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城的建立

路上老僧

<p class="ql-block">上帝之城的建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陆幸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五万年以前,幅员辽阔的美洲,气候温润,荒无人烟,植物繁茂,野兽出入,是野鹿、羊驼、美洲豹自由生存繁殖的天堂。原始的人类从亚洲西伯利亚通过今天的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的阿拉斯加地区,之后亚洲移民分批抵达美洲,为了寻找温和的气候和食物,经过不断迁徙推进,移民们终于散布美洲大部分地区,成为最早的居民。</p><p class="ql-block"> 他们以原始的生产工具和作业方式从事狩猎、渔业、畜牧业、农业等传统的经济活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拓这块沉重的处女地。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大都处出于原始氏族部落公社的不同阶段。</p><p class="ql-block">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接受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率领3条帆船和87名船员组成的船队,驶离巴多斯港,向茫茫的大西洋进发,开始了伟大的历史性航行。历经两个月的海上漂泊,哥伦布一行于10月12日终于发现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船队全体成员兴奋异常,欢呼不已。</p><p class="ql-block"> 哥伦布随即偕两位船长和王室监察官、公证官登岛,跪在在地上感谢上帝的“恩赐”。接着他宣布该岛为西班牙领土,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今华特林岛),即西班牙语“救世主”的意思。误认为是印度一部分的哥伦布继续向南,又发现古巴、海地等一些小岛。1493年3月,哥伦布率船队回到西班牙,受到朝野狂热欢迎。</p><p class="ql-block"> 1493年、1498年、1502年他又先后三次西航美洲,他们见到的美洲误认为是印度,当地土著人被称为印第安人,故安德烈斯群岛和巴哈马群岛被称为西印度群岛,就此以讹传讹一直沿用至今。哥伦布至死未发现令伊莎贝拉女王垂涎的印度财富,于1506年,因病逝世。</p><p class="ql-block"> 然而,其对新大陆的发现,吹响了西方列强向美洲探险殖民的第一声号角,美洲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新时期大比拼拉开了帷幕。</p><p class="ql-block">嗣后,不甘寂寞的法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等欧洲殖民者接踵而至,登陆美洲大陆。各宗主国在美洲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欧洲殖民者从15世纪末,在美洲进行殖民统治,便大批屠杀印第安人,大量掠夺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资源。随着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大量屠杀和迫害,印第安人的数量日益减少,殖民者又开始进行非洲黑奴的贩卖等罪恶勾当。从遥远的非洲将黑人贩卖到美洲,在种植园从事奴隶劳动。</p> <p class="ql-block">  美国,全称为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地处北美中部,国土总面积为937·261万平方公里,人口3.33亿。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1776年发布《独立宣言》迄今,建国不到三百五十年。</p><p class="ql-block"> 1620年9月,102名名受到迫害的英国清教徒,在著名请教领袖威廉·布鲁斯特和威廉·布拉德福德的率领下登上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三桅帆船,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旅程。颠簸了两个多月后到达北美普斯茅斯港,开始了在新英格兰一带的殖民。在上岸之前他们创建了具有清教色彩的“五月花号公约”,决定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建立民选民治的自治政府机构,并遵守该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制定的一切法令。“五月花号公约”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原则。他们共同创建了具有清教特色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日后扩展到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纲纪初定的二十年,其影响无人能比,称他们为美国文明的缔造者并不为过。</p><p class="ql-block"> 立约对于清教徒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和普遍的事情,其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关于“约”的概念:第一是关于天恩制约,即信徒和上帝之约。