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厚重战友情马寅的故事

红苹果

战友情一辈子

我认真的上网去查阅了一下爸爸的战友马寅叔叔，原来是一位老红军他的故事很长，当年爸爸是秘书……。

什么是战友情？

战友情是指军人在军队中结成的深厚的友谊关系。

这种友情超越了普通的兄弟姐妹之情，因为它建立在共同的生活经历、生死考验的基础上。

自古以来，结交真挚的朋友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祟尚和讴歌的对象。从春秋时期“管鲍之交”到“伯牙摔琴谢知音”；从朱德、毛泽东的伟人之交到鲁讯、瞿秋白的患难与共，这一个个流芳千古的友情故事，无不说明：纯洁、真挚的友情在人生的历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哲学家培根说得更透彻：“人与人的友情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生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在和一些人的交谈中，许多人都讲了自己与的朋友感情多么真挚。诚然，谁都有一份友情，可我觉得，人世间最美好的友情莫过于战友情。战友情谊是人生最崇高的友情！

什么是战友情？

记得爸爸妈妈告诉我们：马叔叔是一位了不起的老红军，当年和爸爸在一起并肩战斗过打过鬼子，可勇敢了。

有一年马叔叔出差到广州专门到家里来看望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留下马叔叔在家吃饭妈妈说：咱们吃饺子不放肉……。

这几天我在爸爸妈妈的柜子里翻到了这一封信，让我想起了往事……。看着破旧不堪的信封让我难过😫，这么长时间了，爸爸都保留着那份战友情永远在爸爸的心中。

他们的战友情是无私的奉献精神。

爸爸曾经告诉我们战友之间会为了对方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马叔叔经常会保护战友们，只要战友有困难他就会挺身而出。

这就是爸爸身边的战友！永远不要忘记老红军战友情，这种精神不能忘记。虽然他们远离我们很久了，可我感觉到他们不老就在身边，那一颗火烫火烫的心还在不停跳跃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读完信中的内容，我心情难以平静他们那一代的老红军就是这样的奉献自己……。不给组织上添麻烦，最后都不会忘记他们是党的儿子，忠诚的卫士！

我不知道马叔叔的后人在哪里，但我知道他们的后代一定不会忘记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战友情，就是理解与信任；战友情，就是支持与尊重；战友情，就是宽容与接受。战友头碰头，功名利禄抛脑后；战友手拉手，一起向前走。

当年的文化司副司长

忠诚的革命战士优秀的民族先锋——追记马寅同志坦荡忠诚的革命生涯

慢慢地读，慢慢地看泪流满面……。

马寅（1919—1991），回族，上海人，中共党员，曾在平凉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我国的民族和统战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

马寅生于1919年，在他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他亲眼目睹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外交困，统治政府腐败无能，勾结外寇，对内压迫民众，对外委屈求全，军阀割据，社会动荡，全国人民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进而侵占整个华北，企图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罪恶行径极端仇恨；对国民党当局奉行的对外不抵抗，对内围剿红军，残酷镇压广大民众的行为表示怀疑。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和教育下，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主张和行动，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1935年他毅然参加革命，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马寅1936年2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共青团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担任正风中学学生会主席、团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上海市中等学校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主席、党支部组织委员等职，在学生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努力团结和发动各中学的学生参加救亡活动，组织各种进步的读书会、学习会，提高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斗争中他被国民党当局三次逮捕入狱，但他都坚贞不屈，从不出卖组织和同志，每次出狱后就立即投入战斗，继续带领上海各中学的进步学生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6年党组织派马寅去北平做地下交通工作，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1937年2月到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十二连任党支部组织委员，“民先”区队长，后担任“民先”山西省队部省队长、党组书记。在这期间和爸爸是战友一起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太原相继沦陷，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党组织派遣一些同志到敌后工作，马寅坚决听从党的调遣，于1937年9月—11月到八路军115师，以“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青年工作团团长、党组成员、特派员名义，随军转战河北、山西、绥远等地，历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临时总队组织部长、党组成员，中共晋绥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晋西北区队部区队长等职，他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发动群众、扩军支前，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对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9年春，马寅因眼疾严重，组织安排他和妻子徐强（晋绥工作期间认识并确定关系）到大后方医治，先在延安住院半个月，后转到西安住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受治疗。时年4月，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校长达浦生（爱国人士，上海知名阿訇，1928年在上海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1938年该校迁至平凉，更名为“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达浦生在上海时与马寅父亲相识）受其父委托到西安寻找马寅，希望马寅能够去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工作。

