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同早晚 岁月促姻缘

持心如水

1973年夏天，县委各部门抽调人员，加上各单位选调的30多名青年，组成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经过短暂培训后便分赴各公社，我和宠厚平随杨仲海、吴安君来到了靠山公社靠山大队。半年后，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工作队又充实了人员。新的工作队长是县委宣传部的陈国甲。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当年36岁，为人随和，爱交友，重情意。他领导的工作队和当地干部群众相处甚好。两个副队长都是女同志，一个叫曹奇，是宣传部报导组的干部，后来成了我的爱人；另一个叫刘少敏，是县总工会副主席。她本是沈阳下乡知青，后来在食品公司屠宰车间工作，曾是县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

工作队两人一组，一男一女。没过多长时间，有个已婚中年男队员给自己一组的工作伙伴写了一首诗：“一从会流才， 巧合惬意怀，牡丹红梅艳，恨不同时开！”那位工作伙伴是年轻未婚姑娘，未解其中之意，又不好问作者本人。可能我俩都是同龄知青，就拿给我看，我说“看不懂”。然后，我给写诗的那位男同志写了几句顺口流：“寒暑犹天壤，冰炭难同炉。劝君多自爱，切莫入迷途。”大家凑趣说，我们开个诗社吧。有一位辽大中文系毕业的队员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做诗不能没酒。可当时买白酒是要购物券的，为了以酒助兴，队长去公社卫生院，找到县医院下派支援的医生，弄了瓶人参药酒。谁做出一首诗，大家就举杯相庆。不知不觉，一瓶酒被几个人全喝光了，结果药力发作，心火烧膛，干呕不止，可见那时候的药都是真材实料。

这些事被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李桂实知道了，从县里来到工作队，对我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我当时还不服气，心想，这不过是写着玩玩而已，哪有那么严重。其实，当时有些工作队内部或工作队员与当地青年之间产生了感情纠葛，影响不好，领导是防患于未然。随着相处日久，我对李桂实的印象越来越好。正是在他的教导下，我对党有了初步认识，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李桂实，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是省政府走五七道路的十五级干部。当时，我们对他都敬而远之。其实，他正直无私，心无旁骛。当年9月，县文化系统有3 个人由工人转为干部，其中有我一个，就是经过他最后审定的。后来，他的儿子和我爱人在省委党校同窗二年；他的大女儿又和我在省艺术馆领导班子共事两年。我们都觉得缘分不浅。2008年，他精心护理多年的老伴病重去世。应他大女儿嘱托，我帮他与原县文工团一位娴淑漂亮的独身老师建立了联系，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后来每逢聚在一起，他总要谢我一番，然后强调：这不过是你还我一个人情而已，当年在工作队是我给你们牵的红线！我暗自发笑，老领导这可有点言过其实了。

1974年夏天，工作队大部分人撤离。宣传部为了掌握农村情况，将陈国甲、曹奇和我留在了靠山公社。不久，靠山公社又成了学习小靳庄和批林批孔的先进典型，县里经常有人临时到这里帮助工作。从这时开始，我与曹奇多了些相互观察、交往、了解的机会，逐渐地相互确认对方为生活伴侣。碍于纪律约束，我们没有公开恋爱关系。到了1974年11月，我们从靠山公社撤出后，陈国甲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工作队结束后，我被调到县文化局工作，兼任文化系统团委副书记。后来又参加了县里的“学大寨工作队”。1976年1月8日，我在下肥地工作队，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好像有一种塌天的感觉。

这一年，三个伟人的相继离去，使全国人民心神不宁。妈妈可能是怕夜长梦多，催我结婚。还没等我从工作队回来，她就领着曹奇到街道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前，妈妈拿钱让我和曹奇去沈阳买点衣物。我们到生生照像馆拍了个二寸黑白合照，在太原街转了半天。逛街对我来说就是惩罚，每到一处，我就让曹奇自己进去选购，我在大门口等候。到现在这个脾气也没改。她给我妈买了条大羊毛围巾，自己却什么也没买。我们俩在饭店吃了顿高粱米饭。回来后妈给我好一顿数落。

其实，成家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爸爸托西丰的同志买了些榆木板，青年点同学张海山的大姐夫在木工厂工作，他帮我进行了干燥处理。中学同学王长林会木匠手艺，他在工作之余帮我作了个三屉桌和小柜。曹奇花40块钱在她插队的莲花公社买了一对木箱。

我自己也没闲着。利用每月集中休假时间，我请在工厂上班的青年点同学隋静帮忙，将厚钢板用水焊割出了3个奔跑的梅花鹿形状，又找来一段二寸铁管和一些4分管， 在车站货运车间用砂轮、钢锉、台钳、台钻等工具，忙活了好几天，做成了一个茶几，一对折叠椅。茶几是三只小鹿扬起前蹄，用膝盖顶着铁管，小鹿的眼睛是一个透孔，两边镶上钢珠，铁管上部分开四叉，托起台面。在起重机厂上班的大妹妹车了一个铁的葫芦坠儿，妈妈拿到小工厂镀铬，拧在下面管口处。文化馆的赵化老师用油画色寥寥几笔，小鹿便栩栩如生。几十年过去了，后添置的家具有的已经尸骨无存，而我做的这些东西仍完好如初。后来，我对木工产生了兴趣，自己还设计制做了多用柜和大衣柜。

10月17日，星期天，金风送爽，艳阳高照。妈妈起早为曹奇做了“离娘面”，大妹妹带着热面，前来帮忙的六位邻居家孩子陪同，一行人去县委独身宿舍接新娘。说是“去时是单儿，回来成双儿”，可去了半天也没回来。原来，正在机关加班的县委宣传部黄部长得知此事，说虽然小曹的父母远在朝阳，不能到场，那也不能让小曹一个人走啊，得找几个同志陪着“送送”，所以耽搁了。新娘子的衣着一如往常。大妹妹的师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红头绳，扎在了曹奇的短辫子上。就这点装束，还引来了路人异样的目光和一帮半大小子的起哄。我和曹奇给陆续来道喜的人行了一天的礼，这婚就算结了。虽然简单，但上海的烟、牡丹江的糖，也算体面。第二天，我们俩就去挖黄土，准备打煤坯，婚假变成了劳动节。