第二个是教会之约,即彼此立约共同崇拜上帝,建立教会。第三个是政府制约,,即将教会之约扩展到世俗社会,成立政府,按照他们信奉的公理宗教原则,当一群信徒感到志同道合时,就可以离开原来的教会,彼此签字立约成立新的教会。“公理”即公众治理,教会由全体公众管理,保证相互友爱关怀,共同出资支持教会,听从所选长者,过《新约》创导的生活,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因为多次迁徙,已曾立约三次,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很是正常。</p><p class="ql-block"> 立约签署者共有43人,当然全是男性,他们包括了船上的每个家庭的户主和成年单身男子,只有两个不准备定居的水手未签名。签约结束,普利茅斯垦区作为一个自治政体便告成立,全体签署者便成为自由民行使权力,他们选举约翰·卡弗先生为第一任行政长官。次年六月卡弗去世后,布拉德福德当选,此后他连选连任达三十次之多。由于他的精心治理和笔录,普利茅斯的历史至今有案可查。</p><p class="ql-block"> 五月花号公约对于普利茅斯殖民的意义是建立了一个基于自愿原则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1630年初,新英格兰政务会议赋予布拉德福德个人全权掌管普利茅斯,但他又将权力交给全体会众,不敢独断专行,可见传统已然树立。殖民地每年举行一次选举,选出当年的行政长官、秘书和几个理事。所有的教会会员都是都是选举人,也是立法会成员。立法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并起到法庭的作用。1636年,立法会通过了基本法,其中包括一个权力法案。每次开会前,他们都要高声宣读五月花公约。当殖民地扩大以后,他们采用了代议制。总之,五月花公约起到了普利茅斯宪法的作用,直到1691年殖民地纳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版图。</p><p class="ql-block"> 在美国历史上,从殖民伊始到后来的边疆西扩,留下了几百份这样立约创立政体的文件,五月花号公约是首开先河的第一份,成为美国人创建新政府的先例。美国人对五月花公约所蕴含的政治原则具有普遍共识,那就是政府由人民立约组成,主权在民和人民自治;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法治而非人治;成文宪法;定期选举治理者;政治自由乃一切自由之根本等一系列概念,而这些概念又正是现代文政治明的根本。</p><p class="ql-block"> 1622年,五月花号公约首次在伦敦被编入小册子发表。不过在很长时间内,他并不被称为公约,布拉德福德在《普利茅斯垦区史》中称它为盟约。后人也只是称它为“协议”之类。因为社会契约的概念当时还不存在。70年后,洛克的《政府论》才问世。140年后,卢梭才写出他的《社会契约论》。美国人要到1784年,也就是一个半世纪以后,才出版卢梭这部名著。塞廖尔·艾·莫里森的说法,直到1793年,奥尔顿·布拉德福德才注意到公约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才开始用“公约”一词来称呼这份文献。1802年未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普利茅斯作了一次演讲,高度评价五月花号公约,强调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契约。从此五月花号公约的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的重视,远远超出了1620年的普利茅斯。如果说美国的立国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就是英国殖民者从一开始就带来并实施了公约所包含的政治理念,而且历经四百年可以说基本未变。[1]</p><p class="ql-block"> 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在北美东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弗吉尼亚、马萨诸塞、马里兰、罗德艾兰、康涅狄格、特拉华、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纽约、新泽西、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后来,这些殖民地便成为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p><p class="ql-block">1787年夏5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溽热暑气里一场只为修补《邦联条例》而召开的大会,结果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领导下,演变成制定一部闻所未闻的联邦宪法的立宪会议,五十五位代表,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三岁,来自十二个立场各异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州议会大厅内激辩四个多月,有人出言威胁,有人离场抗议,连会议主席华盛顿都都写到“我真懊悔和这档事沾上关系”,面对几乎绝望的气氛里,会议缔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p> <p class="ql-block">华盛顿在1788年2月7日致他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亲密战友法国拉法耶特侯爵的信中说:</p><p class="ql-block">尽管来自这么多不同的州(你知道的,这些州绝无相类)作风迥异,境况各别,偏见不一。