当时，海原、固原发生回民暴动不久，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对海、固回民暴动的具体情况不清楚，需要派员进行情况调查。中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和杨清了解到达浦生与马寅的关系后，决定派马寅到平凉，利用达浦生的关系作掩护，做海、固回民暴动队伍的调查及统战工作，争取把暴动队伍引导到抗日和革命方面来。马寅与妻子徐强（党员）的组织关系被介绍到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庆阳），遂后他们经陇东地委介绍找到了达浦生并顺利进入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马寅的公开身份是伊斯兰师范学校教员，徐强是平凉女师学生。不久，因海、固回民暴动已被国民党军队镇压，马寅与妻子只好隐藏身份继续在学校工作，伺机对暴动情况进行调查。他们主动与平泾工委领导下的平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可夫接上头，参加了平凉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在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在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工作期间，马寅认真研究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对学校教职工构成情况做了分析，他一方面在上层教职员工中建立联系，一方面利用教师身份做进步学生的工作，团结、培养积极分子，散布革命影响，发展了2名党员，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并通过与一些教师的接触，对海、固回民暴动情况及国民党镇压回民暴动的经过作了了解。

1939年6月下旬到7月，马寅接受当时驻平国民党杨德亮（回民）部队的派遣，以伊斯兰师范学校教员的身份，负责带领一队学生到西、海、固地区做回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期间，马寅利用这一时机，深入调查了解回民暴动事件，详细了解掌握了情况。原来，在国民党陈诚部队驻扎西、海、固地区时，为了扩充军队，在回民中大肆拉兵，把拉来的兵分散编在各个连队，同汉民一灶吃饭，引起回民士兵及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部队以办夜校为名，强迫回民妇女上夜校，借机对妇女进行调戏奸污，激起回民群众极大愤恨，加之苛捐杂税沉重，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于是在马国瑞（马震武侄子）的带领下，在一天晚上聚集起来，包围了一支国民党部队，缴了他们的枪，很短时间暴动队伍便发展到二万多人，波及好几个县。当局看情况不好，请兰州回民上层人士出面搞假调解，在谈判期间调集大批部队包围了暴动队伍，突然袭击打死了马国瑞，镇压了此次暴动。后来这支力量在逃出的马思义等少数人的领导下，组成骑兵团坚持斗争，辗转到达陕北参加了抗日队伍。8月下旬，马寅写出了关于西、海、固回民暴动始末的调查报告同妻子一道赴西安向中青委汇报工作，组织要求再到延安汇报这方面的情况，于是马寅先行安排妻子徐强返回平凉继续坚持斗争，只身赶赴革命边区，就在他离开平凉之后，平凉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派遣特务对平凉的地下党进行清查和抓捕，平凉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马寅和徐强的身份暴露。在国民党军警抓捕前，达浦生透露信息给徐强，徐强连夜离开平凉去西安，后来又在西安接济几名逃出平凉的地下党员，并将他们护送到边区工作。马寅回到延安后，再未到过平凉。

1939年10月，马寅在延安先后任陕北公学学生会主任、民族学院回民班班主任、中央调查局回民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延安行政学院学生会主任等职。在学校工作中，他贯彻正确的教育方针，落实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在团结学生，帮助学生提高革命自觉方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在李维汉的领导下，开展中国回民问题研究，为党的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被中央青委授予“模范青年”奖章。

