年春节探家，姥姥都会亲手给我做一件轻薄的小棉袄，让我坐办公室的时候穿，每年一件，姥姥一共给我做了六件，已经几十年了我一直都保存着，尽管不能再穿了也不舍得丢掉，每年都从箱底翻出来，摸摸看看，就像又回到赤峰，又见到了姥姥。 儿子牙牙学语，我教他背的第一首唐诗就是《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当时录的磁带还在，但姥姥的恩情已经无以回报了。 落实政策后姥姥和三姨一家搬到赤峰 我探家时和姥姥在赤峰的家里 小妹和姥姥 姥姥和三姨的三个女儿 我们都是姥姥带大的 和三姨一家照全家福 我怀孕了，姥姥很快就要有重外孙了，四世同堂，姥姥甭提多高兴了。姥姥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年纪了，还执意要帮我带孩子。她让大弟陪着，从沈阳坐火车到呼和浩特，在北京中转时买不到卧铺，祖孙俩整整坐了一晚上的硬座。大弟腿有残疾，看见他搀扶着姥姥从火车上下来的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 儿子的名字也是太姥姥给起的。为了这个名字，我和我爱人没少费功夫，从刚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查字典，一本崭新的字典让我俩都翻的卷边了，直到孩子该上户口了，名字也没有想好。姥姥看我们还拿不定主意便说：就叫“新”吧！两个大学生都不及一个老太太，关键时刻还得是姥姥，单字加上姓，刚好就是“革新”的谐音。姥姥也真能沉得住气，我猜她一定是早就想好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话说与不说、什么时候说，姥姥的分寸掌握的真好。 儿子出生后五十天，我产假也快休完了，我没听姥姥的话着急给孩子洗澡，到底是把孩子冻病了，孩子小又不敢去医院，害怕被传染上别的病，孩子每天哭闹，吃药也无济于事，弄的我束手无策没有了主意，姥姥见状急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医院就是看病的地方，再不去就把孩子耽误了！这才点醒我，赶紧把军区医院小儿科的张主任请到家里，张主任只看了孩子一眼，第二句话都没说：赶紧的，都心衰了，还等什么！ 这段往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讲给儿子听，儿子每次也都是认真地在听，他那时太小还没有记忆，他也很想知道，他曾经是怎样的被太姥姥疼爱过，这也又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出麻疹，我和我儿子都多亏了姥姥。 姥姥在呼和浩特见到了她的重外孙 1978年冬天，我们几个和姥姥在呼和浩特 　　姥姥多年的操劳，积劳成疾，一直靠吃止疼片挺着，后来就离不开药了。姥姥长期服用安乃近止痛，而且剂量越来越大，我还说她是吃药成瘾了，殊不知那时姥姥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姥姥去世是因为肺部感染，后来转成肺癌，她在赤峰住院时，我去陪过床，转院到沈阳后，我又请假去了沈阳，姥姥被抬上担架的时侯还紧紧的拉着我，姥姥不想走，那种不舍，每每想起，我的心都会像刀剜了一样的痛。 在呼和浩特的时候，因为琐事我和姥姥也顶过嘴，姥姥伤心，说我变了，变得能说了、也变得有主意了，在姥姥的眼里，我应该永远都是她身边那个长不大的、听她话的好孩子。姥姥病重我去赤峰陪床，整夜拉着她的手不敢合眼，生怕一不留神姥姥就走了，姥姥说我又变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她把一生都给了我们，自己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走了。 . . 姥姥走了，她的骨灰撒向了家乡的大海，天地有灵、日月可鉴，浩瀚大海装不下姥姥的爱，姥姥的大爱——无疆！ 亲爱的姥姥，您永远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