众代表却能摒除各有理据的歧见,联合建立此一国家级政府体制,此事对我来说,不蒂奇迹。[2]</p><p class="ql-block">制宪者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赋予它应有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但又不愿看到强大到足以剥夺人民的自由,因此宪法遵循三权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它谨慎地赋予政府的权力是分散的而有限的,,同时又用权力来制约权力,以野心来对抗野心,使其中每种权力都和其它权力相互制约,形成平衡。分权和制衡的目的在于监督权利,使之不至于危害。制宪者们即便不完全都持性恶论,也绝不天真地认为人——尤其是掌权的人——只能为善,更不信任权力机构。他们相信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天性,必须加以严格地限制和监督,即便是民选的执政者,若不接受监督,也照样会无限扩张自己的权力,走向腐败。美国宪法的理论依据是由洛克、孟德斯鸠等奠定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最先进的政治思想,制宪者们的特殊贡献在于根据美国诸联邦州实施联邦自治约定的协议实践,主权在民利益平衡的思想原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涵盖面广措辞简洁而笼统,全文不足五千字,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留有充分的解释和修正的余地,便于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以宪法修正案来补充宪法的不足,使之与时俱进。宪法的修正权在国会和各州,总统对宪法修正案无权否决。[3]</p><p class="ql-block">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代表签署了宪法后,宪法送交各州批准。根据宪法第7条规定,须经至少联邦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宪法必须得到至少9个州的批准才能具备最高法的效力。为了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和体现主权在民的思想,麦迪逊和其他制宪会议的代表坚决反对用传统的州议会批准的方式来批准宪法。他们主张联邦宪法必须通过“人民的最高权威”来批准。所以制宪会议规定宪法必须由各州召开专门的宪法批准代表大会来批准。于是宪法批准从1787年开始到1788年7月才走完全部程序。由于宪法本身是妥协的产物,带有诸多前所未有的体制设计,个州的利益和各州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社会层次利益又不尽一致,因此批准宪法的过程实际上又成了一次对于宪法具体条款的全国性政治大辩论的过程。各州的不同利益集团针对宪法的具体条款和总体精神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即后来俗称的支持宪法的“联邦党人”和反对宪法的“反联邦党人”。其特定的历史含义中,包含在于强调中央联邦政府权威和地方州政府对中央政府钳制的权威的区别。</p> <p class="ql-block">联邦党人扮演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义者的角色,重视政府功能,强调主张扩大这种功能,在政治哲学上强调建立严格的法治国家。并认为在一个利益日渐复杂多元的社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社会的总体利益将得不到维护,其结果必然损害小的集团和个人的利益。</p><p class="ql-block">反联邦党人的政治哲学则不同,他们主张建立一种以小政府、小国家、自食其力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共和政府,他们不相信联邦制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不相信两个主权政府可以对同一个人民同时拥有行使主权。他们认为两个主权政府结果必然是联邦政府吃掉州政府。或损害州政府的自治权力。反联邦党人还对参议院设计的权力过大,而任期较长,有可能对抗民选众议院,形成极为危险的寡头利益集团,民选的众议院就只能是一块所谓代议制的“破抹布”而已。反联邦党人主要攻击宪法中缺乏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p><p class="ql-block">面对反联邦党人的抨击,联邦党人进行了十分有力的回击,在1787—1788年期间,力主实行联邦制的麦迪逊、汉密尔顿、和约翰·尹杰先后写了85篇维护宪法的政治论文予以回击,发表在纽约等地的报刊上,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p><p class="ql-block">在不同意见的论战中整个宪法批准的过程进行了十个月左右。特拉华州于178712月7日率先批准宪法。紧接着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克、马萨诸塞、马里兰、南卡罗纳和新罕布什尔州经过激烈争论,联邦党人最终获胜。此刻,宪法已经得到9个州的批准,按理可以通过实行。