1945年，马寅随中央青委五四队到东北工作，先后任吉林市朝阳区区委书记，吉（林）蛟（河）工委书记兼吉蛟武装工作队政委，吉南工委土改工作队队长，东北铁路工会秘书长、主席，中国铁路总工会副主席等职。他遵照毛主席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的教导，不怕艰难困苦，经常深入基层群众，关心生活疾苦，发动群众支援解放军，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肃清汉奸、清剿土匪，领导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建立各级民主政府。我军转入反攻后，他带领工会干部，深入基层搞调研，发动铁路工人保卫铁路交通，支援军队的解放事业。建国后，马寅先后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伊协常委，《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主编，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兼《民族团结》杂志主编，国家民委委员、文化司副司长、顾问，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组长，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五种丛书”办公室主任等职，还被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一届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学术委员。他从50年代起，努力贯彻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同志，恪尽职守，以实际行动为党民族工作做出了贡献。

“文革”期间，马寅受到残酷迫害，但他经受住了斗争的严峻考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恢复工作积极投入到民族问题的拨乱反正之中，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研究所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筹建工作，并于1980年在杨静仁和周扬的直接领导下，和陈荒煤、玛拉沁夫等一起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面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遭受严重破坏，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落实党的民族和文化政策，热情扶植文学新人，努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和评论家，参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主持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常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书籍，特别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多次再版，并被译成英、德、西班牙、日文出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多彩的传统文化》一书以法文、意大利文、印地文和阿拉伯文出版，参加编写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编辑出版372个品种约600余万册，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和指导工作的主要参考书籍，更是边疆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了解当地民族情况、贯彻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的工具书，是一套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百科全书，为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讴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展示祖国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和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

给党支部的信，一位老红军战士共产党员的遗书。

参考资料1、民族出版社《马寅民族工作文集》2、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3、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平凉历史》第一卷

马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1990年底，他在重病住院期间，向党组织递交了《给支部的信》，其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党中央是英明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我对我们伟大的党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信心，对未来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一不搞遗体告别，遗体告别，既浪费公家财物，又耗费同志精力，遗体又不好看，反而使亲友难过，务请免除这个仪式；二遗体赠送医院，由医院任意处置；三不发讣告，让我悄悄告别……”，表达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党性意识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后事从简安排，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马寅同志从事革命工作的50余年，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从一名普通青年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优秀的回族领导干部和民族工作者，尤其在建国后，他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努力研究民族问题理论，钻研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研究、民族政策宣传、民族问题书刊编辑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党内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理论、中国民族史的著名专家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专家。

记得爸爸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热泪盈眶，妈妈说爸爸好几天都睡不了觉，回想着往事思念着厚厚的战友情。

今天爸爸的女儿看到了！

战友是天，战友是地，有了战友就会顶天立地；战友是风，战友是雨，有了战友就会呼风唤雨；聚是一团火，散化满天星。

红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精神，是广州最深厚的精神底色。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这是当过兵的人每天都要唱的一首歌，确实，诚如歌中所唱，用“兄弟”二字来形容我们的战友之情，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兄弟之间有着同样的根、同样的爱，同样的发肤和血缘，我们曾经扛过枪的战友也象兄弟一样，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共同的爱憎，是我们相同的血缘。我们的战友情之所以比金子还珍贵，比水晶还纯洁，就在于我们这种友情是在同一战壕里培植出来，直接栽种于血与火之中，并时刻和我们的命运、荣誉联系在一起。无疑，这种战友之情是人世间最伟大、最神圣的一种友情。

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在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每一次胜利与挫折，每一次欢乐与悲伤，都凝结着战友们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的浓厚情谊。红军时期大家日常说的最多的，也最平凡的一句话是“阶级友爱”。许多老将军、老红军在回首漫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时，都感慨万千地说：“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红军战士能够生存下来，靠的是坚强和勇敢，更靠的是一种建立在血与火交织基础上的战友之间的真诚团结和真挚的友情。”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希望他们会在天堂相会再聚战友情，记得包饺子不放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