1788年6月26日,在提出宪法必须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后,弗杰尼亚制宪会议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纽约州反联邦党人势力强大,但是在汉密尔顿和尹杰领导下威胁如果纽约州不批准宪法,联邦党人控制的纽约市退出该州单独加入联邦,最后纽约州以微弱多数(30-27)批准宪法。</p><p class="ql-block">迄今为止,美国一共通过二十七条宪法修正案,十条权力法案是与宪法同时通过的,后来通过的有十七条。其中包括废除奴隶制,给予解放奴隶公民身份和同等法律保护,被解放奴隶成年男子选举权等促进民主化的内容。可以说是逐步实行了普选制。</p><p class="ql-block">正是由于美国宪法的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和人民主权性,使之得以合法地自我完善而不必诉诸于革命,终于成为目前世界上使用最长久的成文宪法。宪法禁止设立国教,美国也不存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规定,在精神方面维系全体国民的主要是对其基本政治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和信念,而宪法正是它们集中的体现。[4]</p><p class="ql-block">1789年3月3日傍晚,纽约民兵在位于曼哈顿南端的炮台鸣放礼炮,向旧的邦联告别。次日,纽约全市所有教堂钟声齐鸣,伴随炮台的礼袍,宣告新的联邦降生。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与百老汇的交界的联邦大厅,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华盛顿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一篇充满谦恭的就职演说。他称刚刚成立的“联合政府体制”是由美国社会无数个团体经过“冷静思考和自愿的同意”而产生的结果,呼吁联邦的成员必须依赖于有智慧的政策,保证绝不让“地方的偏见”和“党派的敌意”之类不良因素干扰和误导联邦政府。[5]</p> <p class="ql-block">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托克维尔在全面考察了美国政体后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精辟地指出美国文明的本质:</p><p class="ql-block">“17世纪初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世界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分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的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一并前进中和平发展为法律。”</p><p class="ql-block">也因此“美国人所占的最大便宜,在于他们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们生下来就是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民主的。”天生自由的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他们是造物主上帝赐予的人人平等和享受自由民主的权力,因而带有天赋人权的意味,这在美国的“独立宣言”的开宗明义中概括的很全面。</p><p class="ql-block">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位君主,殖民时期虽为英王下属,但是英王没有来过。美国文明不是从原始人类进化发展而来,它是在17世纪初,由宗教改革后的欧洲人去建立的。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法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适应环境后结出的果实,这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源自古希腊罗马共和城邦体制经验教训和德国宗教改革和英法启蒙运动成果的新兴人类和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创造一种他们意愿中“伊甸园”</p><p class="ql-block">法国作家、学者卡莱尔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充满深情地讴歌这些美洲大地的创业者:</p><p class="ql-block">现在来看看这些美洲的撒克逊人吧,看看两百年前发生过的一桩小事。五月花号从荷兰的代尔夫特的哈文港启航!假使我们像希腊人那样开放,就会感到这是一首诗,一首自然自己创作的诗,是她在各大陆写下的主要的事情。那次航海,或许是美利坚的起源,以前的美洲已有一些漂泊流离的开拓者,但那只是些行尸走肉,是它首次带去了灵魂。那些不幸的人在荷兰过不下去,被迫背井离乡,决定去开拓新世界。那里有黑森森的原始森林,有凶猛残暴的野兽,但是总比星法院(英国法院,以专断暴虐出名,于1641年关闭)的刽子手好。他们想,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地耕耘,那里的土地就会给他们生长粮食。同样是头顶无垠的青天,可不会有人来骚扰他们的安宁,他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的世界中好好过日子,为获得永生做好准备,可以崇拜他们认为真实的东西,抛弃偶像崇拜的方式,于是,他们把自己微博的财产凑集起来,租了一艘小船——五月花,准备启航。[6]</p><p class="ql-block">五月花的创业者,所创造的确实是一部绝不亚于希腊史诗的反抗暴政,背井离乡开拓海外殖民地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社会的壮丽史诗。他们的新教信仰是他们抱着寻找或者干脆就是自己去创建一个上帝所期盼的“天上之城”理想,他们的创业气壮山河,将永久地载入世界文明史,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学的或者是社会学都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p><p class="ql-block">为此,这些理想主义的思想家、实干家,社会新形态的创造者,比如五月花公约的起草者之一威廉·布雷德福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行动的组织者,而且在连选连任三十多次普利茅斯殖民区的执政官,同时还是一位历史和文学的记录者。他的《普利茅斯垦区史》就是用优美文笔写下的一篇篇散文。被中国学者程红女士称为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他的后继就是新教牧师从神学转向人学的美国文学家爱默生,他同时是法国作家卡莱尔的朋友,神学到人学的自然切换在于新教理论上帝和自然的联系,神学“天人合一”在于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尼尔(Neal)在《清教历史》一书中描写了五月花号起锚时所举行的庄重仪式:</p><p class="ql-block">因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崇拜行为。牧师领着他们和即将与他们分手的弟兄们走下海滩,大家都庄重地祈祷,愿神怜悯他的可怜的孩子们,伴着他们去到那荒芜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也是神造的,这里有神,那里同样有神。——哈!我想,那些人要做的的是一件大事业!一件弱小的事物,甚至比婴孩更弱小,但只要真诚就会终有一天变得强大。当时清教遭到的只有轻蔑和嘲笑,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嘲笑它了。清教已经掌握了武器和资源,有了火枪、战舰,十指灵巧,右臂有力,它能驾驶船舰、开发森林、迁移山岳,——现在,它是太阳下最强大的事物之一了。[7]</p> <p class="ql-block">程虹教授是真正的读书人、译书人、著述人,将渊博的学识融入自我笔下温润细腻美丽的文字轻松自如的笔触,转化为睿智的哲思著书教书育人,在她的《寻归荒野》专著中讲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神话故事。如果说路德新教理论完成了对于旧基督教的更新改造,而美国的先驱者则在殖民地独立基础上重塑了崭新的国家宪政基础,完成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然文化情结的塑造。</p><p class="ql-block">程虹指出:</p><p class="ql-block">鉴于美国作为"自然之国"和"新大陆"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其现代化程度发展之迅猛,自然会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并兴起。或者说,它是在美国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因此,自然文学,在美国最富代表性。</p><p class="ql-block">美国自然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十七世纪,第一批移民抵达美洲新大陆。当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片举世无双、几乎末经人类之手触摸过的土地。那里既是土地肥沃、枝繁叶茂的伊甸园,又是滿目荒凉中咆哮的魔鬼巢穴。大批移民历经艰险,漂洋过海,由文明世界走进荒野中的新大陆,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度,这本身就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创举。美国这个特殊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决定了其国民性对土地那种不同的情感与联系。对他们而言,只有认知了脚下的那片土地,才可能认知自我。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更急迫地需要了解自然、投入自然。他们不只是自然的傍观者,而是自然的参与者。在新世界的面前,他们丟掉了旧世界的思想地图,开始在荒野中,重新绘制自己的心灵地图和文化风景。[8]</p><p class="ql-block">程虹在引述美国自然文学诗人爱德华兹《自然》中对于自然神的敬畏就是将大自然和人类心目中的上帝融为一体呈现给读者的,因此才有了造物主创造人类,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力这一天赋人权的政治理念。爱德华兹将人的精神寄存于自然风景之中。此时的自然对他来说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它是一片心灵的风景。他描述了儿时在父亲幽静的牧场上所经历的那一终生难忘的时刻:</p><p class="ql-block">“当我漫步牧场,仰望天空和云朵时,一种洋溢着上帝之威仪和优雅的感觉涌上我的心中,这种感觉是如此甜美,非语言所能够描述。”这种感觉后来被他称之为“第六感觉”,即一种超自然的感觉,一种上帝之光的辉映。但是,上帝的选民才可能在与自然的交流中产生这种新的感觉,并与之以上帝沟通,从爱德华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自然的神圣;如果说自然是一本书,那么上帝就是自然之书的作者,这本书的每一页、每一个符号都出自自然之手。正如爱德华兹在《自传》中所述:“上帝之美德、其纯洁和仁爱,似乎显现在在万物之中:在日月星辰中,在蓝天白云之中,在青草香花之中,在树木流水之中,在所有的自然景观之中”</p><p class="ql-block">“上帝之城”是超越于所有“世俗之城”宗教道德偶像,这种偶像是理想的产物因而是不可逾越的,如同自然规律不可抵抗一样。因此,才可以比较出世俗君王或者统治者在政治上缺陷或者卑污和肮脏才需要以上帝的名义设计出良善的政治体制建立某种主权在民体制对于君主权力进行有效制约。</p><p class="ql-block">爱德华兹在另一部作品《圣物影像》中,则以比喻的手法表明:</p><p class="ql-block">上帝把整个物质世界造成“精神世界的影子”或者“仿制品”在这部作品中,玫瑰是“辉煌的皇冠”。风和雨,光和热是“上帝圣灵的流露”,河流象征着上帝的慈爱,源源流淌;岸边的树木,象征着依靠圣灵的滋润而成长的圣人;只是偶尔我们才能瞥见自然中的阴影:乌鸦——魔鬼的象征,它靠啄取死尸之阴魂而寄生。[9]</p> <p class="ql-block">面对现代商业精神也可认作新教理论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对民族政治、道德和文学品格的影响,美国自然文学派代表人物大卫.梭罗在1837年8月30日哈佛毕业的演讲中谈到他的理想,大抵所有具有良知的文学家,在面对世俗被金钱权力所污染躲避尘市喧嚣,寻求荒野大自然宁静洁净精神生活的诗意畅想,也即皈依上帝的怀抱:</p><p class="ql-block">考虑商业精神对一个民族道德品质的影响时,我们只需看看这种精神的主导原则。我们主要探寻他的起源,以及那种怀着对财富肓目、怯懦的爱仍然珍视和支持它的权力。是否有人严肃地问过,这种精神的盛行会不会对社会有害?无论它存在于何方,它绝对肯定会成为主导精神,自然而然,它向我们所有情感和想法中灌注入了某种自私。我们的爱国心里有自私,家庭关系里有自私,我们的信仰里也有自私。</p><p class="ql-block">让人类忠实于他们的天性,培养道德情操,过一种豪迈独立的生活。让他们把财富当成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听到商业精神。大海依然潮起潮落,大地依然青翠葱笼,空气依然清新纯淨。我们居住在这个神奇的世界,与其说方便不如说精彩,与其说有用不如说美丽一一它更值得爱慕欣赏,而不是使用。″</p><p class="ql-block">最后,他指出:</p><p class="ql-block">"我们的主题有其闪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我们考虑这种精神,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高兴地看到他的另一指标,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完全而普遍的自由,反映了人类正在向等待的他们的无数发展又迈进一步。我们很高兴,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中不是贫瘠的一章一一它记录了的进步可以说是普遍的和明显的。我们为那些令智者和仁人担忧的无节制而自豪,因为它们表明,人总不会是物质的奴隶,不久便会摆脱掉那些使他们与畜牲类同的世俗欲望,以与造物主相适宜的方式,度过旅居在这人间天堂的日子。[10]</p><p class="ql-block">[1] 参见钱满素主编《自由的刻度》东方出版社2016年11月版第20/21页。</p><p class="ql-block">[2] 参见【美】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著、郑明萱译《民主的奇迹》新星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二版第5页</p><p class="ql-block">[3] 参见钱满素著《自由的阶梯》东方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49/50页</p><p class="ql-block">[4] 参见钱满素著《自由的阶梯》东方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55页</p><p class="ql-block">[5] 王希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19/125页</p><p class="ql-block">[6] 参见【英】卡莱尔著、张志民、段忠桥译《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42/143页。</p><p class="ql-block">[7] 参见同前第143页。</p><p class="ql-block">[8] 参见程红著《寻归荒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北京版第9页</p><p class="ql-block">[9] 参见程虹《寻归荒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北京34/35页</p><p class="ql-block">[10] 参见【美】梭罗著《瓦尔登湖》许崇信、林本椿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37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